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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对《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用笠筝萧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如今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白石二“。又有”白马非马“说，认为”马“指其形，”白“谓，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农村妇女念唱本听，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地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泪不轻洒，只因未到半票处”。君看过《初恋》那部电影乎？男主角金凯利先生，女主角娜妲丽华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请他写剧本，让他跟社会高阶层人士接触，结果如之何乎？闹到最后，金先生失了踪，娜女士爱他爱得入骨，千山万水，到处寻找，终于在原来他们相识的儿童夏令营里找到他。隔着窗子往里看，金先生满脸笑容，又弹又唱，又摇又晃，男女同学围着他，瞪着崇拜的大眼，有一个少女嗫喃曰：“你看他多么英俊呀。”而这正是当初娜女士嗫喃过的话，此时另一个成名的声乐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只有在这里才胜任，才快乐。”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怅离去。我想《初恋》那部电影，人人都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
写了几天《梁山伯祝英台》，写得怨声载道，真是大出意外。盖本无意于此，只不过为了要写七世夫妻，写引子时写得太长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有些读者先生勃然大怒，才加以解释。谁知道越解释越糟糕，真是事不由己也。这些日子，最难对付的莫过于柏杨夫人，她虽对我写的看不太懂，但我既然不断说她是”半票“，自然每天聒吵。昨天晚上，时已九点，细雨蒙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台北西门町中国戏院，以便教我看了以后，回头是岸。我并不是不肯看《梁祝》，实在是听说票很难买，又听说观众的台下跟着乱唱，乃没有去挤。昨天看时，发现只有三分之二座位上有人，而且并没有人跟着乱唱，有点失望，但也因此，安静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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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