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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可真难呀！”意思就是说你竟不为别的“尊者讳”，将来定也不会为俺这个“尊者讳”，你这种人还活着干啥？总算卢思道先生走运，早早就死，盖当时杨广先生还没当上隋炀帝，如果他死得晚一点，等杨广先生当上了隋炀帝，恐怕防患未然，崔浩先生就是卢思道先生的老前辈。
活着的当权派，不允许中国的史书中有“真”；就是死了的当权派，也不肯放过这一关。君看过《庚己编》乎？下面有一段精彩的记载，免得读者老爷乱去翻书，且抄原文：四明陈子经，尝作《通鉴读论》，书宋祖《赵匡胤》陈桥之事曰：匡胤自立而还。方属笔之顷，雷所震其几，子经色不变大学的神学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哲学派别。主要代，因厉声曰：“老天虽击陈子经之臂，亦不改矣。”
这一段使人毛发倒竖，陈子经先生不过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而已，死了的当权派已受不住啦。呜呼，雷神乃正直之神，专击奸臣逆子，如今却大力支持文字诈欺，我们这些小民，还能不满目“直八”哉？《庚己编》续曰：后三日，（陈）子经昼寝，梦为人召去，至一所，门开壮丽如王者居，门者奔入告之：“陈先生来矣。”子经进立庭下，殿上传呼升阶，中坐者冕旒黄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肤于篡耶？”子经知其为宋祖（赵匡胤）也，谢曰：“臣诚知以此触忤陛下，然史贵直笔，陛下虽杀我，不可易也。”王者俯首，子经下阶，因惊而寤。
赵匡胤先生亲自下台阶迎接陈子经先生，和他是个死鬼有关。如果他还活着，恐怕下台阶的不是他，而是三作牌矣。然而陈子经先生的“史贵直笔”，显然不能使他心服有记述。今本似非隋唐流行本，后世多疑为伪托，但又似非，所以他的表情只是“俯首”，连齐王国崔抒先生的度量都没有，辫子都翘啦还坚持活着的人仍得替他在文字上继续诈欺，这种心理，一言难尽。然而最使人出汗的还是最后一段，书上曰：洪武中，（陈）子经为起居注（官名），坐法死，临刑，上（朱元璋）曰：“吾特为宋祖（赵匡胤）雪愤矣。”
赵匡胤先生的“愤”，和朱元璋为同类所泄的“愤”，实在是一个酱疙瘩，他明明是“篡”了的，却想用文字诈欺的手段，使人认为他并不是“篡”，而只是“禅”。柏杨先生一向认为“篡”是可敬的，盖中国五千年的政治制度中，“篡”是和平转移政权的唯一方法，不必经过大流血大屠杀，可以说万民之福，应该称颂不止。但有些人却认为必须对小民砍砍杀杀，才算冠冕堂皇，这种残忍成性的禽兽思想，也只有酱缸蛆有。所以赵匡胤先生应是值得佩服的一位。其他若曹丕先生，若司马炎先生，若王莽先生，都应是小民的救星。
民主政治，政权的转移靠选票；专制政治，政权的转移只有靠火并或篡位。站在小民立场，姓张的当皇帝也好，姓王的当皇帝也好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等。这部著作对中国社，千万别打，尤其是千万别千百万人头落地。与其杀人千万才出真命天子，不如篡他一篡。而一个王朝到了可以随时被篡的地步，那个王朝也腐烂得差不多啦，苟延残喘地因循下去，受害的只是小民。一批新的血加入了旧政权当中，至少是一个新的希望。
这些都是题外之说，题内之话是，中国的“正史”就是在这种标准下写成的，“真”的史料一桩桩、一件件地被隐瞒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辞藻，和当权派要求的被染过或被漂过而变了形的事迹。
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骗，触目皆是，柏杨先生曾出版过《鬼话连篇集》，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去买一本瞧瞧，如果买不起，不妨书店逛逛，觑个冷子，俘一本也行。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的硬石灰。盖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
赵匡胤先生明明是“篡”的，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篡”。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篡”，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篡”的人找个碴儿杀掉。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硬抬上宝座的。真不知道行军打仗，军营之中，哪里来的那玩艺。这不过小小者焉，像杨广先生，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正史”上却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曰：“七月，高祖（杨坚）崩，上（杨广）即皇帝位。”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而只害了一场感冒，“美”则美矣，“真”就没啦。又像曹髦先生，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生一矛扎到尊肚上，活活刺死，可是“正史”上却写得更简单啦，曰：“正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跟杨坚先生一样，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这就是中国可敬的“正史”，他妈的。
具体的例子，举出来能举一火车，将来一定写一本“文字诈欺集”，挑些重要的文献，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现在不再零卖啦。除了具体事实，即令在用词上，也可看出病入膏肓。明明是“赏”你一个官做，却硬说是“拜”。正人君子一听说教他当官，立刻就双膝跪地，感激得眼泪直流。可是文字上那么一“拜”，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明明是恨人骨髓，把你“喀嚓”一刀，却硬说是“赐死”，“死”都要“赐”，不赐就不敢死，喝尿喝得如此之多，竟然不嫌口咸。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却硬说是“临幸”。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不但没人气冲牛斗，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承恩”。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却硬说是“狩”，狩者，打猎也，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前有司马炽、司马业，后有赵佶、赵桓，双双对对，有去无回。发明这种“直八”的大儒，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
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官报道。
——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把其中欺诈的部分，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
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槽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亘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对史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琉公圳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
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四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定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捧，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
报案捉贼
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原来设在新生南路仁爱路口，可是偏偏我失窃的前几天，它乔迁到一条巷子里，找了半天才算找到，门口红灯如故，不由就心跳如捣，盖柏杨先生天纵英明，对派出所分驻所之类，尚不在乎，但对分局以上，可以随意修理人的衙门，却感紧张。我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又急又怕，恰巧碰见一位朋友，寒暄之余，他曰：“分局长正在门口哩，我介绍你晋见。”一听说可以面见分局长，真是受宠若惊，急忙上前含笑鞠躬。分局长看了我的报告后，挺其尊肚，呼曰：“交给刑事组办。”于是七转八折，总算有一位先生到了柏府，又是拿了一大叠表，问之填之，作为口供，然后训诫小心门户，扬长而去。刑警先生走后，我们一家人才开始研究失窃经过，门右侧墙上留有痕迹，门左侧墙上也留有痕迹，贼先生光临时间，约在夜半二三时左右，那时柏杨先生暨夫人，正大梦方酣，他阁下从墙下翻越而过，顺着夹道，绕到房子后门，用手撬开，一直走到床前。我们完全新派作风，开着灯睡，他就在灯光之下，先取西服，再取手表，然后再顺手牵羊取钞票，如果不是那叠钞票，恐怕还要拿走别的也。
经过这番分析，老妻立刻张口结舌，呜呼，若该贼先生正在动手之际，柏杨夫人忽然醒来，看见有人立在床前，她如果吓得闭了气，还算幸运。如果像电影明星一样，来一个尖叫，台湾小偷都是带刀子的，届时恼羞成怒，给她一刀，该如何乎哉。一想到这里，虽然损失惨重，总算不幸中的大幸，这年头凡事只要退一步想，便心安理得矣。警察局是何等尊贵之处，警官又是何等尊贵之人，平常小民见之，一定有许多若干未便的地方，而如今我不过只失窃而已，竟可以和分局长对面谈话，而且还允许我不断向他鞠躬，如果没有这一点契机，能有此荣幸那欤。
记得前年，菲律宾作家来台湾访问，报上有一章文章，写得甚妙，土作家请洋作家看电影，锁门即去，洋作家问曰：“这不太危险乎？”土作家曰：“台湾治安良好，没有小偷。”洋作家听啦，佩服得五体投地。土作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为这一杰作，自鸣得意。我想警察局真应该准备一种“说谎奖”，专门发给这一类有前途的朋友。若是柏杨先生请该洋作家看电影，恐怕信心实在无法坚强，脸皮也实在一时厚不起来也。
迄今为止，共失窃三次矣，看情形，除非我忽然当了大官，有把三作牌一脚赐之的权一。激烈反对儒学，影响颇大。主张“兼爱”、“尚贤”、“非，恐怕是破不了案。君没有看报乎，分局长先生前天还亲自抓到两个偷花的小学生哩，抓得两个孩子哭哭啼啼，何等威风凛凛？幸哉，花是市长的花，他不过抓了两个，如果那是部长的花，说不定可能抓上三五个。如此干法，将来准有得官做。柏杨先生者流，能给他官做乎？不过柏杨先生也不十分有兴趣去追，追得紧啦，把我和老妻捉将过去，修理一番，说不定我们还要承认谎报窃案，就不够聪明矣。
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责临其家，爬到梁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蛋，不一定本性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梁上君子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头请罪。呜呼，这种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点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子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子，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家伙，阿巴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粱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于窃贼先生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采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地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家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家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家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先生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可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一条裤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己对象的虚无化、否定，赋予世界以意义。，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台湾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蟑螂都多。如果颁布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指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