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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ＶＣＤ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３０元，３０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２３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２３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６５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１０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3）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的性格和作品也同样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而他的作品也主要表现的是热带风情，色彩丰富而鲜艳，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与幸运的宋双比起来，我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显得大得多，甚至一度超出了我来北京前的想像。
到北京后不久，我便面临了经济危机。来北京前，我卖掉在美院学习两年所积累的所有生活用品，只换得了１００元钱，加上我攒下的父母给的那２００元生活费，一共只有３００元，带着这３００元，我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北京。
从杭州到北京的车票加上房租，再加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个月不到，２００元便花光了。而我开夜车赶出的几幅画，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设想。看着塑料袋子里那不多的几粒米，我明白我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躺在床上不无自嘲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怪叫声，我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到了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堕落”一次——一生只准“堕落”这一次，用最快的速度，画几幅市面流行的画，卖他千儿八百元钱，然后靠这些钱生活三两个月，埋头搞我的“艺术创作”。
我要画就画出精品来，到那时，我的一幅画就不是那些“堕落”的画价可以相比的了，千万百万暂时还不忙着去想它——那是早晚的事，十万八万块钱一幅画总可以了吧。有了钱后，我不就可以安心地搞我的“艺术”了吗？
这个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有“财”，有了“财”我还怕饿死，还怕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要在北京立住了脚，成了气候，凭借着这块跳板，冲出亚洲乃至走向世界，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非常自信，可现实却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蒙了。看着我的那一摞“堕落”的画真的“堕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再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身无分文，眼看着要到月底，再不交房租怕是要被管大爷扫地出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逼无奈，我决定到公园给人画像去。画像虽然丢人，但总比沦为乞丐、总比活活饿死的强。
刚来北京时，一次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自称美院的穷学生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给两个中学女生画像，因为画得不像，其中一个女生拒绝付那几块钱画像费，那个穷学生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艺术懂不懂，画得像谁不会，但那是画匠，似像非像才是艺术呀！”
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笑他手艺不精竟敢出来画像，二笑他的这种谬论。什么艺术呀，你就别糟蹋艺术了吧，艺术就值几块钱当街卖？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１００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死。我不仅不死，还要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幸好，苦役结束后，他们或许还想给艺术家留点尊严，并没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早就想好了，若他们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会在半道跳车逃走，我宁愿摔死，也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杭州，那多丢人呀！
被关了几天，我的艺术家的自尊心被彻底击垮，我的脸皮也变得厚多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房租到期我没钱付，管大爷要将我赶出门时，我竟然能笑眯眯地跟他兜圈子，说什么两天内家里就把钱汇过来了，只要接到汇款，我保证立马把房租付清。如果不信，我可以白纸黑字给他立个字据，或者到时给加一些钱算是利息吧。
其实，这是骗管大爷的，我哪有什么汇款。自不辞而别离开杭州后，我和家里就没联系过，父母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之所以能这么脸不红心不跳地骗管大爷，得感谢这次筛沙子经历，它让我既尝尽了苦头，也让我学会了生存的能力。得骗且骗，总不能真让管大爷把我赶出门睡在桥底下吧。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4）
骗是骗，我得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否则总有一天会骗不下去，免不了被管大爷赶出门的厄运。我仍决定去给人画像，这次我选择了北海公园作为我的谋生场所。据说在那儿画像价钱高一些，生意也好做。
我在北海公园待了一周，这回一切顺利，不仅没有再碰到让我心惊肉跳查暂住证的警察，收入也相当可观。很快，我就把欠管大爷的房租付清了，甚至还存下了足够下一个月吃喝
住的费用。
累了一天，黄昏时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往画家村赶的路上，我不禁感叹道：总算活下来了，只要能活下来、能在北京待下去，就会有机会，总有一天，我会混出个人样来的。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一帮人存在，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被赶出去。
在北海公园，我认识了刘斌，和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北漂”画家。
刘斌的经历和我几乎一样，也是不满美院的机械生活，不顾父母的死活劝阻，中途辍学选择了自由画家的道路。与我稍有不同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就在北京。北京的学生退学选择“北漂”，似乎更让人不可理解。
那天，公园刚开门，我便背着画夹，靠在一棵大树上，静等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从门口走来一个和我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
那个人年纪比我稍大，模样挺清秀，留着一头长发，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我，就走过来说：“老弟呀，你没搞错吧，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哟，我刚回趟老家，怎么就被你占了？”
“这是你的地盘，我一直在这儿待着的呀，怎么会是你的地盘？”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明白我可能的确占了人家的地盘。不过话又说回来，凭什么这么好的位置就该是他的，谁抢着就该是谁的呀。即使以前他曾在这儿待过，但他后来走了，现在被我占了，就该算我的地盘了。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我们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没酒喝怎么行？”他笑嘻嘻地说，见我也笑嘻嘻的样子，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突然问我：“喂老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我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依然没有给他挪地方的打算。见我想赖着不走，他的脸上没了笑容，说：“老弟，你难道不知道，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一个妞只能一个人泡。看来，你得另谋高就，挪到别处去了。”
我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我：“老弟，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南方人怎么也混到了这步田地？”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
“对了，你画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油画，写实的。”我回答。他说：“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这样才能混得转，否则便只能像我这样，做一个‘民间艺术家’了！而在老百姓普遍还没富起来的今天，‘民间艺术家’便意味着吃不饱饭。”
他滔滔不绝地说，言语中充满了戏谑和自嘲。见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所以，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只要你舍得下脸皮，不久就可以过上香车宝马的上流社会生活！”
“是吗，那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见他懂得这么多，肯定是个老“北漂”了，便向他请教。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
“那你搞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版画。噢对了，你住哪里？”他说。
“我就住在圆明园，那儿有个画家村，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我说。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最讨厌搞艺术的人划出这个圈那个圈的了，搞艺术的就要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谁也拯救不了你。”他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就是冲着这才到画家村的。”见遇到了画家村的同行，我很兴奋。
“这个嘛，也有道理。不过，得看怎么说了，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嘛。”他说。
我很惊讶我们就这么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我想大概因为两人都在异乡，都太孤独了吧。
“这么着，”他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找个地方聊聊怎么样？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看见你就让我想起自己刚到北京那阵子。好啦，我们去喝酒去吧。对了，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我请。”我忙说。
酒席间，刘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青年画家，自认为画画小有成就，经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几个同窗好友。
几年后，他要从大学毕业了，到了开告别聚会时，一个同学拿出张画来给他看。
“这幅画色彩单调，线条生硬，这个家伙根本就不会画画。”他不屑一顾地评论着。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5）
他的同学却把手移开边角，露出一个签名给他看——正是这个画家当年的亲笔签名。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非常惊讶，心里想：“这确实是我画的，但我记得画得不错啊！真丢人，我怎么能把这个次品送人……”他想要回这幅画，但好友不肯，于是他便把最近画的一幅堪称“经典”的力作作为补偿送给了好友。在同窗们的惊叹和赞美中，他赢回了自信。
但事隔几年的一次重逢中他又有了同样的遭遇——那幅“经典之作”看起来像是个顽皮小孩的涂鸦。对于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的他来说，这实在是个耻辱，于是他又把一幅刚完成的想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画，一幅无可挑剔的大作，忍痛割爱地送给了这位老友。
时光飞逝，经过数十载的苦练之后，他终于成了全国第一流的名画家之一。而在这时，他也已步入了老年。在朋友和自己学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盛大的个人画展，展出了近几年他的百余幅新作，结果三天之内所有的参展作品被抢购一空，最便宜的画卖到几千元一幅，最贵的一幅竟卖了１５万！老画家从心里感到满足，同时也对几十年的努力感慨万千。
不久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三幅画被人以２００万元天价卖出！而在下面的插图上，赫然印着他当年送给大学同学的那三幅画——报纸上说的“早期经典作品”——而他现在看来，他在颜料盘上调色时形成的图案都比那三幅“画”中任意一幅要好得多。
可怜的老画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忍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的手任报纸飘了到脚边。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忧新。
我与刘斌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朋友。
刘斌住在福缘门村，我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我常在那儿吃饭，刘斌说他也常去那儿吃饭，但我们却一次也没碰到。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去那儿租房的大多是周围院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一次，我去找刘斌玩，听一位过路人贬福缘门村那帮画家：“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整个就是一群盲流嘛，国家怎么也不管管，把这帮人都赶出北京那才叫个清静！”
这位过路人的话听得我脸红，仿佛他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画家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
刘斌也有这么一位崇拜者，不过那个女孩是有男朋友的，每次到刘斌那儿玩，都是由男朋友陪着来的。我第一次按照刘斌给我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儿时，恰巧这位女孩也在。知道我要来，那位女孩正帮刘斌做饭，边做饭边和刘斌挤眉弄眼的，让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