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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酱缸蛆的话，真不知“是何居心”矣。
简真先生只不过受了点闲气，顺手拈来，随便说说身边琐事。有历史癖的朋友，或干统计调查工作的朋友，如果作一个广泛的调查，恐怕会发现在中国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度里，几乎是：女的处处晚娘脸，男的处处猪八戒脸。这脸只有见了两种人才会努力绽开，一种是洋大人，一种是比他更狠的人。洋大人不必提啦，至于比他更狠的人，则似乎已深入脑髓。君不见吵架打架的场面乎？不管大吵小吵，大打小打，憋着憋着，总有一句话出笼，那就是英勇地吼曰：“好小子，听着，我可不怕你！”那就是，不是因为俺有充分的理由跟你拼啦，而只是因不怕你才干上的。只要你能教他怕，他就俯首贴耳，心服口服。你既没啥玩艺教他怕，不要说你是小民啦，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他连眼皮都不会抬。欲不云乎：“不怕官，只怕管！”也就是“不怕理，只怕权！”没权没势的小民，单凭“情”、“理”、“法”三者俱备，他就会发现他面临着的不是礼义之邦，而是野蛮之邦，处处是淡漠和悻悻然的嘴脸。
明哲保身
我们无意非议老朋友“定于一”的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但这政治理想融成为人生哲学的时候，就“非狗咬狗——一嘴毛”不可。“定于一”对当权派真是个好消息，但怎么定于一乎哉？用时代的眼光看，这个定于一的基础应是定于二三四，而不是从根到梢的“清一色”兼“一条龙”。美国总统当然定于一，读过外交史的朋友一定记得该夷开国初期，曾有过国会要跟总统双头马车的争执，国会认为他们才代表国家，甚至还要直接跟外国来往，甚至还要接受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呈递的国书。闹到后来，国会收拾摊子，该“一”乃定到总统先生头上。可是，美国总统在形式上固然定于一，但在实质上，他却是定于二三的——定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定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法院、国会与政府有同样的分量。约翰逊先生是民主党籍总统，他如果要来个连根带梢的定于一，把共和党朋友全都逐到阿拉斯加，或者是把国会议员全都以叛国罪杀了个一清二白，他不会有今天，美国也不会有今天。
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国王老爷固然高高在上定于一，但首相却是定于二三的。保守党上台，没有把工党杀光；工党上台，也没有说保守党挑拨政府与人民间的感情，一网打尽扔到大西洋。夫人类最高的情操，是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这就跟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酱缸里，酱缸蛆成群结队，别瞧酱缸蛆对时代的进步和对灵性的追求麻木不仁，可是对任何反对的意见，却像台湾痒，敏感得很哩，非刀光血影定于一，就睡不着觉。
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思想构成一个不会合作的习惯反应。再加上现实的因素，添枝添叶，遂更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舌头上说的比黄莺唱的还好听，气质却仍是千年老痰。昨天接到吾友王陶陶女士从遥远的沙巴来信，感慨曰：“这里的中国人，你倾轧我，我倾轧你，有的见面连话都不讲一句。从台湾来的一些人，我以为应该更亲热才对，谁知道大家都是淡淡的，派系分明，明争暗夺，向祖国打不完的小报告，惹得马来西亚朋友讪笑。”呜呼，王女士是华裔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公民，在中国文化学院读过书，现在沙巴一家中文报馆当记者。可惜她年纪还轻，不知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一定要窝里斗也。
请读者老爷注意这个“淡淡的”，悲夫，淡淡的，王女士不过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子，一句话却击中疮疤。
关于中国人这些毛病，我们在前面谈野柳惨剧时，已谈得够不好意思啦。想当年柏杨先生第一次到外洋，各种奇遇，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引人入胜，家丑不可外扬，不再掏臭井矣。
——不过凡不肯掏自己臭井之人，一定乐于猛掏别人的臭井。我有一个嘴上没毛的小朋友，上个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去了一趟。虽然他的学问比我还大，可是也着实露了两手。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老人家诉苦曰：“最糟的一件事，正在联合国参观，走着走着，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响亮，立刻眼冒火星，栽倒在地，把陪同参观的洋鬼子吓得跳来跳去直叫救护车。”我立惊曰“怎么啦？一定是波多黎各人埋伏了定时炸弹。”他曰：“非也，只不过那块奇大的玻璃，擦得净光，我以为是门哩，就一头撞了上去。现在头上的疙瘩都还鼓着，老头，你可千万呼吁呼吁。”我曰：“呼吁啥呀？”该朋友曰：“呼吁啥？当然呼吁玻璃千万不可擦得那么亮。擦得太亮，害人不浅。”我曰：“你有如此杰出贡献，要不要报纸发点消息？我在报馆里有不少酒肉朋友，准可帮这个忙。”他紧张曰：“老头，你要把我宣传出来，你就是破坏政府威信，咱们可没有个完。”所以不敢提他的名字。读者知道这回事，以后擦玻璃时不要心太狠就行啦。
不过只有一件事却是一直到今天都十分伤感的，那就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特有的冷漠。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中国人，像阴山背后的游魂，只能找私人关系，不能找民族关系。柏杨先生第一次在街头满坑满谷的高鼻子蓝眼睛中，忽然发现一个黄面孔，好像小孩见了娘，高兴得立刻跑上去握手言欢，可是所得的却是一片淡淡的脸皮，好像他是飞机场刚下飞机的番邦国王，而我伫立在寒风凛凛中恭迎他的臣民。他阁下轻轻地一挥手，点点头，扬长而去，把我老人家遗弃在路边，半天都想不通原因。所好的是，不久就想通啦，盖见得多，也就不稀奇啦。
在美国的中国人，有老一辈中国人（也可以说是华裔美国人），有最近留学而落户的中国人，也有目前尚在飘来飘去的中国人。这三种人之间，好像隔了一道篱笆，在外国人看，虽然同是中国人，而自己却分得清清楚楚。在日本的中国人，有流亡式华侨焉，大都是抗战时期满洲帝国政府及汪精卫先生政府垮了台后，挤到日本的；有占领式华侨焉，大都是台湾尚在日本占领的时候过去的；有自由式华侨焉，非前两类的朋友属之。
好不怕人
拜读之后，可见“外国也有臭虫”，以美利坚之大之强，其政府和其官员，固也是那种嘴脸。重育委员会是专门为亚当先生而设的，却把亚当先生放到叠床架屋荒谬绝伦的庞大机构中最下一个“生产股”里。最后，记者老爷对克勒斯先生一听“白宫”浑身都酥了之后，下了一个总括的描写，文曰——克勒斯是那种在他面前没有平辈的公务员，别的人不是他的上司，便是他的下属，他的鼻子紧靠着他上司的尾巴，他的脚跟则牢固地踏在他属下的头上。只要他能保持常衡，三十年后便可以领到一笔退休金，回家养老。
这是一个活官崽轮廓，在我们中国，只要把后面那两句略微改一下，就太面熟啦。
这本书介绍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是回到“科学”上，人类丧失生殖能力是文学家的哀鸣，也是科学发展到万一自己控制不住的阶段，可能产生的灾难之一。当初原子弹发明时动。它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运动的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无始，许多科学家曾经反对过，盖恐怕原子一经撞破，引起了连锁反应，地球都会爆炸，化为点点片片，成为千万个殒星，在太空消失。那时候宇宙中根本没有这个星球啦，把不锈钢埋到地下，又有屁用哉。
夫太阳系共有十个行星，一直到今天，科学家们都没法证实这十个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可能在亿万年前，还有别的行星，该行星上也有人类，也有术高的文化程度，也在努力研究，最后搞来搞去，搞得该行星生生瓦解，碎粒弥漫太空，构成现在仍在太空中存在的宇宙尘。
月球上没有人类，已经确定矣，其他星群中有没有人类，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其他行星上竟有比我们更高明的朋友，一旦被惹得发了脾气，射出一个什么可怕玩艺，我们就吃不消矣。如果说其他星球上没有氧气就没有生物，我想这种判断有点自作聪明。焉知没有另一种生物，他是靠氮气生活的乎哉？在他们看来，地球上人类靠氧气生活，那才是他妈的怪事哩。而且，即令没有人类，是不是也像密西西比事件一样，被科学杀光了耶？难说难说。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研究，也不迷信什么，但我们担心如此发展下去，科学会为人类带来些啥。呜呼，占国时代杞人忧天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惟恐天要塌下来，现在我们又要忧科学矣，惟恐科学把人类弄没有啦，或把地球弄没有啦。天气变得如此失常，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告，思想起来，好不怕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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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恍惚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时曰：“然是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省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揸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爱，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精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精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洞烛其奸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颇有点心跳如捣之感，就此暂停，且回过头来介绍我那位朋友。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直闯辕门，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他感叹曰：“你的字真难认呀。”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等变成铅字，就眉清目秀矣。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原来孙先生捧了你，把你捧出后劲，想教别人也捧你呀。“说罢此话，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光，洞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扬长而去。
呜呼，幸亏他扬长而去，否则他尊头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或赞扬了我老人，这道理不通，要说孙先生“捧”了我老人家，他的炉火就未免太茂盛矣。夫“捧”这个图案画，不知道能不能译成英文，我真怀疑英文中有没有这么一个恰当的字。从前一位英文奇好的作家译《红楼梦》，译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把“云雨”二字（如果拼了单，就是一字矣）译成cloud‘and’rain，不能说不对，但只是字对，不是意对。后来天良发现，又改为make‘love，意虽对啦，那股劲却不对。同样地，捧和赞扬，是两回事，捧里可能有真正的赞扬，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赞扬，即令有真正的赞扬，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赞扬，更不见得是含有敬意的赞扬。盖赞扬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目的，而捧却有点副作用——可能是感情上的副作用，也可能是物质上的副作用。故有捧电影明星的焉，有捧歌星的焉，有捧舞女的焉，有捧酒女的焉，既捧她们的艺，又捧她们的色。但并不是到此为止，还有下一步哩，俺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摸摸玉腿总顺理成章吧。胆敢不教俺摸，好个狐狸精，你拿俺当冤大头呀。除了捧女人，也有捧男人的，穷斯滥矣努力捧大享，小官崽努力捧可以给他官做的大家伙，书店老板努力捧作家，画廊努力捧画家，补习班努力捧大专联考第一二三名。心里可能真也啧啧称赞，但也可能根本就没瞧得起。
捧和赞扬实质上有区别，只有畸形人缺少这种纯洁情操，总认为天下没有纯洁的赞扬，而只有功利的捧。柏杨先生一直有这么一个毛病，遇到朋友升了官，或遇到朋友得了啥奖章奖金，总写封信贺贺。不过反应似乎很教人皮紧，有的曰：“那老头，不嫌拍马屁太迟了点呀。”有的曰：“异想天开，他准想借钱。”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都一定往邪恶里塞，这是时代的气质，无可奈何。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谁要是有这种念头，他就“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则既妒又恨，遂英勇抽筋，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孙观汉先生提倡“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第1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同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