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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一个特殊团体，军人亦是一项身分特殊的职业，他们的言论、行事都受到严密的规范。平时，军队将坚守政治中立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干预政局；战时，军队需听命国家最高领导人指挥，捍卫国家领土与民众安全。因为，军队的一切作为乃是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全国民众安全。所以，更不应该沦为某特定人士或政党派系所拥有，形成掌控政治局势变化的工具。”
“那么，军队国家化之标准是什么？各国就如何衡量军队的国家化程度，即军队国家化的外延，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执政党越过国家机关直接领导军队也应属于军队国家化行为，还有观点认为军队国家化就是指军队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更有观点认为所有军人应脱离党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现今往往将军队国家化理解为‘军队非党化’，并将两者同等批判。但军队国家化的内涵则普遍指的是用于国防的且由全民供养的军队不得为内战和政争的工具，即不得利用枪杆子捍卫政权，以适应‘公器公用’的原则。”
“军队国家化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规定政党退出军队，军人不得干政，从而防止了暴力引起的非法（即非选举罢免程序）政权更迭。因此军队国家化通常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重要指标，并在根本上维护民主制度的和平与稳定。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变频发，证明了军队国家化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也有观点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现今之中国并未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而仍然存在国家性或者地方性私有军队；恰好反证了军队国家化对民主体制的重要性。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军队国家化应当为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也有观点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国家民主化的自然结果。”
“现就个人研究之基础，确定了五点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如下：
1。军队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
2。军队不属于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
3。军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
4。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
5。军队属于国家。即军队应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帅。”
“以下是美国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可以为我国之参考：”
“首先，文官必须有效控制军人。一国之中，军队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机器。从本质上说，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主政者是靠军队也就是暴力手段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你打赢了，你就取得国家最高权力，这是毫无道理可讲的。几乎可以这样说：传统政治斗争中，比的是杀人的本事。政治领袖必须残酷无情，能够大规模地杀死敌人，也能够威慑部下使他们服从。而与传统政治不同，民主宪政制度的目标就是使政治斗争规则化，法治化。你要取得权力，就必须讲出道理，说服多数选民投你的票。良好的民主法治必须是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或者说是‘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此，民主法治依靠的是‘说理’基础上的人们普遍的自觉服从，而不是主要依靠暴力强制。民主法治国家应当将暴力的运用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普遍地依靠暴力来维持，这就是‘暴*’，必将遭致人们普遍的抵制，是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
“但即便是民主制度，军队或者暴力机关也是不可缺少的。民主宪政制度是让人们按照规则角逐政治权力，但有人不守规则怎么办？要知道：遵守规则的人与不遵守规则的人是没有办法同台竞技的。一个高不过五尺，重不过百斤之人，如果同久经训练之拳师按规则进行拳击比赛，他肯定不是对手。可是，如果他不遵守规则，那拳师就不是对手。他拿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还没等拳师靠近，就把他干掉了。信奉民主，准备靠演讲来争取选票的政治家，碰到了依靠军队的血腥屠杀来夺取政权的领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主宪政需要强大的军队或暴力机关，以便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然而，如果这支军队的统帅利用这个军队进行政变怎么办？各国的经验表明，军人政变是民主宪政的大敌。它从根本上瓦解了民主宪政制度，而且，一旦民主宪政的规则被破坏，就会陷入传统暴力政治的漩涡，很难重新恢复到民主宪政的轨道上。因为，人们再也不敢那么认真地去遵守规则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何防范军人政变是决定民主宪政制度能否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人防范军人政变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防范军人政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文官控制军人的制度，尽可能地使军队远离政治斗争，使军队国家化，中立化。”
“为了使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美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文官控制军人的制度。美国的缔造者们相信，庞大的军队同暴*是分不开的。这种看法由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政治理论家提出，并为英**队在殖民地的行为所证实。因此，《独立宣言》曾控诉英王乔治三世：‘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就把常备军驻扎在我们中间。他使军队独立于文职机关并且凌驾于文职机关之上。”制宪者们认为，必须把军队置于文职机关和文职人员的控制之下。这就是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
“美国宪法的许多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最主要的规定是：‘总统是美利坚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调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换言之，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因此，他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包括作出最高军事决策，任命高级军事指挥官及其他高级军官，以及发布军事动员令等权力。任何军队指挥官都必须服从总统的决策。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文职控制军人，政策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决定的，而不是由将领们决定的。’美国宪法的其他规定有：国会掌握宣战、招募军队、制定有关军事立法、决定军事拨款等权力。象国防部长及其领导下的陆海军部部长，都由文职人员担任。由军职人员担任的各军参谋长，则只是文职部长的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防部长的领导下工作，是国防部长、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机关，美国法律还有军人退役后10年之内不得担任国防部长的规定。其《统一军事司法法典》也规定军事上诉法庭法官由文职法官担任。美国现役军人也不得竞选议员和民选官员。”
“文官控制军队，军人不干预政治，已成为美国的传统。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政党政府的更迭，政权的移交，都是依照法律程序和平地有秩序地进行的。其所以如此，除其他因素外，‘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的牢固树立，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美国‘文官控制军队’原则还有几点有益的启示：其一，由‘文官控制军队’更加合理，其原因与二者的职业特征有关。军人的职业就是战争，他们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自然倾向就是采用暴力和强制手段，这是与民主法治的要求不相容的；而文官的职业更倾向于说理，也就更倾向于利用法治手段处理各种问题。”
“其二，尽可能压低军人，尤其现役军人的政治地位，这样能使民主宪政体制更加安全。我们知道，人的野心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如果一个军人的政治地位非常接近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他就极有可能萌发获取最高国家权力的政治野心。而一个军人萌发这样的野心就尤其可怕，原因是他手中有军队，运用军队实现其政治野心更加自然和便利。相反，如果军人的政治地位低，则他利用军队实现政治野心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当然，对于有政治理想的军人政治家必须给予其实现的机会。要求军人退役若干年以后可以竞选公职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三，尽可能避免军人形成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如果军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军人就有可能为实现其利益而运用军事手段。这显然危害民主宪政制度。因此，诸如军队办企业之类的事情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军队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必将影响其公正无私地捍卫国家利益。美国现役军人不得竞选议员和公职，对于避免其发展自己的特殊利益都是非常好的措施。军队只有国家化和中立化，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地为整个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泰西各国的宪政实践表明：军队必须独立于政党。如果军队完全从属于某一个政党，政党之间的竞争就可能由争夺选票演变为军事冲突，从而完全废弃选举以至民主制度。”
蔡锷一口气看完了杨朔铭给他写的材料，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有些兴奋地站了起来。
（二百八十八）地方自治实验的成效
（二百八十八）地方自治实验的成效
这些天蔡锷心里一直存在的顾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蔡锷对杨朔铭辞去边防督办一职并取消边防督办职位的真实用意一清二楚，也非常敬佩他的气魄和风骨，但从心里上讲，出于完成自己“军队国家化”的大业，他还是不希望杨朔名从边防督办职位上离开的。
但现在，在了解了杨朔铭的安排之后，他已经完全的放下心来。
国会那里，有老师梁启超的支持，再加上杨朔铭的帮助，蔡锷有理由和信心，终结中国的军阀时代，让国家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
蔡锷回到桌旁坐了下来，此时他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上的一个精美的木质礼品盒上，脸上不由得现出了苦笑。
蔡锷取过了礼品盒打开，里面放着的，是一把造型精美的雕花短佩剑，剑形是仿古汉剑的样式，只是要小很多，剑柄、护手极剑鞘都雕有螭龙纹，乍看上去，这就是一柄漂亮的礼仪佩剑，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蔡锷拿起了这柄短剑又看了看，在剑身同护手的交界处，有一个精巧的类似左轮手枪的带有六个小洞的滚轮，而在小洞里，包铜的弹头正闪动着微光。
这把短剑，实际是一柄制作精巧的特种枪。
这支特种枪，是杨朔铭送给他的。
“在咱们中国，也只有你杨瀚之想得出来制造这些东西。”蔡锷笑了笑，自言自语的说道。“你杨瀚之还真是有心啊”
刚才在这间屋子里，杨朔铭不但送了自己一把这样的“枪剑”，还送了他一块伪装成怀表的“表枪”。这两种“异形枪”可以说是杨朔铭为蔡锷量身打造的。
蔡锷并不知道，其实，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庞大的枪械家族当然也不例外，有些枪支因为其特定的用途，从结构到外形都与人们通常所熟悉的有着很大区别，有的甚至完全看不出它是一支枪来。而它们往往又和特殊的使用对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些甚至是隐蔽战线上的特工间谍们专用的武器，很少为外人所了解，因此显得更加神秘。
自枪械从热兵器中独立分出时起，异形枪就已应运而生，并与通常的军、民用枪械一同不断发展。异形枪的种类非常繁杂，因为它们的使用者和目标各不相同，而且使用环境几乎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场合，如专为间谍设计的特殊武器格外强调隐蔽性，而民用防身武器往往倾向于轻便易携和装饰性。与庞杂的种类相比，异形枪的产量一般却很少，有的甚至是为某一目的而单独设计制造的孤品。同时因为其用途特殊，它们往往不象其它枪械那样标明生产年代和厂商，其中很多甚至无法辩明其准确型号。但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异形枪在杨朔铭的推动下，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族群，现在大致将其为伪装枪、匕首枪、超微型枪和特种枪等四大类。
伪装枪一般都会以身边常见物品的外形来掩饰其实质，以达到隐蔽和麻痹对手的效果。同时它也是异形枪家族中的主力军，种类最多，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被用来当做它们的伪装，如烟盒、钱包、笔、手电筒、挂锁、照相机、烟斗、手杖、拐杖、雨伞、公文包等，有些体积很小的物品，如口红、打火机、皮带扣甚至是一把大门钥匙，也有可能成为异形枪的藏身之所。
象杨朔铭刚才送给徐世昌的两把异形枪，便是一把做成了手杖，另一把做成了毛笔。
蔡锷把玩着手中的“枪剑”，回想起前几天在家中遇刺时的情景，脸上忍不住现出了愤恨之色。
虽然在卫士的协助下，前来行刺的歹徒被全部击毙，蔡锷本人安然无恙，但蔡锷的妻子儿女却受了极大的惊吓，且有两名卫士和三名蔡府仆人（二男一女）为了保护他们当场遭枪击身亡。而尤其让蔡锷感到愤怒的，是在同一天，云吉班的小凤仙也遇刺身亡。
一想起那个无辜惨死的花季少女，蔡锷的心里便如同刀搅一般难受。
蔡锷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想要以此事来打击自己，她根本就不会死。
小凤仙的鲜血，加上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现在的蔡锷，对于布党的阴谋和真实面目，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蔡锷将手中的“枪剑”检查了一下，然后取下了平时一直佩带的佩刀，将剑佩在了身上。他佩好剑后，又试了试拔剑和瞄准，这才回到桌前，开始处理桌面上的文件。
江西，南昌，江西督军府。
“怎么还不休息？”
正在写信的唐璟转过头，看到唐夫人将一件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暖流，他笑了笑，放下了手中的笔，轻轻握住了她搭在他肩膀上的纤纤柔荑。
唐夫人双臂轻轻的搂住他的脖颈，不经意的看了看桌面上的信纸。
“是写给杨瀚之的？我的督军大人？”唐夫人笑着问道，话语里带有一丝戏谑之意，和掩饰不住的自豪。
现在的唐璟，已经由原来小小的镇守使，升任为主管一省的督军了（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各省将军又改回了督军的名称）。
唐璟点了点头，握了握她的手指。
“杨瀚之的边防督办要被拿掉了，是不是京里有人暗中使坏？”唐夫人轻轻歪过头，看了几眼信中的内容，问道，“你是想要劝他不要离职吗？”
“不是，离职的事，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我知道他为的是什么。”唐璟摇了摇头，说道。
“你果然是他杨瀚之的知己。”唐夫人笑道，“从他上天云山的那一天，我就有这种预感。”
“虽然我是不赞成他离职的，但我想，以他的性格，没有留后手，这么做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对他这么做并不担心。”唐璟说道，“因为到现在为止，他还真就没有走错过。”
“那你写信给他做什么？是请示汇报，还是表忠心？”唐夫人开玩笑似的问道。
“都不是，这封信，其实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唐璟伸出一只手将信拿了起来，递给了妻子，“这地方自治，一直是他比较关心的问题。”
“自治？是他想在江西，也实行湖南那样的自治吗？”唐夫人微微一愣，问道。
“湖南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江西和其它的省，咱们中国，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省都可以实行自治的。”唐璟说道，“我觉得他是明白这一点的，他既然非常关心自治的实效，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他。”
听了丈夫的话，唐夫人的眉头微蹙，接过信仔细的看了起来。
“……自晚清以来，‘地方自治’在民间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党，还是其它社会团体，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之兴趣。梁任公曾言：‘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一国政治之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即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如君所常言，若欲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之唯一之要政，即‘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君谈及日本政制时曾言：日本之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考察日本政制，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民权主义及全民政治的要求。”
“湖南行自治之后，或言为防自治省割据，分裂国家主权，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此论理由有三，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或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事实果真如此乎？答曰：非也自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得有大治之成后，有好些省亦仿效设立自治筹备处。江西即是如此，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训练人才，约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