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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孩子此刻沉浸在一种平等地跟他谈论条件的兴奋里。孩子觉得自己是懂事的，所有的要求都非常合理。他看着孩子的眼睛，终于笑了笑。他说：“知道了。”
然后他很想抽支烟。
他下到医院底层的大厅。这里像是火车站的候车室那样，长椅上坐着、躺着、歪斜着各种沉睡的躯体。清醒着的人们，都让自己的脖颈微微扬起，看似无意识地注视着悬挂在他们脑袋上面的电视屏幕。在春晚观众席上响起笑声的时候，轻轻地跟着哄笑。也未必真的觉得好笑，当你必须仰起头来注视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错觉那是真理。
他面无表情地越过他们。他走到大厅的外面，忍着寒冷。一个裹着羽绒衣的小伙子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看着他：“这位大夫，借个火行吗？”
他把打火机丢给他，小伙子轻快地接住了，当打火机重新划着弧线丢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伸手去接。他看着打火机清脆地落在他脚下的水泥地面上，然后弯下腰捡起来。小伙子略带惊愕地看着他，耸耸肩，说：“谢谢大夫了。”白衣加身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自己无法平等地对待他们。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喂？——”电话那头，尾音拖得很长，有种全心全意的认真。
“喂？你好。”他微笑着说，“我想和陈至臻小姐说话。”
“爸爸！”陈至臻小姐欢呼了起来，然后又一板一眼地回答他，“我就是陈至臻小姐，请问你是不是陈宇呈先生？”
“没错，真聪明。”他急急地把一口还没来得及吸进去的烟吐掉，他必须立刻回答臻臻，他不愿意延迟哪怕一秒钟，“陈至臻，今天过年，开不开心？”
“开！”陈至臻斩钉截铁地笑着。
“看到焰火了吧？焰火漂亮不漂亮？”
“漂！”陈至臻打定主意要玩这个游戏到底了。
“想爸爸了没有？”
她停顿了一瞬间，然后像宣布比分那样自豪地说：“没！”
“坏丫头。”他终于意识到了户外的寒冷，因为他开始真正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一阵战栗的麻木。
“妈妈来了，爸爸，你要不要和她说话？”
他迅速地加入了陈至臻的游戏规则，说：“不。”
除夕过后六个星期，那个生于3月18号的孩子死了。他还差几天就可以满六岁了——阅读他墓志铭的人会在他的生卒年月的等式两旁发现这个刺目的不圆满。
他出神地坐在办公桌前面，突然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那个年三十的晚上告诉那孩子的父母，要他们早一点为他买下游戏机呢？若是在几年前，他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不过现在，他厌倦了这种举手之劳的善意。这种事做了又能怎样，除了让那对父母在漫长的岁月中，疼痛减轻的间隙里，回忆起一位颇有人情味的医生，除此之外，又真能帮上谁的忙？
“陈大夫？”护士长笑盈盈地推开了门，“我还以为你睡着了，本来是想叫你醒来的。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开始查房了。”
“上次那罐咖啡，你那里还有没有？”他看着她，这个永远表情清爽的女人。
“家里还有，明天帮你带来。”她动作轻巧地收拾堆满纸张的桌子，“我忘了，明天你休息。今天是周五，你不是每周都是今天接女儿？”
“对。”他疲倦地按自己的太阳穴，“我总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件什么事儿，下午……”
“想起来了。”护士长胸有成竹，“你下午要给那班来进修的乡村医生上课。我前天还帮你修改过PPT。”
“那帮傻逼。”他长叹一声。
“陈大夫，注意你的修养。”护士长回眸一笑。
“好。”他修改了措辞，“那班文盲。一个半小时的课能拖到四个小时去，其中一多半时间都在回答他们那些白痴问题。”
“子曰，有教无类。”
“我不明白。”他站起身，用力地伸展着双臂，小心活动着他脆弱的颈椎，“难道他们手底下的病人真的跟我们的病人是不同物种么？为什么摊上水平这么可怕的医生，还都能安然无恙地活着？”
“不对。”护士长安然地回答他，“他们治不了的病人，要么就送到我们这里来，要么就让病人自己回去等死——对那些病人来说，可能等死是件自然的事儿，不像对城里人而言那么恐怖和憋屈。这才是唯一的区别。”
“天杨，你说话真像个老人。”他轻轻地说。
“跟得绝症的孩子们一起待八年，相当于外面的人的半辈子。”她用锉刀小心地磨着指甲，“这样吧，我今天下午三点就换班了，你上课来不及的话，我替你到幼儿园去，把臻臻接到这儿来等你，像过去那样，臻臻现在已经跟病房里两三个孩子玩得很好了。”
“总是麻烦你，多不好意思。”
“别那么虚伪了，”她戏谑地看着他，“其实你根本就是这么想的，只是等我自己说出来。”
“不愧认识了八年。”他笑道，“要是把所有夜班都统计一下，你我一起过夜的天数恐怕超过很多的夫妻。”
“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么？”
“所以干脆将错就错，你嫁给我吧。”他再一次地把白衣的扣子系到领口。
“好。”她把装着病历资料的文件夹递到他手里，“老公，现在我们要去查房了。”
他是八年前来到这间医院的。那是一个十月的早晨，他对着镜子别好了自己的胸牌，陈宇呈医师，他跟自己打了个招呼。这当然不是他的梦想。他曾经无数次地站在医学院的大镜子前面，微笑着，暗暗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好，Dr。Chen。那年他不到二十六岁，早已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他胸有成竹地拒绝了那间沿海大城市的医院的聘书，每个人都难以置信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万一你去不了美国了怎么办？或者是：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美国也很苦的。他不置可否地对每个人笑笑，直笑到别人觉得自己被莫名地羞辱了。其实那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战斗的双方是这个犬儒的、有序的、退而求其次的世界，和他孤注一掷的期待。
那张匹兹堡大学的Ph。D全奖通知书静悄悄地来临时，他略微颤抖的手指撕坏了整洁的信封。喜悦并没有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坦荡地汹涌而至，他发现自己在用力地要求自己把那个信封平常地放在书桌上，像对待平日里所有那些信封一样——但是，还是情不自禁地，把桌上的水杯挪到了遥远的桌角——万一碰翻了就不好了，其实那杯子里只有一点点茶根，没什么水了。现在终于可以承认当初所有的恐惧了。终于可以。
当然，他知道Ph。D完全不是自己要的，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就算拿了绿卡，它也只是个好看的墓志铭。Ph。D不过是一纸通行证，他真正要通过的考验是USMLE：step 1，step 2……然后就是地狱般的可能长达十年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可是那是个多荣耀的地狱，resident，fellow，……刷下去不知多少人，然后，他就脱胎换骨，成为顶端的那个Dr。Chen——这一轮选拔和煎熬下来，每一个doctor都错觉自己曾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知道自己做得到所有事，比如通过层层考验，比如成为那块土地上的医生，比如把灵魂卖给——他知道还是应该承认灵魂是存在着的，只不过，没必要太呵护它。男人总归要战斗。
可是，谁叫那一年是2001年。不早，也不晚。
那一年，一场名叫“911”的恐怖袭击毁灭了那块土地上的双子星。也毁灭了很多中国学生拿到美国签证的机会。当那个意料之中的拒签章精确地盖在他的护照上，他才知道，不管他多么虔诚地锻造了自己，永远有些事情是不能预料的。公元2001年之前的人们，以及这一年之后的人们都不会碰上“911”，酩酊大醉的夜晚，他对自己嘲讽地笑笑——我原来中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张大彩票。
他只不过是在孤军奋战的时候，被本拉登打败了。——公平地说，拉登的长相其实还不错，他也相信，这个长相不错的大胡子在策划他的“圣战”的时候只是想要教训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刻意针对他。毕竟，签证这东西，跟波澜壮阔的“圣战”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误差。可是，他周围那个犬儒的、有序的、退而求其次的世界顿时觉得自己赢了，那些日子，每个对他表示同情和遗憾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愚蠢的欣欣向荣。所有道听途说的人都津津乐道着一件事：心比天高的他错过的，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就在那个夏天，他妈妈的病被确诊，而他弟弟考上了大学。既然不能给家里寄美刀，他就必须去工作——观众们当然都记得非常清楚，他曾那么不计后果地拒绝了所有工作的机会。
他也不知自己该恨谁，只是他很偶然地发现，当国际新闻又一次地播放耶路撒冷永远没有尽头的战斗和苦难时，就像看球赛那样，他内心深处隐隐偏向着以色列。
龙城的邀请就是在那个时候来临的，尽管在那之前，他完全没想过自己会和那个遥远的北方工业城市有什么关系。在他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某个暑假，他曾经跟着系主任去龙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不知道，那位讲话带着很浓重的，说不上来是哪里方言口音的老院长，一直记得他。他会在那个差强人意的城市得到不少年轻人羡慕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座冰冷的白塔中，更多升迁的机会。
也许还有比“最重要”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没得选择。
他从没喜欢过龙城。这个对他雪中送炭的城市。或许正是因为雪中送炭的缘故，他不许自己喜欢它。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栋建筑物能够走进他心里，即使是被夕阳笼罩的时候也不能；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句方言的表达能让他惊喜地会心一笑，其实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讲普通话；这个城市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而春天，只要神一高兴就要撕扯漫天的风沙；这个城市的病人脸上的神情相似得令人恐惧，他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忘记了：人原本都是麻木的，他没道理因为疾病突然降临，就要求他们突然拿出更微妙更丰沛的感情来应付生活。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龙城的女人。
那是一段特别低落的时光。所有的人对他的敬业叹为观止，他常常连着七十二个小时都在工作：查房，门诊，夜班，抢救，写病历，修改每一个来实习的医学院学生的报告……一个人想要令人敬畏原来那么容易，不睡觉就可以了。可是没人知道，他是真的睡不着，他意识深处突然多了个安眠药都打不垮的碉堡。睡意缺席的长夜就像一片看不见尽头的原野，曙光来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茫然的士兵，自己的将军身首异处，敌军首领的肠子挂在树上，不知谁最终吞并了谁的领土。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发现自己羡慕那遍野的尸体，如果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便不用再去困惑输赢。
所以他决定像个超人那样忙碌，不再顺从地躺在被子里，让睡眠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清楚，严重的失眠或许是抑郁的前兆，但他不在乎。反正如果情况一直坏下去，他也不是那种能够被百忧解拯救的人。他准确的诊断是一层铠甲，身边同事之间的倾轧无法损伤到要害的地方。他也知道，病人家属认为他是一个好医生，还有一个荒谬的理由：他收红包的时候从来不笑，无论数字多少——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点公正的错觉。人就是这么贱的。
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他是多么期盼着死。他希望自己能死在不眠不休的医院里。他希望自己能像电池突然出问题的手机那样，前一分钟还在抢救病人，一瞬间觉得周遭的世界一片明晃晃的光，心脏准确地骤停。让他像棵被伐倒的树那样死。若是这个愿望真的能实现，他会怀着善意邀请这些他蔑视的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会诚恳地微笑着赞美他们送来的花。
想象有时候会很具体，栩栩如生。他低下头去阅读弟弟的短信，弟弟快乐地告诉他这个学期拿到了奖学金。他能嗅出那孩子跟他讲话的时候那股小心翼翼的气息，于是他叹口气，回复他，就算有了奖学金，他也照样还是会寄给他全年的学费。
那个女人是在一个清晨来到医院的。还不到六点钟，夜班的末尾，新的工作日还没正式开始。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看到她无懈可击地出现在这个钟点让他略微吃惊，无论如何，敬业的人值得尊重。她唇红齿白地笑笑：“陈大夫，我知道这个时候准能碰上你。”
她并不聒噪，说完这句话就自行安静了下来。她没再多说一句她想要推销的药品，以及商家允诺给他的回扣——因为该说的话她早就说完了。他不理会她，兀自盯着桌上的电脑屏幕。那天略微清闲，没有任何一个病人需要抢救，所以他有了一点时间，打开电脑里他收藏的美剧。很老的剧集：《急诊室的故事》——那一年，《实习医生格蕾》和《豪斯医生》都还没诞生。
剧情里面，此起彼伏的“Doctor 这个”“Doctor 那个”的声音让他心折。黎明将至的时候他会比较心软，所以他总是比较容易记住死在破晓时分的病人。他觉得，英文中doctor这个词，配上姓氏，自有一种微妙的韵律。相比之下，Doctor Chen听起来稍微单调些，中文发音里没有那些灰尘一般附着在正经发音身后的小阴影。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那女人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英语很好吧？”她问。
“还可以。”他笑笑——GRE几近满分，不过这些年真的退步很多了，他没必要跟她说那么清楚。
她笑笑，有些落寞地看着他的脸庞：“陈大夫，在你心里，是不是这里面的病人，比你的病人都要高级呢？”
他心里重重地战栗了一下。
那天她离去之后，他第一次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她的名片。后来，他是在那一年的五月中第一次去拜访她父母的。她的家位于龙城的老街区，是一个异乡人很难有契机深入其中的地方。进宿舍院的大门的时候他才惊觉，按照礼节来说，自己至少该带去一点水果。他转过身去，寻找老街区里那种零星分布的小摊贩的时候，看到身后那条狭长的街上落满了槐花。
槐花混合着尘土，零落成泥地覆盖了地面上浓浓的晚霞。晚霞和槐花，一起斑驳着，说不清到底是谁葬了谁。有几个小区里的孩子快乐地从地上把槐花拾起来，其中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还果断地塞进了嘴里。
那一瞬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他非常清楚，在这个瞬间，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挣扎，也许从此刻起他不会再失眠，不会再担心百忧解，不会再期盼神恩浩荡的末日——他终于放弃了自己。他终于觉得“自己”可以是一样略微柔软的东西，便于抛弃。他心情复杂地打量着这条静谧的街道，反正，终究不过是死——他在心里和这个城市说话：我允许你埋葬我了。
他们在那一年的夏天结了婚，她的母亲直到最后都念念不忘他是个书呆子——因为第一次去他们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居然只拎来两袋水果。
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更年轻的时候，穿上白衣的那一瞬间，他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围棋里面的白子。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他面前的病人们，以及这些病人的家人——谁也不可能是黑子。他们都是灰蒙蒙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希望和绝望，是如此芜杂，全都裹着尘土、汗水的酸味，以及血腥气。白子被撒在棋盘上，八年了，才突然总结出来，需要对阵的是一把从河滩上随便抓来的，扭曲的鹅卵石。
人生怎么这么脏。就算是生死之间的庄严都不能让它清洁一点。
16床的患者十四岁，女，诊断为AML…M3，急性骨髓系白血病中的一种。那女孩很瘦小，也许她曾经不那么瘦小的，不是个漂亮女孩子，可是有双深邃的眼睛。她轻声地，甚至是胆怯地说：“我浑身疼。好像是……是肉里面在疼，像有什么东西轧过去。”她妈妈在一旁表情更加胆怯，似乎要说什么丢脸的事情：“她昨晚疼得睡不着觉……”他没有注视那母女二人的脸，淡淡地转向身后，问其中一个实习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是亚砷酸联合维甲酸45天，45天之后原始细胞50％，执行标准TA方案化疗。化疗第二天开始注射瑞白，说说看，她为什么会骨痛？”实习医生咬了咬下嘴唇，翻着手里的病历，底气不足地说：“因为……因为治疗后原始细胞还是50％，瑞白会刺激，白细胞的生长，所以就增加了骨髓里的压力，导致——疼痛。”他点点头：“不错。”跟着他望住了女孩的母亲：“所以不要紧的，这不是病情加重，是药物反应。这个药我们今天不用了，就不会再疼。”“好的好的，”母亲用力地点着头，“大夫，我们用更好的药行不行？用更贵的，只要她不再疼我们都愿意的……”他不由分说地打断她：“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他总觉得自己似乎永远学不会真正平静地面对他们诸如此类的渴望——如此无知，又如此热切。
“可是陈老师，”一个研究生问他，“已经治疗45天了，按道理讲，原始细胞不应该还是50％……”那个母亲重新死死地盯住了他，他知道，“不应该”那三个字轻松地揪了她的心。他问一个刚刚值完夜班，带着黑眼圈的住院医师：“她现在有没有粒缺？”“没有。”“血小板呢？”“一万。”他沉默了几秒钟，其实他比谁都厌恶那个在这种情形下沉默的自己，接着他说：“暂停化疗吧。”“陈大夫？”那住院医师惊讶地看着他。“暂停化疗，给她输血小板。然后重新作一个基因检测，另外检测一下ETO。”“你是说——”“她有可能不是M3，是M2的b型。”“可是——当初M3的诊断是叶主任给的。”他静静地看着这个懦弱的货色，说：“那就下午再作检测，等会儿叶主任来了，我去和他说。”“好。”对方果然如释重负。
“大夫，您等等，”在他们离开病房的时候母亲叫住了他，“我们家有朋友认识一个老中医，可以给孩子吃点中药吗？”他觉得自己的耐心又一次被成功地逼到了临界点，他说：“可以，不过那不科学。”
天杨就在此时笑着走了上去，悄声对她说：“您放心好了，陈大夫很负责，您都看见了，他为了给您女儿检查……”她把声音刻意压低了，不过他依然隐约听得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