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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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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和谐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千古疑案
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年代抗战胜利后，新疆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团，到北平演出。北平各大学堂康乐团体，举办欢迎大会。在大会上，维族青年唱的是中国歌，而北平大学生则唱洋大人之歌焉。维族青年不禁目膛口呆，当时没说啥，回去后却向《新疆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曰：“早知道中国人是以自己文化为耻的，则我们何必以做中国人为荣乎也。”
这种精彩节目，柏杨先生方以为空前绝后，不会再有，却想不到前天晚上，在台北什么之家，又开了眼界。这一次献宝的男女主角，虽不是大学生，略嫌差劲一点，但其使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与大学生则一样焉。报导于后，以开眼前。
前天晚上，该什么之家举行慰荣日本东方歌舞团聚会。这应是一个隆重的聚会，在这种场合中，国家意识应超出个人的风头。呜呼，甲午年中日之战，广东省向日本索取被扣的军舰，说广东省可没有参战呀，贻笑天下。而今中国艺人，也搞出这一套，只因无知，所以也无自尊。
话说聚会开始时，一个女人上得台来，开腔便唱日文歌。急探听她是何许人耶，别人告曰：“张小姐。”该雌大概事前也没打听一下，台下东方歌舞团中的低音歌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Jian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