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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一样，她对我一见面也已有好感。
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反正我当时卑鄙地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固定一点的女朋友了，哪怕仅仅为满足一下自己的生理需要也好。我们吻了足足有５分钟，然后不约而同地相拥着走向我的小屋，我为自己想有一个性伴侣的想法而略显惶惑，但很快又强自镇定下来。
那晚，吴琼并没有留下来，只是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不过，在我把她送到村口等出租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抱在一起接了一个长长的吻。
吴琼的文章《画家村，中国最后一块艺术圣土》在她所供职的刊物上刊登出来后，很快被全国各地近百家报刊转载。为了感谢她在文章中对我的“吹捧”，我请她来北大附近的红房子咖啡馆喝咖啡，她欣然应允。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9）
吴琼打扮得很时髦，酒吧光线幽暗，适合于谈心，也适合谈情说爱。落座之后，吴琼给我要了杯意大利黑啤酒，自己要了杯薄荷宾沾。喝着咖啡，吴琼开玩笑说，“一杯咖啡就想把我打发了呀，也太小气了吧。我让你出了那么大的名，你得好好感谢我才是呀！”
我苦笑，“我是想感谢你来着，可我感谢得起吗，就是这杯咖啡，也要让我饿三天肚子省吃俭用才能凑足钱。”见我这么说，吴琼关心地问我，如果我真揭不开锅了，她可以帮助
我。我笑着说还没有混到这个地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肯定会向她求助的。
喝完咖啡，吴琼主动提出到我的小屋里聊一聊。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竟主动提出要给我做模特。当她脱光了衣服站在我面前时，我惊呆了，脸色涨得通红。她有意等了好半天，好享受一下我的羡慕和老实的神色，然后问，“摆什么姿势呀，大师？”
我的回答很让她意外，你穿上衣服走吧，我没有办法画了。见我这么“没出息”，她不耐烦地说，这么没有敬业精神？要怎样之后你才能够画？我低下头，应该说我的头完全没有办法抬起来，脚在那里吱吱地重重地磨着地。她干脆撒娇地走到我身边说，“你到底画还是不画？”
在她意料之中，我紧紧地抱住她，我们一起倒在床上。我只听到她粗重的喘息声，仿佛要窒息了一样。那一种凶猛的势头，仿佛酝酿了千万年的火山爆发了，逼得我节节后退，而她寸寸进逼，我只得向她缴械投降。
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后，仿佛已经成为好朋友。她要穿衣服，我大胆地说，不用穿衣服了，我们开始画画吧。于是两个人赤裸相对，我给她画了一幅坐姿。她看了看说，画得不错，可是将我画得太纯洁的样子了，我有那么纯洁吗？
我说，纯洁是最诱人的性感。为此她想了许久，承认我说得有点道理，我们常常是为了纯洁的东西付出最大最惨痛的代价，正如大多数人为了初恋付出的。
从那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自由自在、毫不拘束，我们一起切磋我们的画。也在这个时候，过去的努力渐渐有了成效，我的画开始小有名气。
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她，归结于她在那篇关于画家村的文章中对我的“吹捧”，也归结于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所带给我的灵感。
可以这样说，她是个给我带来好运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以后的成功。
我再不用像以前那样到公园给人画肖像了，我开始可以靠卖画生活了，虽然现在我的画还不是太值钱，但也足够维持我在画家村的生活开销了。
我只是一个梦想者，一个漂泊在京城的艺术家，在圆明园、颐和园、使馆区兜售我的画。我拼命地画，可是满房间的画并不能带给我哪怕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上星期，吴琼拿了我的一幅画出去，回来说是卖给了一个旅游者，５００元。没有想到，她只是把那画送给了她的一位朋友，自己掏了５００元钱给我。她在可怜我，可怜我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
我发怒了，咆哮着让她滚出去，永远都不要见到她。吴琼含泪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想到我又是一个孤独而且潦倒的艺术家了，像凡高，太像了，也许我该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永远记住这一天。可我没有这样做，模仿别人，永远都没有出息。我去喝酒，把自己仅存的３０元全部喝完。劣质酒啊，我忠实的情人！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庸俗的创意，可比清醒着好得多。
我喝醉了。吴琼几时来的，我不知道。
当我醒来，一眼看见吴琼，我以为自己还在酒吧里，还在喝酒，或者还在梦中。于是，我完全不当回事地、摇摇晃晃走到厕所里去吐，胃里翻江倒海，难受得泪水长流。她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背后，递给我一张毛巾，热乎乎的。我一愣，她不是走了吗？然后又是一杯浓茶，一杯牛奶，一块蛋糕，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食物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一切跟往常一样。
我大口吃着吴琼带来的食物，像一个叫花子那样毫不顾忌。她麻利地收拾我的狗窝一样的房间，像一个温顺勤勉的家庭主妇。在重新变得清爽的房间里，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卑微又开始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向我道歉，“可是我朋友是真正的喜欢那幅画。”
“你不用再鼓励我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你还是走吧，我这里找不到幸福。”我悲哀地说。
“幸福是什么？”吴琼问我。
“我的幸福是作画，画自己的世界，哪怕画得一蹋糊涂，哪怕画得一贫如洗。”我说，“女人的幸福应该有物质保障的，应该有一个性格温和有安稳的职业收入而且爱她的男人，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吴琼说：“如果我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那么我也不会一个人闯荡北京，做一名打工记者，更不会爱上你。我老爸在老家的公司每年纯利数百万，可我从没动过心。我有我的理想和追求，我选择你可不是头脑发热……”听了吴琼的一席话，我好感动。我感觉我这样做对吴琼太不公平了，我一把抱住她：“你是我的好老婆，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酷热夏日里的一天，正当我埋头作画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个穿着打扮考究的中年人，梳着个大背头，穿一身名牌西服，一脸从容自信的微笑。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0）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瞟了一眼，见上面写着“新写实画廊经理王启芳”字样。我给他让了座，他坐下来抽出一枝烟给我，我用手挡住，他便自己吸了起来，边吸边说：“我看到过你的画，也在报上看到过关于你的报道。说实话，我喜欢你那种表现式的写实。现在从事写实画的人很少了，大家都赶时髦似的画新潮画，什么抽象啦、主观啦、变形啦，什么装置啦、行为啦，似乎越空洞越好，但我就喜欢实在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画？”
我一阵惊喜，心想遇到了知音，立即奔到屋角抱出一大堆。王启芳眯着眼睛，一张张地翻看。看了半天，他说：“２０００块一幅，我买１０幅，当场拿货当场付钱，怎么样？”
１０幅就是２万块，真是飞来的横财。这可以让我一下子就挤到“有钱人”的行列了，这还用迟疑吗？我一口答应。王启芳立即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叠现钞，说：“你点点，２万元。”说着就随手从上面数了１０幅画，卷起来。
真是大款，出手大方。看着他抱着画走到路口，坐进一辆白色的小车的时候，我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我立即呼刘斌，刘斌比我还高兴，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借我２００块钱怎么样？我的房租该交了，正愁呢！”我随手甩出几百块钱，得意地说：“借什么借，这些钱送你，不用还了。今晚我请客，咱们去找点乐子去！”
我们打的来到长安俱乐部，桑拿浴池、高尔夫球场，凡是一切好玩的地方通通玩了个遍。天渐渐擦黑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肚子有些饿，于是打的到一个酒家喝了个醉，然后就到歌舞厅去唱歌。
想起来，我还没有进过歌舞厅，我对这种肉欲气息太过浓郁的地方一向没什么兴趣，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想放开来玩一把。
门厅一圈黑沙发上坐满了女孩，脂粉的气息扑鼻。那些女孩一个个浓妆艳抹，涂得漂漂亮亮，超短裙短得差点露出了屁股。里面灯光暧昧，歌声缥缈。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不怕，还有厚厚一沓。我底气十足地对笑盈盈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牙齿的女招待说：“要一个包间。”
立即有一个同样浓妆的女经理走过来给我们带路，把我们带向一个包间。小姐随后跟上，端着一盘饮料。刘斌给自己要了杯龙舌兰烈酒，给我要了蓝带马爹利。然后，他把电视打开来，屏幕上开始出现搔首弄姿的性感女郎。
我把手搭上了小姐的肩上，这个小姐长得有点像我大学时代的梦中情人郭静。不过，大概由于读书不多，她在气质上根本无法和郭静比。刚才能在众多的小姐中一眼挑了她，就是因为她长得像郭静吧。
刘斌怀里的小姐模样儿也不错，可能是在风月场中淫浸太久了的缘故，人有点风骚，刚被刘斌搂到怀里，就发出浪声浪气的挑逗声，把刘斌弄得丑态百出。这时，她挣开刘斌的怀抱，跳上去唱起了一首甜腻得让人倒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歌。
听着歌，我怀里的小姐朝我嫣然一笑，竟积极主动地把身体靠上来，像个小猫似的偎在我的怀里。我这时才听明白那个小姐唱的那首歌原来是杨钰莹的歌，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我搂着小姐听了一会儿，就拉起她跳起舞来，纯粹是胡跳，把脑袋伏在小姐的肩上，双脚乱踢乱蹦，踩得她连声怪笑。
闹了一阵，我的酒慢慢醒了，我突然想起吴琼来，一阵愧疚之意顿然升起，我赶紧拉开正和小姐抱作一团的刘斌，对他说：“哥们，我们该走了吧！”刘斌迷迷瞪瞪地随我出了包间。
我与刘斌出了门，打的直奔画家村。我把刘斌送到福缘门村，然后又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我的住处。
转眼就是冬天了，今年北京特别冷。空气干燥，画家村的地面一直积着厚厚的冰，树枝光秃秃的。外面行人稀少，车子单调地来往。太阳却依然一如既往地照耀着我们，天空依然蔚蓝，白云依然在漂浮。而我，依然喜欢北京。
北京的画展很多，这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画展上有许多老外，据说有的老外一天要接到好几十份请柬。和老外结识，就有了固定的渠道。一次，一位叫做迈克尔的美国人看中了我的一套系列画，他要我开个价，我告诉他卖价是３０００美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幅２８００美元成交了５幅。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入最多的一次。
为了方便吴琼的工作，我们决定在市四环买套商品房。富有戏剧意味的是，我在北京待了几年都没有办过暂住证，这次要买房定居了，售楼小姐却要我出具暂住证。也许我们这些外地人对暂住证特敏感吧，我将一肚子火都发泄到售楼小姐身上：“老子有的是钱，老子买房不是暂住，是常住北京，知道吗？”小姐被我吓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暂住证最终还是让吴琼给办了。房子买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度完蜜月后，我又搬回了画家村，仍住在管大爷家，似乎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对我这种“怪癖”，吴琼表示理解，不过她仍要求我最好能在周六回到我们的小巢去与她共度周末。
不久，画家开始陆续从圆明园迁移到通县宋庄，我也随着这股大潮来到了宋庄。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1）
宋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树木葱郁而幽静，林阴小道，广阔的农田，虽然农舍的房子矮小，但都带有院子的格局，这显得格外宽敞。
关于宋庄“画家村”的形成，流传着很多“版本”，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是：１９９４年，几位“明星”艺术家因为不堪外界的“骚扰”，便在这一年的春天从圆明园“转战”到了通县以东１０公里处的宋庄。之后又有大批“先锋艺术家”尾随而来，分散在大兴庄、小堡
村、辛店、北寺、小杨庄等村落，或买房，或租房，逐渐使这一片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
在宋庄画家村中，我所居住的小堡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最早来的艺术家为这个村子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出资安路灯、修马路等。这些人里什么人都有，除了潜心作画的，还有不少属于“另类”画家。
有的画家卖画不成，便弃画从商，在村里开起了酒店，墙上挂满了自己的作品，画家们经常以此为“聚点”，吃饭、聊天，笑声朗朗；有的画家特会生活，闲暇之余在院里种满了花草蔬菜，还养了很多家禽，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还有的画家很会经营，属于“场面”上的人，朋友也多，能轻松为自己的活动拉来赞助……
还有更厉害的，不仅娶了“洋太太”，自己也入了外籍，经常飞往欧洲为“村民”搞些“涉外活动”，是这儿公认的“外交家”。但更多的还是为生存而奔波的“穷画家”，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家里也没怎么装修过。有人因为贫寒，行为就越发“乖张”。传说某人在大冬天骑辆破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回行驶，嘴里还不住地呼喊着……
也有人特怕孤独，曾频繁托人介绍女朋友。据说某画家“心特好”，为了和刚认识的女朋友保持联系，便把身上仅有的一件值钱东西——手机给了这个女孩，谁知女孩从此“黄鹤一去不返”，怎么打就是不回。
这里还有女画家，极少，可谓凤毛麟角。来时都是单身，但没过多久就被男画家“俘虏”了。
为了生存，画家们整天周旋于画廊老板、艺术赞助商和批评家之间，并不停地出没于各种先锋艺术展、艺术事件及活动。这里面的故事，用一位画家的话来说，“可以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厚得可以当砖头把人砸晕的书”。
有段顺口溜，是画家们自己编的，颇为写实，又充满了自嘲：卖不掉油画怎么办，画点行画试试看；画了行画还不行，拉帮结伙试试看；拉帮结伙还不行，找个批评家试试看；找了批评家还不行，找个观念试试看；找了观念还不行，找个洋妞试试看；找了洋妞还不行，傍个富婆吃软饭……
由于城市向外的辐射性扩张，宋庄也难逃其中，急速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行列，一切原有的安静朴素的风貌荡然无存，新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厂房、商店、私立学校、笔直而宽敞的马路。
但相对于北京中心市区，宋庄仍是适合艺术家的“乌托邦”之地，它不但是一个释放精神自由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表演身体“欲望”的乐园。我们分享着生活的惬意，悠闲而有诗意，身体的呼吸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２００３年，我买了一个农家院，最普通的那种，三间北房，两间厢房。三间北房改造成了画室，后墙拆了往外延伸，空间大了许多。做了天窗，就有了漫射的光线。厢房做厨房餐厅，后来又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盖了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作居所。
像所有稍有成就的“北漂”画家一样，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打拼，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廊，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除了开画廊，我已经和香港一家公司签约，成为一位签约画家，这解决了我作画的经费问题，毕竟靠画廊的收入难以满足更高的文化需求——一幅普通油画的材料费要超过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从亚麻布、框架到颜料等，我都要最好的——我要保证我的画起码可以收藏１００年不会褪色。
除了自己作画，我还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家，这使我的身份多了一个内容——文化经纪人。组织画家画展之外，我就推销签约画家的画，作画和卖画，构成了我工作的全部内容。
我开始坚信，穷不是艺术家的特色，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让世界更多一点色彩，当然也有权利让自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三章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1）
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可以只身飞行数千里横渡太平洋，漫漫旅途，它只带着一件行李，这也是它惟一的财产——一根树枝！它衔着树枝飞呀飞，累了就降到海面上，栖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后再继续飞行……
我就像这只鸟儿，衔着我惟一的资本——英俊的外表及易逝的青春，在北京的天空飞呀飞。可是，飞往太平洋的旅途虽然遥远，但它总有彼岸，而我的太平洋却茫茫无际，看不清
哪里是岸！我迷失在浩淼无边的波涛中，连回去的路都已经找不着了。
当初，我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来到北京的呀！那时的我，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永往直前、战无不胜的豪迈。那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做一个大明星，让所有的人都崇拜我，让所有的亲人都为我感到骄傲、自豪。
就这样，我怀揣着一张高中毕业证，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通往艺术天堂的电影学院。为了能让自己更有把握考上电影学院，我临时抱佛脚地走了一条“捷径”：参加考前辅导班！我知道，像我这样从未受过任何培训的人，参加考前辅导班或许是必需的吧。
这一招，其实是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他从一个朋友那儿打听到：参加考前辅导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很多考前班的辅导老师就是后来的招考老师，“和老师见过面，老师会对你有一个基本认识，这样，你就会比那些没有参加过此类辅导班的考生多了一枚秘密武器！”
让我失望的是，虽然有了这枚秘密武器，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考上电影学院——我连“一试”也没有通过，就被刷了下来！可是，我并没死心，因为我热爱演艺事业。
我搬出在电影学院附近租的房，取出存折中剩下的最后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