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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热情。①几十年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重访莫斯科时，她专门提出想看一看这个地方和加里宁的遗孀。她试了两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没有成功，因为尽管加里宁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却由于斯大林的病态的怀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庆龄才得以见到此时已上了年纪的加里宁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鲍罗廷夫人。
①希恩书，第269页。
②美国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玛丽·希顿·沃尔斯曾在本世纪20年代初访问过莫斯科。她写道，“我变得非常喜欢加里宁的妻子，有生气、快乐、勇敢、年轻——她属于那种最好典型的俄国妇女。”（见沃尔斯着《蠢事的注解》（英文），第381页。）
③据1986年与已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姜椿芳的谈话，他1953年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头柜上，宋庆龄一直放着一个装有她同加里宁夫人1927年合影的镜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现仍按原样存放。）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条件①。但她的整个处境却相当困难。她到莫斯科来是为了重新评估和重新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中国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经验的激烈争吵。这场争吵，不仅就中国革命本身进行辩论，还成了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的筹码。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责，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鲍罗廷是宋庆龄所喜欢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关系密切，但在中国出岔子的时候，他作为斯大林的人正在现场，所以成了使斯大林发窘的话把。在共产国际内部，他被作为在中国受挫的替罪羊——他对中国的败局有一定责任，但决不能负全部责任。鲍罗廷原来的“保护伞”——印度人罗易也曾被派往武汉，但此刻却同别人一起责备他，要他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负责。鲍罗廷没完没了地做检讨，这位中国革命的前任高级顾问现在不能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相聚。他很少见到宋庆龄和她的同伴，在见面时几乎什么话也不说，有时派他的妻子来。这样一种勉强的关系同他们在广州和武汉时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作为政治上的同事和家庭友人是经常聚在一起谈天的。
①加里宁夫人不愿意谈她的不幸遭遇。据说这同莫洛托夫的夫人正好相反，她有类似的遭遇，但逢人便说。
事实上，中国既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舞台（不论就本国或国际而言），它就不再能引起莫斯科的迫切关注，而成为小事一桩。企图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多半只是为了论战，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研究。苏联领导层中的争论双方，在苏联及其他外国共产党人中、在莫斯科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宋庆龄觉得她不了解这些斗争，也不应当介入。
在个人方面，虽然她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并且乐于一拳一脚地同他们战斗，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私生活的谰言来损害她在公众中的声誉时，她实在气愤难忍。
10月间，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所造的谣言相呼应，在中国和外国都刊出了她要同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她看到，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降格为“肥皂剧”①剧情中常有的一场私奔。她还看到，这又是一种诡计，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从而减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标——而战斗的力量。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谣传的卑劣用心和公开威胁。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联社的一条电讯，是向全世界广播的：
①“肥皂剧”（Soap opera）指美国以家庭妇女为对像、内容为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常由肥皂商人主办以推销商品，故名。——译者
“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此事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这些谣言对她的伤害是那样厉害，以至于影响了身体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带状疤疹（荨麻疹）大发作——这种病显然是先天的，因为宋家好几个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发病。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罗梅的龃龉。据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记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报纸上登了上面说的这些谣传，但估计到庆龄会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没有告诉她（雷娜对陈友仁说了，陈也坚持不能告诉庆龄）。正像这类事情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结果反而糟糕。庆龄从高加索愉快地度假归来，刚下火车，就有人因为从《纽约时报》上读到这则谣传而向她预致祝贺。她一听就晕厥过去。①这倒不是因为妇女要为死去的丈夫终生守节这种中国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不是担心影响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现代妇女，丝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从她冲破世俗网罗同孙中山结婚一事可以证明。她也没有为任何个人野心所苦恼——她向来是不愿出风头的。她所看到的是，这些语言正在扰乱和抹黑她所献身的事业——她同孙中山结合就是为了促进这一事业，现在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她保证要维护和推进的也是这一事业。
①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宋庆龄特别否认了上海流传的、说她在莫斯科生活很苦的谣言。这些谣言的散布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得正为她担心的母亲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回国。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个星期，聪明、勤奋、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罗梅——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像一把火炬，因为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突患严重脑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几天，她还高兴地告诉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宁学院已接受她，她准备下周入学，以便为她已决定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终生（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她的中国老朋友章克也谈到她的热诚，但补充说，她当时内心却非常不安，因为她现在既已把理想寄托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并希望它团结强大，而现实却是它因派系纷争而四分五裂——章克觉得这种忧郁心情可能毁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丧礼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泪流满面，发表了动人的悼词。参加丧礼的除了苏共党员、中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广州和武汉来的老友外，还有美国人，包括激进的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一点也不激进的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和著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当时是汤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过莫斯科大雪覆盖的街道。希恩回忆说，宋庆龄拒绝乘坐小轿车，只穿着从中国带去的单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几天之内又来了令她痛苦和气愤的第三个打击。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龄成了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妻子。这一事件给她的伤害由于个人的失望情绪而加深。当她们一同在美国的时候，美龄实际上是由庆龄带大的；而在庆龄不顾父亲的狂怒和母亲的哀哭执意要嫁给孙中山时，美龄是站在她一边的。所以庆龄很喜欢她的妹妹。现在，美龄却把自己的命运同这样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由于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放荡，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庆龄就已说过，她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但当这件婚事进行的时候，美龄并没有因此而迟疑，反倒因为蒋正交好运而急于促成这一“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庆龄曾这样辛辣地分析）①的结合。野心勃勃的美龄发现，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诱惑是难以抵制的。蒋则寻求同孙中山——他宣称自己是孙的继承人——建立某种亲戚关系（即使是姻亲），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种亲属关系。宋家有钱、有西方技术、有各种关系，包括外国和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将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关于此事，庆龄的评论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庆龄对于她同陈友仁关系的谣言的反应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陈思兰的书中已详述。但不妨附带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国政治问题上非常天真的外国左派，居然也会为此而表示祝贺，例如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10月五日显著刊登了家和陈的照片，说明是：
“中国革命的两位领袖……即将在莫斯科结婚。”
简言之，蒋和他的政权都在拿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试图把她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目中抹掉——这种情况使她恼怒和感到羞辱。但由于她看问题都是从原则、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所以所有这些个人的痛苦和冲击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强了她的公共活动。
回过头来再谈莫斯科当时的局势。它影响着中国和在中山大学的中国人——犹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阳一样。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即孙中山逝世那一年创建的，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训政治工作者，如同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样。招收的几百名中国学员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指派。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有两名学员的情况是很有趣的。蒋介石为了表示积极，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仅15岁）参加第一批学员入学。另外一位不久到达的学员是由中共留法小组推荐、比蒋经国大8岁的邓小平。邓这时已经过工作锻炼，所以担任了学校内共青团支部主席的职务。年轻的蒋经国为当时俄国共产党人表现非常突出的艰苦、无私和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也参加了共青团（他本人后来这样回忆）。在上操的时候，因为两人个子相仿，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最后作为台湾国民党政权首脑病故的蒋经国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见斯诺着《复始之旅》，第100页。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192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①之前，在这些学员中是难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后，国民党右翼学员看出了苗头，以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讲师某些过左言论（把孙中山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者”）为借口，抱成一团，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把孙文主义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蒋经国倒不在这伙人之内。在左派和右派长达3天的辩论中，他宣读了一封告诫父亲蒋介石的信，指出，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还指出，这样做同蒋介石过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过去曾公开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并在演说中说到这一点时常常戏剧性地挥舞手势。）②
①蒋经国在苏联一直呆到1937年。像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一样，他在那里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他先上中山大学，后到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学院学习，再后来参加苏联第一座大型机器制造厂“Uralmash”（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建设，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组织和市苏维埃担任各种干部职位。（参看《独裁者的继承人》，载苏联《远东问题》（俄文）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龙佐夫的苏联历史教授。本书作者曾读到该文的中译文但未见俄文原文。）
②“中山舰事件”详情见本书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两派学员之间的分歧由于北伐势如破竹、大家都欢欣鼓舞而隐没下来。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奔上街头，高呼“上海是我们的！”，狂欢庆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参加进来。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在莫斯科的中国人都会被人称作英雄。“上海无产阶级万岁！”和“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溶合在一起，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指挥员。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苏联城市——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敖得萨、海参崴——和一些西方国家，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欧洲遭受阻碍和挫折、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也失败了，但现在看来在东方却正在复兴。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变了。上海工人曾经为蒋介石成为一个解放者铺平了道路，现在当工人们上街欢迎他的时候，他却向他们开枪。在莫斯科的学员中，亲蒋的都陆续回国了，许多人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因为他们对左派的了解“很有用处”。左派学员们仍留下来，其中有17岁的蒋经国。在一次集会上，他宣布说，“我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他不但是中国工农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些话在《消息报》上发表后使他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老子反革命、儿子革命”的范例。
到了这一年7月，当武汉国民党不让蒋介石专美于前、继起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时，在中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国共分裂就绝难避免了。
使事情复杂化的是苏共党内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间的斗争，而且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关系，还曾请他来校讲话斯大林也对学员们做过报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汪精卫叛变之前，他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危机及前景的10个问题。①这一年11月间，托洛斯基和他的几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内）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为外国革命学生知道，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作法——以后就改变了——外国革命学生都被邀请参加苏共的活动，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争论。）
①有关记述之一是《青年时代的蒋经国》，本书根据作者访问现尚在世的
中山大学学员的回忆，记录了当时校内外生活的许多具体细节。
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帜和标语，有人就去撕抢，中国学生中支持双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有些中国学生也被开除了。拉季克的继任人帕维尔·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登上舞台，充当错误的清洗者和正统的保卫者。在越来越浓厚的猜疑气氛中，他们给一些学生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学生说成“动摇分子——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尽管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充满了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特别在年轻人中间。宋庆龄对此印象很深。她到达苏联不久为苏联读者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说：“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也必须动员我们的青年了，因为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据《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载《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页。
“孙中山经常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青年的热情和支持。……他时常不得不请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学生或那些年轻、热情而诚朴的工人和农民等候他。对于这些人，他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有人抗议说：青年们年轻，有时间等待。他就会回答说：国民党的主义只有中国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领导者们……有的死了，有的动摇了……
“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过去几个月中，老的领导者们叛变了。许多十五年前同孙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经加入了反动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
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说的时候所想到的是像邓演达（当时32岁）这样的人以及她在广州和武汉曾遇到的她的同辈人如周恩来（当时29岁）、毛泽东（当时34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以一种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语气写道：“这些年轻领袖们，有许多也会变得衰老，因此他们必须把革命的火炬传给今天还在学校与工厂中的男女青年们。……中苏两国的青年团结起来……就能产生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尽管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在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集体出来欢迎她，但有许多因素使双方保持距离。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贬低孙中山，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事业，她已同他们断绝关系。在苏共党内争论中卷入较深的学员又想从她的嘴里得到一些对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为新来乍到的人、又是这个国家的客人，不便说话。关于她被邀请去中山大学的事，说法不一，就我们所知，她去过一次。邓演达曾代她去过一次，据说被轰下讲台，轰他的是托派还是新教条主义者则谁也说不清。
使她感到同样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风浪影响到了她同曾在广州和武汉同过事的俄国挚友们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她同鲍罗廷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所主要关心的事始终还是中国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国局势的变化作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打击对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检讨国内的局势。他们自省：真正忠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最终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