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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讼肼�***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二百二十四）游行
（二百二十四）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刊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校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此虽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见游行学生准备手枪炸弹。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斯时记忆犹新。自民国建立以来，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学生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宣言之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之不同声音也。”
“学生之所以集会承天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之公共活动空间。承天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承天门前莫属。”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前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但此时的记者们也并没有想到，这一回的学生集会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为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他们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北大学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主权”四个大字。
在学生们陆续到齐之后，学生领袖们的演讲便开始了。
“此时在偌大的承天门广场上，并没有扩音设备，演讲者站立在方桌之上，虽然慷慨陈辞，但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之后，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四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美使不在，学生遂留下言辞恳切之‘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美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亦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之所以欲往东而非向北，显然是冲仅有一街之隔之***使馆。”
“此前步军统领李长泰劝说学生之言，乃当局最担心游行引起国际纠纷。而学生游行皆尊守法度，未有丝毫过激行动，其爱国又不失理性可见一般。”
“该学生队伍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承天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兵队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军警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至于到东交民巷之不让学生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为名东江米巷，乃明、清两代属于承天门前‘五部六府’范畴。乾嘉年间，乃设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之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西太后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和约，此后，东交民巷即成变相之‘租界’矣。”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
（二百二十五）火烧赵家楼
（二百二十五）火烧赵家楼
“使馆区除四面修筑炮台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警日夜把守的铁门，使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平日即是如此，而在这个意义上，平心而论，当天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使馆区，亦并非故意刁难。”
当天在场的记者们这样的报导并无失实之处，只是此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历史的转折点，就在这一时刻开始。
直到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因为到现在为止，学生们并没有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这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是最早赶到现场的步军统领李长泰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在此之后，形势会急转直下。甚至于后来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曹汝霖当时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但却并没感觉到危险，而是在参加完总统府的午宴后，照常回到了家中。
而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但没有平息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了强烈反弹。
“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竟然是‘和约’！”
在确定无法通过使馆区后，一位学生代表愤懑地大叫了起来。
“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这是我们的耻辱！耻辱！”
“如今国犹未亡，而自家之土地已不许我等通行，果至亡后之屈辱痛苦又将如何？！”
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使学生们倍感愤怒，尽管一个个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哪怕是气炸了肺，也无济于事！
正当学生们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去赵家楼！找狗日的***贼算帐！”
而听到这一声呼喝，本来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沸腾起来。
一些记者这样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急欲得***贼而一泄之，遂决定直扑曹汝霖家，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丝毫无任何效力了。”
“是时，学生队至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
在6月4日这一天，去赵家楼这等“神来之笔”，其实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一位学生领袖这样说道：“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我们大家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