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次，儒勒·凡尔纳还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无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法国地理学家巴加尔内，《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神秘岛》中的五个遇难人，《地心游记》中的黎登布洛克教授，《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旅行家福克和路路通，《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马尔赛·勃鲁克曼、沙拉赛恩医生和那个念念不忘消灭世界上一切美的事物的战争狂人苏尔策，《机器岛》中的法国弦乐四重奏的四个音乐家，都写得十分有声有色。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人物放在极其奇特的环境下活动，从而对人物性格作了多方面的、色彩浓重的刻划。例如黎登布洛克教授，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执着、顽强精神，古怪而暴躁的性格，是在深入地下探险这一特殊条件下展开的。他身上具有一切优秀的科学家的特征，我们从爱因斯坦到陈景润这许许多多科学家身上都感受到这种性格特征，但是，黎登布洛克又是十分独特的“这一个”。他生活的奇特的环境，个性化的语言，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的行动，都有助于充分展示一个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科学先驱者的形象。相比之下，尼摩船长是另一个类型的科学家典型。他博学、冷静、沉着而机智，这是因为，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在祖国沦为殖民地后，他带领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志潜入海底，继续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这样，作者塑造了一个外表似乎是与世隔绝、“心如死灰”的隐士，实质上内心感情十分炽烈、时刻注视着世界政治风云的科学家的形象。马尔赛·勃鲁克曼又是一个另一类型的科学家，在一边是建设美好的和平生活、一边是处心积虑研制武器以毁灭这种生活的斗争中，他充当了一个深入敌巢、探索敌人机密的勇士，他仗着自己的胆略、技术知识和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掌握了敌人的机密，又终于逃脱了敌人准备施加的迫害，最后又一次深入敌穴，探明了敌人覆亡的秘密。因此，马尔赛·勃鲁克曼的形象，是一个科学家兼战士的形象。
儒勒·凡尔纳也创造了一些形象鲜明的反面人物。《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苏尔策教授，竟具有二十世纪法西斯战争狂人的若干特征，这是最可惊异的文学现象之一。要知道，法西斯分子的出现，是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但是作者竟在这之前七十年就“预见”并且刻划了这个形象，我们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跟希特勒的惊人的相似性。整个《蓓根的五亿法郎》的风格，就象一篇寓言。
苏尔策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是和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的剖析分不开的，这又构成儒勒·凡尔纳作品的第三个特色：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作品里狠狠地鞭挞了贪婪的剥削和压迫、殖民主义的罪恶、政治上的巧取豪夺和欺诈。
《机器岛》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是别具一格的。它写的是一个幻想的故事：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建造了一个在大洋里航行的人造岛屿。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岛上两个大资本家分裂，这个人造机器岛最后不免于覆亡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十分辛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表面上温文尔雅、背地里尔虞我诈的两面派嘴脸。
作者在许多作品中都大力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开始就是描写格里那凡爵士发现了格兰特船长的一份装在密封瓶子里的求救信，但是因为格兰特船长是苏格兰人，女王政府拒绝了由政府出面救援。作者十分尖锐地描写了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对立：
“求恩的人很少能走到王座面前的阶石下，因为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和他们在轮船的舵盘上一样，都写着：‘请乘客勿与掌舵人说话。’”
《神秘岛》和《海底两万里》中，作者借尼摩船长之口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扩张罪行，并且热情地为这个被压迫和被奴役民族的代表者在大洋深处攻击英国军舰的正义行动辩护。在《神秘岛》中，作者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力主黑奴解放的北方。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作者正面阐述了他的理想：象法国医生沙拉赛恩一样建立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法兰西城，永远消灭疾病和贫困。
应当说，儒勒·凡尔纳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有阶级的局限性。他生活和创作在暴风骤雨般的十九世纪后半纪的法国，他经历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法兰西内战，他亲眼看见巴黎公社在硝烟中诞生和失败，他也经历了普法战争与由于战争失败而导致法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懑。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没有反映。他采取了另外一条创作道路。他用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矛盾的反感，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和科学生活的向往。在他的作品中，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两翼。他歌颂的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人，这些人的武器只有一个科学头脑和一双勤劳的手。他鄙视爵位和金钱。在他看来，金钱的用途如果不是用来为大多数人建立一种美好的生活，那就什么用处也没有。
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所反映的时代离开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他所描述的科学也已经过时。拿潜艇来说，尼摩船长的鹦鹉螺号比起今天的核潜艇来，几乎是小孩的玩具。搜索一个失事的船长，如今也决计用不着有如格里那凡爵士那样，经历横越南美大陆、澳洲腹地以及海上的颠簸。八十天环游地球在一百年前应视为壮举，如今却已经显得十分落伍了。《气球上的五星期》所描写的非洲大陆的景象，也和今天正在觉醒的非洲大不一样了。但是，科学上的过时，并没有使他的作品有所逊色。这点，就足以说明，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虽然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但他并不是以科学知识取胜的，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作品中深刻的人民性，以及与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主义精神。
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思想的直接渊源，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思想和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科学与民主之不可分，在儒勒·凡尔纳作品中是十分鲜明的特色。他所描述的科学，不是书斋里的科学，而是和探险、旅行、研究地球上丰富多彩的自然界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儒勒·凡尔纳的主角们也是这样一些掌握丰富科学知识而在世界各个地方行动着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而行动？有的，是为了救援难友，有的是为了寻求知识，有的是为了与大自然作斗争。儒勒·凡尔纳的主角们的主导思想是还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历史阶段中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他们代表了当时历史上的前进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急切需要科学，更需要民主，这点，在阅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是会获得教益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定的《儒勒·凡尔纳选集》中除了这八部作品外，还包括《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十五岁的船长》等四部作品，因为文化大革命，出版计划中断了。我们希望，除了八部重版书外，其余四部，或者更多一些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据说有两百多部！）将翻译出来，它们至今仍然是我国新一代青少年读者的优秀精神食粮哩。
郑文光
日本的出版业
日本大约有三千二百多家出版社，其中十九家有一千人以上，六十四家有二百到一千人，八十四家有一二百人。1977年出书三万七千种，70％是新书，其余是修订重版；杂志一千六百余种，发行量二十一亿十四万册，各种学报和官办刊物不包括在内。
“控诉文学”及其他
谈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
刘心武同志发表了一些好作品，得到广泛的注意和肯定的评价。但有的作品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如《醒来吧，弟弟》。我们发表林大中同志的文章，希望能展开讨论。——编者
残害青少年的心灵，是“四人帮”最大的罪恶之一。对这一罪行的控诉，构成了《班主任》的重要主题。尽管偏重议论的手法局限了作品的艺术力量，但作者敏锐准确的目光和炽热激越的情感，使这篇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感染力。“救救孩子们”这一强烈的呼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遗憾的是，《班主任》以后的几篇作品，虽然主题依旧尖锐，语言依旧激昂，却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的声音，越来越牵强附会，脱离生活。《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虚构逻辑、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的可怕地步。
在“弟弟”身上，作者试图塑造一个充满矛盾的“沉睡的一代”的青年形象，一个由于对现实认识较深而看破红尘、消极遁世的青年形象，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青年形象。作者试图指出：“四人帮”人鬼两面的卑鄙行径使弟弟学会了思索而开始“看破”，“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宗教的滔天罪行又造成弟弟没有理想和信仰的空白心灵；对“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仇恨使弟弟“愤世嫉俗”，深受“四人帮”伤害而不能自拔又使弟弟只能“无所作为”。作者试图以此揭示“沉睡的一代”的悲剧本质，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唤醒沉睡的弟弟们。但是，在弟弟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社会矛盾高扬的复杂形象，而是杂乱的概念复合中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是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导致的艺术逻辑的自相矛盾，尽管这些概念孤立地来看是正确的，有些甚至是尖锐大胆的。在作者和作者借“哥哥”之口强加给弟弟的“沉睡”的标签下，我们看到一个被曲解了的“沉思的一代”的模糊影子，一个被任意支配的概念传声筒。
喝酒，弹吉他，听唱片，毫无目的地看一些书，经常三朋四友一起聊大天，或者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对一切都淡淡的，反对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是一个弟弟，外在的、表象的弟弟。这个弟弟可以看作是沉睡的，也可看作是消沉的，但无论如何是漫画式的。
对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觉得“没什么大意思”，认为那个英雄“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作者开门见山“抛”给我们的弟弟，被作者试图先入为主地定下“沉睡”基调的弟弟。
从庆祝大会溜回来，喝酒聊天，闷声哼歌，却只因为庆祝的那个“大庆式企业”是假的；躺在床上出神发楞，却只因为朱瑞芹撕了车间谎报的产值表；听到卢书记说“朱瑞芹做得对呀！”“身子明显地一震”，激动地、滔滔不绝地倒出了对“四人帮”流毒的尖锐抨击，倒出了对某些基层干部能否抛弃流毒的清醒怀疑；在和卢书记长谈的那一晚，思绪汹涌，不能成眠——这又是一个弟弟，作者着笔最多的内心深处的弟弟，不是对什么都不认真，而是对一切本质东西十分认真，不是沉睡的，而是清醒的弟弟。
在卢书记面前回顾文化革命，回顾林彪、“四人帮”如何使他丧失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信念而看破红尘；在哥哥面前同意说自己没有理想和信仰，“狂怒地一下子脱去背心”，擂着留有伤疤的胸膛，大声喊出“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这是作为作者概念传声筒的弟弟。
固执地责问卢书记“为什么这么卖劲？”又深夜找到哥哥问“老卢为什么不说那些个套话……”——这里弟弟又成了作者填补艺术空隙的工具。
倘佯街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走向“红尘”当质量检查员——这是最后被作者用“定身法”定在舞台上令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弟弟。
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可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认为反“四人帮”的斗争没什么用处的人，又怎能发出清醒的抨击？——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消沉的人可能清醒，或安于消沉而自得，或因为消沉而苦恼，不一定认真。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看破了“四人帮”及其流毒的“假”而消沉，并且因为消沉而苦恼，苦恼到影响整个生活的程度，当他遇到象卢书记这样说真话、办真事的领导，当这个领导要他走回“红尘”和大伙儿一块参加对“假”的斗争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所迟疑——弟弟却既因逍遥“红尘”之外而极度苦恼，又于这种时刻在“红尘”边缘徘徊迟疑。只有不自知沉睡的人才沉睡。因消沉而苦恼的人是因为理想和信仰受到了伤害。无论沉睡的还是因消沉而苦恼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心灵空白——弟弟却承认。而且无论沉睡还是消沉的人，甚至那些妄图把老干部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不会对复出工作的老干部的干劲感到奇怪，更不会想去责问——弟弟却去责问。
让弟弟责问卢书记，是为了从卢书记口中引出那句“我爱咱们中国……”的点题警句。把弟弟“定”在街上继续徘徊，是为了慷慨激昂、最后画龙点睛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叫弟弟讲卢书记“没说套话”，是因为卢书记分明象“四人帮”的“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可笑地说了“套话”。让弟弟沉痛地回顾“看破”的历史又愤怒地承认失去了信仰，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控诉“四人帮”和揭示真理。而最终因为什么，刘心武会写出这样一个既头脑清醒又十分认真，根本没有沉睡却又强迫他不要醒来的消沉者呢？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呢？
因为他试图把一切归结为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笔下一切生发自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把革命文艺的暴露使命仅仅理解为“控诉”。
在《班主任》具有一定深度暴露性的慷慨激昂的议论文字下面，就已潜伏着这样一种危险：把一切罪责简单地归于“四人帮”，用“控诉”代替“暴露”。可惜批评家们没有指出或许也没有看出这种危险，于是刘心武迅速地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同时是最便捷的道路——走了下去。
暴露，触及真实，那会触动多少还没有既定的概念，那太可怕了。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
沉睡的和消沉的人们，沉睡的和消沉的青年，这是社会存在，但却是多么复杂的社会存在。刘心武不成功地触及的“沉思的一代”，是过去那场革命最宝贵的产物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产物之一。他们中的一批勇敢者推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他们的复杂又不下于那场革命本身。并且不只这代青年，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因沉思，因探索，因清醒而消沉的人，在“四人帮”窃踞国家权力时曾比比皆是，在流毒仍控制一部分权力时还将存在，他们绝对不应是鞭笞和唤醒的对象。需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横陈在四化前进道路上只会用“帮”方法思想的沉睡者。
想大胆触及沉睡和消沉人们的主题，想尖锐指出它的罪恶渊薮，却又没有触动真实的勇气而只限于尽情控诉。想塑造沉睡者的形象，却又需要沉睡者协力一致尖锐大胆地控诉。于是有了这个永远不会睡醒的清醒的消沉者。这个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这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
控诉当然也是一种武器。当“四人帮”窃踞权力时，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普遍的、群众性的控诉也曾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当我们为肃清流毒继续奋战以争取前进，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时，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只是大声疾呼地控诉“四人帮”，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图解不通时就会产生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以至违背艺术逻辑的作品。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深入到不是既定概念可以图解的有时是可怕的真实中，挖掘出“四人帮”所以能够为害，流毒所以难于根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启示必要的历史教训和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文艺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一般限于图解性“控诉文学”，可居然有人把它们作为“暴露文艺”加以反对，更有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捍卫它们。但只限于捍卫，这一切又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影响，会给整个社会和文艺界定下这样的基调：这些已经很不错，很大胆，走得很远了。因此而堵死真实的道路，堵死现实主义的道路，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文艺的战斗力。
在拨乱反正的过去的两年里，这种状况可以理解。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应当有勇气承认和改变这种状况。
刘心武，如果继《班主任》之后，不断加深暴露的深度，加强歌颂的力量，努力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技法，把议论化为形象，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可惜，我们的批评……。希望刘心武正对现实，不务虚名，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也来一个转折，从光滑的地板走向坚实的土地。
1979。1。12
林大中
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书讯
《“四人帮”哲学批判》，陈晏清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312页。
“四人帮”是一伙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重视用哲学武器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本书首先分析“四人帮”打着“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幌子下用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接着又具体解剖“四人帮”同实用主义的渊源关系，以实用主义向党进攻。本书还揭露“四人帮”怎样把辩证法的两点论诬蔑为折中主义，并在“批判”折中主义的名义下攻击辩证法，怎样用夸大和歪曲阶级矛盾的手法，将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