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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马克·吐温的分析介绍也较详尽。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其社会讽刺的一面。在所有作品中推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他最优秀的作品，给予较深入的分析。我特别喜欢那段关于此书艺术风格的评论。作者指出它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把对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幽默风趣的想象溶为一体，这确是搔到了痒处。这本书之所以使人喜爱，不就是在其亦庄亦谐，在那充满浪漫气氛的密西西比河上的阴晴朝夕之中展开了一幕具有严肃的社会内容的幽默戏剧，情节起伏，妙趣横生之处么？相比之下，作者对此书的姊妹篇《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评价，则未免把内容说得过于严肃，未尽妥当了。此外，在谈马克·吐温时若能把“美国式幽默”结合来介绍一下（书中提到了，但是没有发挥），就可以使他不那么显得是个类乎孤立的现象。作者没有注意及此，也许就是在本书中对马克·吐温的成名之作，当时风行一时的《跳蛙》这一短篇竟一字未提的原因吧？对马克·吐温后期的反帝作品，本书吸收了美国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较详尽的介绍，这也是一般国外的美国文学史不大会收录的内容，而缺了这一方面，对马克·吐温的评价是不会全面的。
杰克·伦敦在本书中占有一章。对他的作品内容方面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得当的。总的说来，本书对其作品的社会思想内容是用比较直接的手法来表现的作家的评价，如上述的惠特曼等，就比较好，而对别的一些手法不同的但也是重要作家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处理，就不太能令人满意。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莫比·的克》是一本世界名著，也是一本内容丰富复杂的书。凡是仔细读这书的人总会觉得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但好在那里，多年来论者甚多，却难有“定论”，也许竟永无定论也未可知。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说麦氏把巨鲸写成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与人对立的因素，白鲸的形象实际上象征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它被写得强大可怕是反映了麦氏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展的不理解，对新的社会矛盾感到惶惑不安”。这个看法很新颖，但需要从麦尔维尔的思想中，特别要从作品本身中提出证据来，才能说服人，可是这一点，文学史的作者们没有能做到，这就未免有点使人感到不足。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一本文学史对每一个作家都要做一个政治和艺术的“鉴定”？能不能对有些作家一下还掌握不稳的可以采取“阙疑”的办法，暂不勉强做“结论”？可以把现有对他的评价介绍一下，也可不提出文学史作者自己的见解，而由读者通过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去自己判断哪种评价较为合理。这样岂不甚好？写文学史最好是有广泛的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但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写文学史，而在美国文学中用这种观点进行专题研究的人，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不多的，这就给史家增加了负担，造成了困难。因之象这样一本简史只要能把文学史上的时代、流派大致说清，对有关作家作品的基本事实能加以介绍，对多数主要作家的评价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使人读后对了解这一国作家的作品能得到一定的帮助指导，就是做了很有益的事。这一点本书是做到了的。至于有些影响很大但不好分析而研究工作又没跟上的作家，对他们来个只“介”不“评”，引导读者自己去读他们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来评，我看在现阶段我们自己写外国文学史时不妨一试。
这本书在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上总的说是很好的。比较起来，在艺术分析上就简略得多。当然，这样一部简史在艺术分析上不可能要求详尽，但是有些重要而经常为人们谈起的知识还是应当向读者多介绍一点。如亨利·詹姆斯对现代小说的最大影响是在小说技巧方面，本书提到了詹姆斯的细致的心理描绘，也提到了他的“角度论”，但是语焉不详，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和詹姆斯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关系也没有结合起来讲一下，并用实例来说明（短例可用如《波英顿的珍藏品》的开场，长些的可用如《使节》的最后一章）。如能那样，对读者了解这种技巧，就会更多一些启发，对我国文艺创作也可以有所借鉴。对欧·亨利的著名的使用出人意外的结局的方法，若能具体举一个短篇的情节来说明，就会清楚得多。当然在本书有些地方，对介绍作者艺术性也处理得很好，如艾米莉·狄更生那一段所引的几节诗虽是用来说明她作品的内容的，可是因为选得恰当，使读者对她的艺术风格也颇能得到些感性知识，比单靠叙述有效多了。
本书对黑人文学给予了较多篇幅，这也是一个特色。全书中对作者和书名注了原文，很便于读者进一步去读原著。若能在出下册时，在本文后面结合各章附一个阅读书目，推荐给读者，那就更好。希望几位作者再接再厉，使我们能尽快看到下册。
周珏良
《世界之窗》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创办了一种专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综合性翻译刊物《世界之窗》。它将帮助读者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活跃思想。它通过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报导和分析，将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本质。它还将选译一些国外的推理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
《世界之窗》两个月一期。创刊号于七月下旬出版，有文约十三万字，照片、插图近三十幅。上海新华书店经售。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垄断资本的秘密战争》，揭露垄断资本集团间勾心斗角窃取业务情报的活动；《富士山麓的奇迹》，介绍日本工作效率管理制度；《萨达特、贝京、卡特会谈内幕》；卓别麟自传的选译《初上银幕》；等等。
《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长期以来，在《简·爱》的评论中，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只有小说开头关于慈善学校的部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反映现实”、“暴露黑暗”，而其余则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列，应予批判等等。我自己多少也曾是这样看的。
现在仔细想想，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妨用这种“反映现实”的标准来检验一下《简·爱》，看看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按这个尺子去量，剩下来合格的东西不多了。其一，简·爱在罗伍德学校的部分反映了资产者心肠的冷酷、慈善机关内部的腐败以及宗教界上层分子的伪善等等。其二，关于罗契斯特先生和他的庄园的描写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年贵族在乡村拥有的权势与声望；围绕着他的婚事的纠葛还反映了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因为他是为财产关系才被蒙骗与有遗传性精神病的女人结婚的。其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世态炎凉，有的从正面写，如布兰希小姐听说罗契斯特的财产已经耗尽，府邸只是一副空架子，心就凉了，态度也变了；有的是侧面提到的，如简·爱的母亲嫁了她爱的穷牧师就被赶出家门。其四，罗契斯特的父兄等辈在西印度群岛发了财，简·爱的叔叔给她留下的两万镑也是在那里赚得的，这当然是不意之中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掠夺的一个小小见证。其五，里弗斯要去印度传教、在乡村办小学等则说明教会的影响，等等，等等。总之，如果要这样去找，《简·爱》一书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似乎也不少。甚至还有一句话提到“镇压骚乱者的部队”，指世纪之初的破坏机器运动。
毫无疑问，《简·爱》对当时英国社会这一类的反映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特别是关于学校的一段，是根据作者亲身的经历，以她所住过的慈善学校为原型，生动、逼真，凝聚了作者对那个卑琐的环境中为所欲为的小暴君的极端鄙夷与仇恨，书出版后，当地人都认出了其中所指，拍手称快。
但是，毕竟作为对学校、对慈善机关的揭露，不及狄更斯在《尼古拉·尼古尔贝》、《奥列佛·特威斯特》来得那样淋漓尽致。关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婚姻市场上的无耻交易，又要数萨克雷的讽刺切中要害。若单论这些方面的成就，《简·爱》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其他的所谓现实主义成分，在作品中只能算是旁敲侧击、细微末节，还不是作品的有机内容，孤立地看，没有多少分量。不难看出，如果这本小说不是写出了简·爱这个人物，所有这一切，就缺少一个灵魂，它们就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这本小说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全书没有哪一部分能脱离简·爱的形象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就以罗伍德学校那一段来说，若不是为了表现简·爱性格中自幼便形成的反叛特点，那么，关于校长先生种种丑态的描写并不比通俗小说中的手法高明许多，远不足以构成《简·爱》一书的精华部分。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类描写具备了历史文献的价值，请问，我们直接求助于史书岂不更好？当然我们不否认文艺作品的认识价值，但怎样理解这种认识价值本身又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把优秀的外国古典文艺仅仅当作历史图解，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多少新的现象需要我们去认识，多少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抱住勃朗特等作家去了解资本主义，够用吗？更何况，这种批评方法如果流传下去，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归根结蒂，《简·爱》一书的主体和真正价值，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还是关于女主人公简·爱一生的故事。如果贬低简·爱的形象而只看重其他部分，那就无异于《汉姆雷特》一剧少了丹麦王子。
现在，我们如果调转角度，不是首先抓住对社会现象的零星暴露和影射，而是从女主人公的一生与性格的角度来看，那么《简·爱》一书的全貌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有读者提出过《简·爱》的社会背景问题。《简·爱》1847年第一次出版。1848年连续再版两次。1848年前后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革命、巴黎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议会改革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而《简·爱》除了关于镇压骚乱的一句话以外，全书中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简直麻木不仁。说来说去，它就是一部关于孤女简·爱一生的故事，根本没有试图涉及重大题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平凡的故事偏偏成为历史社会的典型产物——通过一个妇女的命运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发出了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远没有获得平等权利。就是宪章运动也没有提出男女平等问题。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温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葛德温的《为女权一辩》出版后就得不到承认。当时妇女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她的财产在结婚之后自动归丈夫支配，只有到十九世纪后期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案”，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善。远在易卜生之前，狄更斯的女主人公早就发出了“我不能在玩具房子里当玩偶”的呼声。新兴的工业化大城市吸收了社会底层的妇女劳动力，其中熬不过那非人劳动条件的就沦落为娼，伦敦夜晚的街道“响彻着妓女的诅咒”。有文化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也很成问题。她们没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到工厂做工又有失身分，教书、当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职业维持着薄薄的一层体面的面纱，实际的地位待遇与女仆所差无几。《雪尔莉》中的一个人物提出来要去作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发疯了，可见非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勃朗特姐妹先后都为生活所迫当过家庭教师，她们的书信中有不少关于这种悲苦生活的记载。我们从这些信中看到，受苦受累之外，最难忍的是那屈辱、单调、孤独（夏绿蒂1843年3月1日的信）。这些女孩子只身在外，在陌生的环境里所看见的脸面都是那样“冷酷、阴郁、枯燥”（1847年1月28日的信）。作者的妹妹艾米莉愤慨地写到“私人教师除了该她干的那些劳累的活计外，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1839年6月8日的信）。不言而喻，《简·爱》中的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凝聚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经过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
《简·爱》前后的英国小说有许多都涉及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问题，在处理方法上各有千秋，对比之下，《简·爱》的特点就更加鲜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中篇小说《巴拿马之行》着重心理描写，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只身乘轮船去巴拿马，准备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富翁，作者微妙地写出了她从心理到生理上对这桩婚姻的反感，表现出这种肉体的买卖对妇女精神上的折磨。萨克雷笔下的利培加把当女教师作为打入上流社会以待进一步见机行事的阶梯，而作者又借她的活动暴露那个社会。至于擅长描写妇女形象的奥斯汀则往往对她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做喜剧性处理，使她们都巧妙地避免了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
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简·爱》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正面出击，以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对这类妇女的地位处境中的一切不合理做了高度集中的概括，并通过她对安排了这种命运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小说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要突出的是简·爱自幼以来的反抗精神。她从寄居舅妈家时候起就用严厉批判的眼光看待舅妈一家人的为人行事，对他们的虐待与欺辱充满了仇恨，以超过她的年龄的敏锐和洞察识破长辈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卑劣用心；第四章写她在离开舅妈家的前夕，有了一次大爆发，尽管她弱小，无人保护，还是不顾一切地痛陈里德太太对她干下的种种亏心事，使得那位有钱有势的太太竟然害怕起来，而简·爱自己却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复仇的喜悦、突然感到灵魂进入了一个新奇的自由的境界。简·爱性格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关于慈善学校的一段描写继续展示简·爱的性格。现在她更成熟了。她用利剑一样的目光审判着慈善学校日常生活中种种欺弱怕硬的丑恶行为，特别从道义上鄙视那个贪婪、伪善，以虐待孤儿为营生的卑鄙的小暴君布洛克尔哈斯特校长。简·爱的幼年和少年都是在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生长的，而她“什么也不忘记，什么都不宽恕！”
在简·爱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着重描写她的精神世界，她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如果说《简·爱》带有自传性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部内心生活的自传。简·爱的“灵魂象一团火”，她的性格“不屈不挠”。象她这样一个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富于幻想的少女，被命运抛到那样一种环境，千百种的不公平，对她的敏感的神经尤其不能容忍。通过做梦、作画，我们还看到，她那要迸发出来的郁愤简直有如暴风雨前的滚滚乌云；有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她的幻想又凝结为人间没有见过的形状和色彩。《简·爱》的这些部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
受不了慈善学校里的压抑，简·爱辞去了教职改到桑费尔德庄园去做家庭教师。由于自幼以来就是处在敌对的环境里，简·爱到桑费尔德后采取的姿态是矜持的，防卫的。她不暴露自己的内心，怕它受伤，倒是随时准备对付外来的攻击。罗契斯特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尽管地位和境遇与简·爱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在愤世嫉俗这点上与简·爱渐渐地、渐渐地，经过多次尝试，达到共鸣。
下一个步骤便是报复。人们很容易看出《呼啸山庄》中的报复，因为它交织在情节里；而往往忽略贯穿在《简·爱》整个构思中的报复心理。如我们所看到的，夏绿蒂·勃朗特在关于慈善学校的那一段描写里就对当年虐待过勃朗特姐妹的“鹿头学校”给予了永久的宣判与定罪。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报复。而在简·爱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却通过自己心爱的人物简·爱对整个上流社会进行了阶级的复仇。毫无疑问，罗契斯特先生举行舞会那一场戏是全书的高潮。在那豪华的场面里，身材瘦小、穿着寒酸的简·爱被那些傲慢的太太小姐们任意奚落，但这段描写绝不是简单地为家庭教师鸣不平。作者的真正用心，是在于以此烘托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即罗契斯特向简·爱正式求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对罗契斯特来说，等于社交上的自杀行为。客厅里的一幕用很多笔墨刻画布兰施小姐，她有门第、财富、美貌和教养，而且显然倾心于罗契斯特。在天秤的另一头则是一无所有的简·爱。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突出罗契斯特的决定的不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还不过是那个具有永久魅力的灰姑娘故事的十九世纪翻版罢了。这种处理，夏绿蒂·勃朗特实际上是在艺术的王国里对于在她当家庭教师期间一向蔑视她、欺负她的东家太太小姐们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报复，在她们的世袭领地里彻底战胜了她们。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关键在于简·爱怎样取得了胜利。作者留下了确凿可靠的材料说明她有意把简·爱写得“跟自己一样瘦小，没有姿色，但依然迷人”（见哈里叶特·马丁诺1855年的悼念），这样，简·爱的胜利就更加彻底，她凭自己的人格美、精神吸引力一举把那些浓装艳抹的贵族小姐赶出竞技场，把她们炫耀的虚荣浮华统统踩在脚下。舞会这一幕不仅是故事的高潮，而且是全书的精华，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提出了人格和精神美的问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一个人物，跟简·爱一样贫穷孤苦的少女吉恩，也是在当家庭女教师时迷住了一位资产阶级大少爷，结了一门好亲事。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