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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的书，采用了纲要式的写法，对读者是有益处的。它使读者了解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熟悉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列宁说，这本书比那些叙述得虽然非常“浅显”，但是废话连篇、内容空洞的同类书要好得多。
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的话，还可以从列宁的其他书评中看到。列宁批评一种办得十分糟糕的《自由》杂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妄称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其实是低级趣味的庸俗。它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是一个人写的。它把现成的结论囫囵吞枣的塞给读者，好象连咀嚼也用不着。这根本不是什么通俗化。列宁指出：“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这篇全文不过五百字的短文里，提出了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那种把读者当成不动脑筋的，把些陈词滥调硬塞给读者的所谓通俗读物，读者不爱理睬，予以抵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列宁评论波格丹诺夫的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科学。列宁又在别的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些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序言）
正因为如此，列宁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关于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大量资料。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用了将近六百本参考书，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汇编。他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这些统计资料，在笔记本里精心摘录了许多统计数字。有一篇书评，批评了卡雷舍夫教授编的《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九十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一书。列宁认为，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统计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而卡雷舍夫的书正是如此。引用不可靠的材料，不经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就匆忙地得出结论，必然会犯一系列可笑的错误。作为一本参考书，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的综合性统计数字，仅仅是数字堆积，也不过是一堆废物。列宁在评论民粹派学者的著作时，着重指出他们热心鼓吹的许多谬论，都是根据不可靠的、片面的统计材料得出来的。只有研究统计材料，才能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
列宁对于作者热情关怀、积极帮助的态度，在书评中也是时有流露，感人至深的。他坚持原则，启发作者认真地考虑问题，但是从来不随便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列宁推荐鲁巴金编的《书林概述》这一巨著，篇幅不过两千字。他肯定了作者从思想史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出版的图书，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作者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它是任何一个大图书馆必备的书。缺点呢？在于编者“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这大概和他在序言中声称的“一生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偏见有关，而恰恰忘记了对思想史作概述是不能够离开思想斗争的。列宁认为不应该过分责备这一点，因为“在开始编纂这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著作时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来撰写的方法”，以做到“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保持了它的客观性”。在这里，没有任何自以为是，强加于人，而只有亲切的商讨和建议。
对于青年作者，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1912年6月，列宁给克尼波维奇写了一封信，谈他的《关于农民分化问题》一书。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几次回忆到这件事。克尼波维奇在当时是个非常用功读书的年青小伙子，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一些话，是错误的。列宁关于这本书先写过一封信，遗失了，于是重写一封。一开始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你的书，很高兴地看到你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意思是说，还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评意见都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来的，如：是否会忽略了什么，是否偶然信任了马斯洛夫，而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远得很，等等。通篇是恳切的期望，他周密地考虑了如何帮助缺乏经验的年青作者改正错误，做得那样谨慎，甚至使人觉察不出。
在推荐斯切潘诺夫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时，列宁号召“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大家听厌了的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坐下来写几本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参考书或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传工作，他要求少发一些空洞的议论，多研究具体的材料和事实，分析实际工作的经验，写出一些书来，并且在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去宣传和讲解这些书。这是对摆脱贫困和文化落后现象，对经济建设事业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工作。
列宁所评论过的书，涉及范围很广，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读物，也有机会主义者在战争和革命问题上宣扬的各种谬论，有研究俄国经济状况、土地问题的著作，也有论述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小册子，不能一一赘述。这些书，虽然大都不曾有过中文译本，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有的也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列宁所写的书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一样，始终闪耀着光辉，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
仲民
也必须“以销定产”
目前一方面是书荒，又一方面是书有过剩。
《辞源》已在修订。《辞海》的修订本，已陆续分册出版。合订本今年可以出版。其他如《现代汉语辞典》，书店里看不到。就是《新华字典》，也要碰运气。文艺名著，在北京很少看到上海出的，不知上海能否买到北京出的。专业参考书，有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过的，现在久未重印，大中学师生、科技人员都有书荒的感觉。
目前的热门书，有学习英语的读物和数理化辅导材料，大量印行也无法满足需求。但购买者有很大盲目性，似不应列入书荒范围。
至于农村，特别是山区，大概可以说是书荒严重，也看不出有缓解的征兆。
另一方面，却有书的过剩。
有时书店处理这种过剩的书，到机关、学校去卖廉价，一看印数，往往是原来印了数十万或二百万、三百万册的。
我们现在纸张困难，印刷力量也比较有限，而出现这种书荒与书的过剩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恐怕是没有实行“以销定产”的方针。出版社、书店都是有计划的，但并没有掌握销售，并根据销售来考虑产量。于是“计划”的盲目性很大，或者说是主观主义泛滥。如果改变这种状况，相信书荒和书的过剩都可以逐渐缓解。
文博
开架售书何其难
前一段，许多读者纷纷要求书店开架售书，结果如何呢？北京书店至多只将科技书敞开，其它书陈列了一些样本，绝大部分的书依然摆在离读者一米以外的货架上。
书店开架售书何以如此之难？据说其主要原因仍是防止丢书和书受污损。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不在社会上有些人的觉悟如何，而在于书店的领导有没有决心为广大读者更好地服务。人的觉悟总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必须等到每个人的觉悟提高了，才能开架售书，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仅仅因为少数人的觉悟不高，就把绝大多数读者都作为需要严加提防的对象，是不是“因噎废食”呢？开架售书，营业员需要有训练，也很有可能需要增加营业员的人数。但这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么？别的地方不说，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其经验就不值一顾么？
另外，书店有时过于拥挤，我觉得和现在书店的门市部较少，也有很大关系。书店似应在可能范围内增设一些网点。至于防止书籍被污损的问题，其措施，一方面是在门市上多提醒读者爱护书籍，另一方面恐怕也得准备少量的样本，将来削价处理。为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的书店负担少量的损失，应该是十分值得，也十分必要的。
有一种说法，说是开架以后，大家都来书店看书，要买书的反而买不到了。这是奇怪的论调，把读者拒之于门外的论调。
我殷切地希望各书店和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尽快地彻底地实行开架售书！
齐志
这一关也有难处
我是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谈点我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我很赞成制定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或“印刷品管理办法”。有了明确的法规，工作人员就好办多了。“四人帮”时期，把什么都看成封、资、修，一不小心就会扣上右倾或便利了阶级敌人的帽子。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文豪的作品，稍有常识的人谁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但在那时还不是忍痛退回国外！现在扣放尺度相当宽了，甚至比1966年前还宽。据统计，1978年不准进口的印刷品不到进口总数的万分之一。然而还需要总结经验、制定法规，以便掌握，勿使过宽过严。
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建立一支力能胜任的印刷品监管队伍。现在搞这工作的人员屈指可数，且未受专门训练。我们经常遇到许多不懂的东西，就是知道的东西要下结论也难，有些书是多少年来争论不清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四出请教。感谢许多研究人员和专门家的帮助，这些年我们总算应付过来了。今后进口的书会更多，面也更广，只有几条法规还不行。要做到放了的要有把握，扣了的要有理由，是不容易的。监管人员要政策观念强、文化知识广，这就要求组织上切实培训和社会上的协助。
我们的工作还必须有群众监督。如果海关扣了印刷品，我以为可以提出异议，展开讨论。既然是讨论，双方都要讲道理。这样做了，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能解决，但冤案总会少些。如果放得宽了，也可以提出来，最后海关可以权衡利弊，定出恰当的扣放尺度。
赵凤凯
祭文·悼词
参加追悼会回来，若有所失。参加的既然是追悼会，当然会若有所失，有什么好说的？我是说明明赶到了八宝山，明明在礼堂里肃立了十来分钟，可是我的哀思好象没有尽情地宣泄，或竟是简直没有得到宣泄，因而若有所失。
于是联想到两篇祭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
这两篇祭文都收在《古文观止》里，我小时候读得相当熟，背得出，现在可不成了。书架上有中华书局去年重印的《古文观止》标点本，我兼用眼镜放大镜还看得清，就把这两篇重读一遍。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仿佛死者就在身边而且句句听得清似的。韩愈对他的侄子十二郎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咱叔侄两个年纪相差不大，嫂嫂说过，韩家的指望就在咱两个身上。他说当年为谋生各地奔跑，以为将来总能够长久共处。他说自己年纪不满四十，眼力差了，头发灰了，牙齿动摇了，只恐寿命难保，使你十二郎抱恨无穷，谁知道你竟先我而死。真的吗？恶梦吗？传来的噩耗怎么会在手头呢？以下说料理十二郎的后事；怎样处置他的遗孤，假如力量够得到，准备把他迁葬到祖坟上。接着发一通感慨，说天涯地角，长期分离，生不得相依，死不得梦见，全是我的不是，还有什么好说。从此我也不再想旁的了，只愿教导你我的儿子，期望他们成长，抚养你我的女儿，准备她们出嫁。话虽说完了，一腔心情可说不完表不尽。“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问十二郎究竟知道不知道，还是仿佛十二郎就在他韩愈身边似的。我想，韩愈写罢这篇祭文，大概在悲痛的同时感到挺舒畅，因为他把哀思尽情地宣泄出来了。
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三次说“呜呼曼卿！”当然是对石曼卿说话。一说他石曼卿必然会有传世的声名。二说他石曼卿该不与万物同腐，可又想到自古圣贤都只剩枯骨和荒坟。三说自己系念跟石曼卿的交情，不能把盛衰之理看透，因而悲怆非常。这一篇是韵文，如果善于念，念起来叮叮当当，铿锵有致，相当好听。可是就祭文而论，未免嫌其泛。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管对象，只图自己发一通感慨，那么用来祭无论哪个朋友都成，不限于石曼卿。
单凭两篇祭文当然不能判定韩欧二人文笔和风格的高低。如果给这两篇祭文评分，大概谁都会说韩的得分该比欧多吧。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好象是相信有鬼论，不相信神灭论，可能有人要说这是古人的局限性。我倒要为古人辩护，人类可能永远难免局限性，古人这点儿局限性又算得了什么？
读完两篇祭文，再想如今的追悼会。追悼会不用什么祭文而用悼词，悼词不是对死者说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话，可以这么说，在这一点上，咱们逾越了古人的局限性了。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按毛主席的意思，悼词自然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惟有充分表达大伙儿的哀思，才能使大伙儿深深感动，更加团结。悼词中历叙死者的经历和工作，表扬死者的业绩，勉励大伙儿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死者的所有优长，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表达大伙儿的哀思。因此我想，悼词和祭文虽然不是一回事，也该写得《祭十二郎文》那样恳切，不宜写得《祭石曼卿文》那样泛。
悼词的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却有例外。某些悼词的末了一句话是对死者说的，就是“某某同志，安息吧！”
读者同志假如不嫌罗索，请容许我谈谈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
据我的未必可靠的记忆，前些年在悼词的末了用这个话作结的相当普遍。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郭老致悼词，却没有说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从此以后，或用或不用，好象不用的比较多，不过不敢说定，最近还听见过两次呢。
我一向反对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每听见一回，总感到异常不舒服，难以描摹。为什么不舒服，大概有四点：
通篇悼词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惟有这一句是对死者说，文体见得不纯。这是一。
感情太激动了，有时把死者当成活人，跟他唠唠叨叨说一通，也是有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了这么做，未免犯了跟韩愈欧阳修同样的局限性，总之不怎么好。这是二。
对死者说“安息吧”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天主教里的规矩。天主教徒念完了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在死者身上浇圣水，同时念“Reguiescat in Pace！”（据说是“安息吧！”的拉丁文）。并非天主教徒为什么要仿效天主教的殡仪呢？这是三。
死者死了，嘱咐他“安息吧！”有时还要加重语气说“永远安息吧！”这里头包含着多少为死者庆幸，替死者安慰的意味啊！这个意味的反面，不就是为人在世究竟没有多大意思，活一辈子，无非辛辛苦苦，劳劳碌碌，如今好了，你可以享受安息的幸福了吗？这个意味，对死者毫无关系，因为究竟活好死好他再也没法考虑了，可是对活人却大有关系。这是四。
我老是在希望，“某某同志，安息吧！”这句话“永远安息吧！”
六月四日写完
叶圣陶
画龙不点睛
一篇生动感人的报道，一篇针砭时弊的通讯，甚至一封有所揭露的读者来信常常会引起读者的深刻共鸣。但是有很多好文章，读过之后有时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便寻找编辑同志附在文后的短评，或曰编后，或曰后记。短评写得好，或者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主旨，或者对某种精神有所提倡、对某种现象有所鞭挞，寥寥数语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诚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短评和后记是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读者非常欢迎。但是也有的短评，把龙睛点错了地方，或根本没有点上，反而冲淡甚至破坏了正文的效果。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光明日报》5月24日登了一篇采访记：《在一只小小的木箱上》，记载了甘肃省的一个地质工作人员杨联康的感人事迹。杨联康自1973年被诬入狱，直到1978年平反释放，身体被迫致残，但在监狱中五年期间，昼夜俯身在一只小小木箱上，写出了二十万字科学论文，初步掌握俄、英、德、日几种文字。杨联康的坚毅不屈精神是每一个献身于祖国四化的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人读了这篇采访也不禁会问：是谁这样残酷地迫害他，使这样一个好青年沦为残废？这一重要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评论，有权过问。《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也不是宣传知识分子必须“逆来顺受”地去作学问。那么，就让我们读一下附在正文后的《采访后记》吧！《采访后记》的题目是《向四化进军需要这种精神》，四分之三的篇幅也用在宣传这种精神上。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论述知识分子受迫害，说“如果我们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明确，把他们真正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杨联康怎么可能被迫害致残呢？甘肃省地质区域地质队和杨联康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技术人员，对这点深有感触。他们说，杨联康受迫害的最初起因，只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