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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我自己也不满意。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用了两个名字（正题是《尊严的死》，副题《当中国人来的时候》），采取了妥协的方案。现在中译本这样改了很好。”
我们向斯诺夫人介绍了《我热爱中国》在中国的反应。斯诺一家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这本书里刻画得如此动人，以致包括出版社的同志都是含着眼泪把它读完的。《人民日报》的书评指出，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中“汲取信心和勇气”。斯诺夫人听了以后，感动地说：“是的，这本书在美国和别的国家影响也很大。通过它可以使人们了解在埃德生病期间，我们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国人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正如我书中说的，不在于中国人的医疗技术水平有多高，而重要的是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切的关怀。这本书出版后，我桌子上来自各国的信件成堆，很多读者说看了这本书以后，知道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照料，深为感动。很多信写得极为动人。因此从这方面说，这本书是增进了中国和西方人的友谊和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照顾。”斯诺夫人还顺便谈到，由于中国人帮助斯诺治疗疾病，使得一些国外的普通人士对中国产生了敬仰。例如他们在瑞士的邻居潘绍德医生，是个村镇的儿科医生，老俩口子都退休了。他们同中国医护人员在治疗斯诺疾病时有密切交往，很受感动，因而向往中国。由于谦虚，一直没提出要来访问中国。斯诺夫人爽朗地笑着说：“这次我给他们老夫妇代为提出来了，我想中国人民是欢迎他们的。”
我们告诉斯诺夫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我们党长征以后，在国民党一片造谣诬蔑声中，斯诺是第一个冲破重重困难，亲自访问陕甘宁边区，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的外国记者，他的《西行漫记》曾经引导过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说着，我们把一本至今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1938年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给斯诺夫人看，她摩挲良久，然后欣然在书上签名留念，并要我们向保存这本书的同志致谢。
在交谈时，斯诺夫人再三对她的房间内书物的杂乱向我们致歉。原来，她正在编印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影集，其中的说明文字全部引自斯诺的论著，屋内到处放着有关这本书的文稿。她给我们看了自己的版样，解释编辑的经过。话题谈到一张斯诺的八角红军帽的照片。大家知道，斯诺访问边区时，发给他一套服装，其中的八角红军帽是在他为毛主席照相时借给毛主席戴过的。离开边区后，他对这顶帽子爱惜得不得了，一直珍藏到七十年代。后来，这顶帽子送给了我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斯诺夫人风趣地说：“送这顶帽子时，我们家中还有过争论。我认为帽子应属于中国，女儿西安认为帽子是爸爸的，应该留作纪念，她和哥哥克里斯多弗都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后来还是决定送回中国。但当我送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后，他们又送我一个漂亮的盒子，我不知是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顶复制的帽子，和原来那顶一模一样。”这样，孩子们的愿望也都满足了。斯诺的两个孩子，在《我热爱中国》中斯诺夫人有很生动的描述，他们现在都很大了，也都在为促进中美人民友谊而努力。斯诺夫人这本著作的编辑工作连孩子们也都参与了，连西安的男朋友也是一位帮助这本书拍摄洗印照片的积极分子哩！
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这次当然要就斯诺著作今后的出版问题向斯诺夫人详尽征求意见。斯诺夫人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干脆利落地说：“埃德和我写的东西，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出都可以，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同安娜·利泽同志的两次访谈，是在同斯诺夫人访谈完全相同的氛围中进行的。很凑巧，有一次访谈的旅馆房间，也正好是斯诺夫人刚住过的。
安娜·利泽今年七十多岁了，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四十三年前，她与一位中国革命者在德国结婚，一起来中国。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她都在我国，帮助和支持我国革命。她同周总理、邓大姐和宋庆龄副委员长都很熟悉，很多老同志她都认得。一口熟练的中国话，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都使我们如对一位老同志谈论家常，而不是在访问外国朋友。
安娜·利泽同志在德国出了一本著作《我曾为毛而战斗——一个德国女性经历的中国革命》，我国要出中译本。这本书记述作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见闻，对我们党坚持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作了翔实的报道。国际上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日本、法国都出版了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后来香港又据日译本出版了中文译本。
我们从这本书谈起，请安娜·利泽同志讲讲写这本书的情况。她说：“这本书是为德国人写的，尤其为德国妇女写的。德国妇女对中国革命了解很少，尤其是因为当年纳粹法西斯的统治，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原来的书名也适应了国外的情况。”她同意中译本改用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我们提出，可否用她著作中“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语为名，她欣然同意。
安娜·利泽同志说，她想不到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也有用。不过，她停了停又说：“对于中国的青年人，看些讲过去革命历史的著作，对于他们倒是有好处的。”安娜·利泽同志深知旧中国的黑暗，又亲身体验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自然感受更加深切。她说，看一看中国的现状，再同旧中国比较一下，真是不知怎么说才好。她这次来中国，就是想到过去住过的地方看看，亲自了解解放以后中国的伟大的变化。她答应等去外地访问归来后，给这本书中译本写一篇序言，专门讲讲这个问题。半个多月后，安娜·利泽同志果然不爽前约，写好序言并一段段读给我们听。她历述延安、西安、重庆解放前后的变化，最后指出：“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的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全部情况，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所以，应当让青年人也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明天而工作。”
我们请安娜同志谈谈自己的经历，她很客气地说，关于她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原先只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孩，虽然上了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反抗法西斯，倾向进步。在中国的经历，前十年都已写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本书里，后十年（1945－55）她也正在写。后来，当我们说起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压制出版友好人士著作，并请她谈谈外国友好人士情况时，她顿时精神抖擞地说开了。她说：“《西行漫记》这本书真是该翻译出版，它就是过一百年也是有用的。”她认为，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为中国贡献力量的外国友好人士多得很，有许多至今藉藉无闻，出版社应当搜集资料，把他们的情况写出来。她随便举出几位朋友，都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抛弃自己的舒适生活，来中国帮助工作的。有一位朋友在新四军工作了很长时间，死在中国，她的遗物至今还由安娜·利泽同志保存着。象这样的朋友，都是值得纪念的。安娜同志谈到这些，兴致极高，可惜的是，她还有别的约会，不允许她尽兴谈下去。她答应到德国以后，再与我们通信交换意见。
作为出版者，我们当然还是要问一下安娜同志，她对出版自己的著作中译本还有什么要求。完全同斯诺夫人一个态度，她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访问两位外国朋友，得到一个同样的答复，都表示自己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还有什么结果会使我们这些编辑、出版工作者觉得这些访问更圆满呢！
沈明国
“美国社会学协会”
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独立还不明显。好些社会学家参加了历史、经济和政治学协会。1905年十二月，约一百名社会学家在巴尔的摩集会，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后改名为“美国社会学协会”（The Amer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06年举行第一次会议，沃德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并将《美国社会学杂志》定为会刊。1936年中断了与这个杂志的联系，另行创办了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
到五十年代前期，该协会会员发展到四千人（包括学生会员）。到六十年代早期，在华盛顿设立了全国办事处。1966年，协会创办了The American Sociologist（《美国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协会”出版了好些刊物，如Sociometry（《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刊载有关社会心理学的论文；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教育社会学杂志》），后改名为The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保健和人类行为杂志》），后改名为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保健和社会行为杂志》）；Foot…nots（《美国社会学协会通讯》）。
魏章玲
词义·文体·翻译
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
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质量也显著提高，而且这是中外皆然，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第二点简略地说些粗浅的看法。
一
翻译者必须了解原作的意义，然而确定意义却大为不易。通过词义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出：
1。词义不是简单地一查字典就得，而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试看下面几例：
Out in the west where men are men。
Do you mean funny，pecu…liar，or funny，ha，ha？
He helped many young wri…ters to find themselves and then to find publishers。上面两个men，两个funny，两个to find十object都是意义不同的，而其不同正是靠上下文来体现的，并且正因同一词在一句中有两义，才使这所说的话显得有点风趣。无怪乎颇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Wittgenstein说：“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向来强调上下文（context）重要的现代英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Firth则更进一步说：“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a new word。”
上下文的重要，凡是翻译者都是深有体会的；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上下文不只是语言问题。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上面第一例如果没有out in the west，亦即没有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批白人涌向西部的历史大背景、大情境，那就无从确定第二个men是指的那些能骑马打枪的“男子汉”了。可见对翻译者以及一切学习和运用外语的人说来，如果要确实了解英语词义，就必须同时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情况。
2。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不可分。换言之，不能只看语言形式。试举几例：
Have a drink。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the luggage。第一句不是命令，第二句不是问题，第三句不是过去时态（说wondered只是比wonder更客气）——超过任何语法形式的重要性的是说话者的含义，即他的意图。所以语言学家H。P。Grice 说：“Meaning means intention。”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表达说话者意图的时候，有各种语言形式来传达细微的差别：
e for dinner tomorrow。／
Why don’t you e for dinner tomorrow？
Take up his offer。／I shouldtake up his offer。
Pass me the salt。／Would youpass me the salt？／I would like a little salt，please。这上面每一组句子都是表达同样的意图，然而其中各句语言形式不同，口气不同，可以看得出说话人与对方的社会关系也不同：有的话直截了当，显然是在自己家里对亲人或熟朋友说的；有的则更礼貌、更正式，象是说话人在别处做客。这一点，又使我们再度认识到前面所说的社会场合或情境对于语言运用的无比重要。显然，翻译者也应该在译文里传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他表示意图时在口气和态度等等方面的细微差别。
3。意义是复杂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句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的综合，它的结构、语音、语调、节奏、速度也都产生意义。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一剧里让主人公一再称伊阿古为honest，这个honest一词就随着剧情的开展出现了讽刺性的意义，既讽刺这词对于伊阿古的邪恶性格的完全不适合，从而产生了反义，又讽刺主人公对坏人的轻信，结果造成了杀妻的悲剧。同样，当莎士比亚让安东尼在凯撒尸体之前对群众发表演说，几次郑重其事地指出：
For Brutus is an honourab1e man；
So are they all， all honour－able men。群众很快就听出这honourable man一语是另有涵义的，而all两次紧接出现，又使他们意识到勃鲁特斯并不比其余的暗杀者好多少，最后他们终于在安东尼的巧妙的煽动之下，反过来打击那批刺杀凯撒的“正人君子”了。
不止是这类重复造成意义的复杂，有时还有故意留下半句不说的现象，这也对译者构成了困难。这在成语、格言、典故的运用上是常见的，例如只说fool’s bolt（说全应是A fool’s bolt is soon shot），still waters（still waters run deep），snows of yesteryear（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plus ca change（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虽是法语成语，在英语中也常有人说的），等等。最近读美国现代诗，又看见Robert Bly的诗中有这样一行：
And Wilson，saying，‘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这个Wilson是曾在1953－57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Charles Erwin Wilson，他原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当人们质问他为什么把几十亿美元的国防订货合同给了通用汽车公司时，他作了一个不失其生意人本色的绝妙回答：“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在这首诗里，作者把后半句略去了，然而美国人或留心当时美国情况的外国人是会懂得诗人的用意的。
但是这样的语言现象已不是词义学所能处理的了。词义学虽对翻译工作有点帮助，但范围有限。
现在我们来看看文体学又对翻译者有什么用处。
现代语言学家——以别于文艺学家——所研究的文体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有几个基本概念也许是可以应用于翻译的。
1。语言要适合社会场合。一群科学工作者讨论专业问题时所说的话不同于他们回家后对爱人说的，成人与成人之间所用的词也不同于成人对儿童用的，闲谈的句子结构不同于作正式报告，写起文章来总比讲话要句子修整，段落分明，而同样是写文章，法律文书、外交条约、会议决议案、商业合同等等又迥然不同于日记、私人信件——如此等等，研究结果，出现了三个多少有点用处的概念：一曰“语域”（register），即某一社会集团（例如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特定社会场合（例如讨论本行业的技术问题）下所用的词汇、句子结构等等；二曰“语类”（varieties，如varieties of English），即科学、商业、体育、宗教之类的文体；三曰“共同语”（mon core），即各语类各文体都必须要用，而且在任何一类一体中都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种种。这最后一点很重要，可以使我们不致于由于注意各类各体之异而忘了它们之间的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多于异的。从实际运用上讲，没有人能不掌握“共同语”而独独能掌握某一语类或文体的；反过来，确实掌握了“共同语”的人略经训练，要掌握某一特殊语类或文体却是并不困难的。
然而文学语言却构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在文学语言中，不仅各类各体并存，而且作家们经常利用不同语类、文体的转换与对照来达成特殊艺术效果。而比这点更重要的则是：正是在文学语言中，共同语的运用不仅最频繁，最活跃，而且达到了最能发挥其表达力的地步。
在翻译工作里，也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译者同样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写出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例如翻译请帖、通知、布告、规章、病历与病情公告之类的“应用文体”，译者应该知道在译文里怎样寻到相等的内行的格式和说法。“油漆未干”必须译成英文的Wet paint，而不应是“The paint is not dry”之类的外行话。“此处有炸药，注意安全”照英语惯例大概应该译成：“DANGER：EXPLOSIVES”。换言之，在这些地方就不能照汉语字面直译，而必须要寻找适合于英语国家同样场合的“对等说法”。过去我国出口商品（如罐头食品）上的说明与广告的译文显得很奇特，就是吃了照汉语原稿直译之苦。
另一方面，对于马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