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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舞会那一场戏的高潮后，一个平庸的作家只能来个急煞车，让故事在庆祝婚礼的教堂钟声中结束。但是夏绿蒂·勃朗特有勇气打乱自己好容易建成的如意布局，让简·爱从优胜者的欢乐再度陷入痛苦与绝望。这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对简·爱的反击。罗契斯特先生有发妻，简·爱被推回到她原来的地位，只能作不被社会承认的情妇。但是，正如罗契斯特所说——她“反叛命运的安排，要与我平起平坐”。简·爱只身逃难，几乎沦为路边饿殍，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简·爱命运中的这一起一落，她的反叛性格塑造得更完满、更丰富了。人们提起反叛性格，好象非得有于连的一番作为或恰尔德·哈罗尔德的一副姿态才合格。其实，叛逆性格，关键还在于“性格”。英国社会的发展和英国小说的发展的许多条件促成简·爱这个平凡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高度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反叛精神，通过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的空虚和虚假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抨击。夏绿蒂·勃朗特创造了英国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新就新在这里。
《简·爱》出版之后，“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测匿名的作者是谁”（《书信集》第二卷第228页，艾伦·挪西信）。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攻击，被指责为“不敬神的”、“邪恶的”、“奸诈的”、“造作的”（1847年12月31日信）。权威性的《每季评论》（1848年，12月号）攻击它“趣味粗俗”，“推崇异端”，说它是一部“反对上天……对贫富的安排”的“反基督教的”作品，指出“正是在滋养了宪章运动的那种思想情绪的推动下才写出了《简·爱》这样的书。”而另一家《基督教提醒者》（1848年4月号）说得更简洁明了：“《简·爱》通篇燃烧着道德的雅可宾主义”。《简·爱》一书的基本倾向如何，这些评论是最好的见证。
在《简·爱》问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压在社会底层的英国工农群众在文学上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产生出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用文艺的武器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彻底的讨伐，宪章派文学实际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在当时，两部最重要的反映工人阶级状况与呼声的作品《塞比尔，或两个民族》和《玛丽·巴顿——曼彻斯特生活的故事》，分别是由保守派贵族狄斯累里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的传教师太太盖斯凯文夫人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没有文化的买卖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教会倒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当时安利干教的牧师，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而其社会地位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掌握文化，另一方面具有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十九世纪许多作家都是产生于这个社会阶层绝非偶然，《简·爱》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抗议在文艺上的结晶。
夏绿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写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严的不可辱不可犯，深邃激越地控诉了践踏人的价值、浪费人的生命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传播了这种朦胧的意识，在只认现金交易的资产阶级哲学之外，天地间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更值得人们尊重。归根结蒂，这是西欧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继续。过去有过一种认识，笔者本人也不例外，以为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就能有效地把它打发掉。其实，如果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文艺上还沉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的时候，简·爱式的抗议确实起到抨击现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战斗作用，尽管那种秩序还正在发展当中。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简·爱的精神概括为推崇人格、鄙视和反抗一切仗势欺人、道德伪善、趋炎附势、妄自尊大等任何阶级社会都会产生的卑劣心理，那么显然，这种精神在产生《简·爱》这部作品的时代过去之后也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评论应该努力把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工作贯穿在通篇的分析中而避免安上一个“批判”的尾巴。遗憾得很，这一次是作者自己造成的，并非他人所强加。真理往前多走半步便是谬误，在笔者看来，《简·爱》的情况就是如此。问题不在于简·爱通过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结合加入了她原来敌视的剥削统治阶级。问题在于，夏绿蒂·勃朗特滥用作家的权利，在艺术的小小王国里为所欲为，殊不知社会生活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我们看到，作者仿佛陶醉在精神报复的狂欢中，简直忘乎所以。请看，简·爱本来是凭自己的精神美征服了罗契斯特，她和他之间达到了人格上的平等，可作者偏要画蛇添足，给简·爱挖掘出一个财主叔叔和两万镑的遗产，好象不在财产上平等，其他一切都不算数，这岂不是否定了简·爱的精神价值？又如，幼小的简·爱被舅妈一家虐待、抛弃，可是她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本身就是对迫害她的一切社会力量的胜利。可是后来，作者似乎忘了这一点，在故事的结局非得让舅妈破产、忏悔、死亡，让表哥自杀、表妹堕落，总之，象童话里的王子一样最后必得把恶魔统统杀掉，非此不算痛快淋漓，其实，作者这时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资产阶级通俗小说的俗套了。
以本文小小的篇幅，不可能包罗《简·爱》评论中的所有问题。只是想说明，《简·爱》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都能在作者对简·爱这个中心形象的处理中得到解答，无须乎根据作者在形象之外写了什么，或者没有写什么去判断。不过这就涉及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更不是一篇《简·爱》评论所能解决的。我只想说，我自己是这样读《简·爱》的。
朱虹
《红旗飘飘》恢复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7年五月创刊的《红旗飘飘》丛刊，先后出版了十六集，保存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对广大青年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然而，在1962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挥舞大棒，迫使这个丛刊停刊了，已印好的三十万册付之一炬，还迫害了一些革命同志。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老同志和读者建议恢复出版。近经中宣部批准，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恢复了这项工作。1962年以前出版的十六集，将选编重版。选编本将改按文章内容、反映的年代汇为四五个集子。第一集选编了四十八篇有关革命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回忆录、传记和故事，约四十五万字。第二集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录，第三集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录，第四集选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录，都在编辑排印中。
新编的《红旗飘飘》，从第十七集起，每集约二十五万字。第十七集收文二十篇，有七篇是分别回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志的，此外有回忆王若飞、李克农同志的。以回忆解放战争为中心内，容的第十八集，也将在国庆前后出版。
目前，老同志、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情非常高。《红旗飘飘》第十七集刊有一则征稿启事，对范围、内容、体裁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何边
简论《红与黑》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司汤达的真实姓名是马利…亨利·贝尔，司汤达是其笔名。他在一七八三年一月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司汤达深受伏尔泰的信徒、启蒙运动进步思想的拥护者、外祖父亨利·甘尼永大夫的影响。甘尼永大夫十分关心外孙的成长，他培养他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习惯，给他讲述历代英雄的光辉事迹。司汤达后来自己也说：“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教育成人的”。
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九年，司汤达在故乡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里求学。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学校教师大多是启蒙思想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对于司汤达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司汤达在毕业后来到巴黎，经亲戚的介绍到军队里工作。一八○○年随同拿破仑军队来到意大利的米兰。在意大利，他深深爱上了文艺复兴时代辉煌的艺术作品。不久，他脱离军界，回到巴黎。在巴黎他专心阅读唯物主义哲学家蒙田、爱尔维修等的著作，也接触到了卢梭的作品。一八○六年，司汤达重新到军队中服务。但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一败涂地后，司汤达也就结束了军人生涯。从这时起直到一八二一年期间，他一直侨居在意大利。侨居期间，他开始写作，积极参加要求在艺术中运用历史和民族题材、发扬民族的英雄气质、主张艺术接近现实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司汤达先后写出了《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恩泰斯》、《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著作。
一八二一年，司汤达被迫离开意大利，回到巴黎。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作论艺术的著作《罗西尼传》和《罗马漫步》以外，相继写出长篇小说《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和《红与黑》（一八三○年）。
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因写作收入菲薄，不得不出任国家的官职，做教皇管辖下一个滨海小城的领事，但他对接替波旁王朝的新政府并不表示同情。在这段时期内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一名《红与白》），但未完成。
一八三六年夏到一八三九年夏，司汤达是在法国度过的。他在法国外省各地作过一次旅行。他写出了《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和《法国南方旅行记》等著作。接着，他又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
一八三九年八月司汤达重返任所，开始写第五部长篇小说《拉米埃》，但到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他因健康不好，再度请假回国，这部小说的写作也未能完成。司汤达终于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在巴黎中风逝世。
在司汤达所写的五部长篇小说中，《红与黑》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
《红与黑》原书有一个副标题，这就是《一八三○年纪事》。一八三○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七月革命的一年。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的垮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法国国土上驻扎着十多万英、俄和普鲁士等国的占领军。法国不仅要承担这些占领军的给养，而且还要付出七亿法郎的赔款。同时，重新恢复统治的封建势力，则是仇视革命，迫害人民。特别是法王查理十世，更对法国人民施行高压政策。查理十世所颁发的七月敕令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终于导致波旁王朝的再被推翻。
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就是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的。
据一些给司汤达写评传的作者说，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以当地法院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杀人案件作为基础而写成的：有个青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给他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爱上了这个家庭的主妇，最后在一种妒忌和绝望的冲动下把她杀害了。
这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可不能因此就把《红与黑》看作是一本庸俗的社会小说。高尔基曾经这样说：司汤达的才能的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通过典型人物生动的描写，十分深刻地分析了青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命运。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象拿破仑这样由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开头只当一名下级军官的人，一跃而为叱咤风云的国家元首，这在当时欧洲各国青年人头脑里，无疑引起了许多幻想。《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的是，于连似乎有点“生不逢辰”，在他成长懂事之年，拿破仑不但已经垮台，而且墓木已拱了。
于连·索黑尔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地位自然比当年拿破仑还差。摆在这样的青年人面前的，本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乖乖地继承老子的家业——做木匠；一条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凭一己的血肉之勇杀出一条路来。
幸乎不幸乎，于连的头脑看来要比周围的人“灵”一点。他自恃自己的才智，自然不甘心老死乡下，做一个木匠，一定要“出人头地”。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经被大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堵死了。
在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就弯弯曲曲地生长。既然前一条路不通，于连就一心想当一名年俸十万的大主教。为了博取人家的赏识，他明知道毫无价值，却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读得能够全部背诵出来。
他的惊人的背诵本领，让他跨进维立叶尔市市长的家门，做起家庭教师来。
但于连一方面竭力想挤进上流社会，一方面却又瞧不起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开头所以要占有市长德·瑞那的夫人，为的是他要对看不起他的市长之流进行报复。后来当他做了巴黎一个贵族的私人秘书，他所以敢于在夜深人静去赴贵族小姐玛特儿的幽会，又是出于这同样的动机——报复。
于连为了向上爬，为了报复上流社会对他的鄙视，他是不择手段的。他明明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虔诚、最忠实的教士。他明明是拿破仑的崇拜者，然而在公开的场合却是大骂拿破仑。他甚至还把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达地夫奉为自己的导师。
然而在复辟时期，卷土重来的大贵族的利益和大资产阶级以及教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虽然“赏识”平民出身的于连的才干，但是他们看待于连好象一头会说话的鹦鹉，一只会作出种种可笑动作来的宠犬。他们只允许于连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然而决不允许于连轻易逾越一步。
于连同德·瑞那夫人偷偷相爱，在维立叶尔社会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后来，于连和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爱了，尽管双方都是未婚者的身份，恋爱，结婚，完全符合法条律令，德·拉·木尔侯爵却是坚决反对。之后，在女儿玛特儿的苦缠下，侯爵虽然作了让步，愿意给于连二万埃居，还为他弄一个德·拉·伟业骑士先生的头衔，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可是他这样做是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实意想让这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等到德·瑞那夫人在教会的压迫下写来了告密信，告发“于连先生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他的最拿手的手段就是“诱惑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从而“支配主人的财产”……。德·拉·木尔侯爵马上采取了断然的措置，要于连离开法国到美洲去，不准他们再来往。
于是这个已经当了骠骑兵中尉，一心指望在三十岁上当上司令官的于连，一下子从一片彩云里摔到了地上。他恼羞成怒了，立刻从巴黎赶回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打了两枪。
虽然于连打的两枪并不致命：第一颗子弹穿过德·瑞那夫人的帽子，第二颗子弹击伤她的肩骨。但是已经把于连恨之入骨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社会还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原来打算不穿上“红”色的将军制服，就穿上教士的“黑”道袍，将来当大主教，可是现在竟弄到上了断头台——这却是于连始料所不及的。
于连的终于被推上断头台，说明在王政复辟时期，法国贵族勾结资产阶级所树立的壁垒是何等森严。他们决不允许一个出身“微贱”的知识分子想跨进他们的营垒，决不允许一个侥幸混进他们的营垒的人还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傲气”。事实上，在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同贵族和资产阶级两军对垒、殊死搏斗的时候，个人奋斗的道路，原是不存在的。
自然，司汤达对于连这样的青年人是抱着同情的，但是他完全按照实际生活所表现的样子来雕塑这个人物，并没有把他美化。司汤达以悲剧的结局来结束于连个人奋斗短短的历程，说明司汤达如何忠于生活本身的逻辑。
在《红与黑》里，通过于连个人的遭遇，司汤达还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司汤达总是密切结合每一个登场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描写他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活动。司汤达以无情的笔触刻划了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庸俗猥琐：他请于连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关心孩子的前途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哇列诺先生争一个高下。因为哇列诺只有马车，还没有家庭教师，他要抢在这个人的前面。司汤达又以同样的态度揭发这个贫民教养所所长哇列诺先生如何若无其事地在一间隔壁就是饿肚子的贫民的餐厅里大开宴会。
司汤达所刻划的女性形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德·瑞那夫人和她的丈夫，在司汤达的笔下，形成强烈的对照。德·瑞那先生是那么庸俗猥琐，唯利是图，而德·瑞那夫人却是那么朴实、单纯、富于同情心。她十六岁上就嫁给了德·瑞那先生，她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爱情生活。德·瑞那先生对德·瑞那夫人关心孩子的冷暖病痛，时常报以“粗鲁的笑声，和肩头的一耸”，这种轻蔑态度好象“一柄尖刀刺在德·瑞那夫人的心上”。于连走进他们的家庭，使得这些日常生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后来德·瑞那夫人和于连的不正常的关系，正是这种没有感情的夫妇生活所造成的。司汤达始终都抱着同情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三十岁女人的悲剧遭遇，他通过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有力地控诉了维立叶尔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德·瑞那先生之流的罪恶。
另一个与于连相爱的女人——玛特儿，她却是一个和德·瑞那夫人性格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