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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开辟未来的核心——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让机会主义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此之前，他们曾争辩过要不要用“国民党”这个名字，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孙中山创建的党的旗帜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孙中山的最后遗教作为建党的重心。“行动”一词则是表示，斗争决不仅仅是口头的交锋。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两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与革命）（1927年9月），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3—24页。
这时，在中国国内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动。在1927年9月19日所写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在9月6日发表的三个声明中，其中一个的提法是“革命的国民党一，另两个是“国民党左派”。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2、13、14、17、18、19页。
这些暴动中有两次——虽然为时短暂——后来证明成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此诞生。奇异的是，这次起义的地点南昌就是几个月前蒋介石建立他的第一个自立山头的右派总部的同一个城市。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25名成员中——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庆龄。
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者是各地农会幸存下来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矿罢工工人。他们很快同南昌起义部队中幸存下来的、经过锻炼的战士们会合，组成红军的核心，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最后导致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①
①上引书第20—21页。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点双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后，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而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把它们说成是毫无希望的拼命行动。
1929年，在这些起义所发动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不断增长之后，他仍然这样写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来是贺龙和叶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指挥员）冒险主义行动的翻版。……这一起义——在没有战争或革命的情况下——为今天处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团名单中还有爱因斯坦、尼赫鲁等世界名人和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罗曼·罗兰（法国）和辛克莱（美国）等名作家。
这次旅行过去都认为是事实，但本书作者核查了当时出版的两份布鲁塞尔报纸，证明宋庆龄在1927年12月并没有到那里去。共产党报纸《红旗》和资产阶级报纸《晚报》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报道说，宋庆龄发来了一个电报，本人没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与会，因为大会讨论到正处于反革命苦难中的中国时，总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争。
①《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0页。
由此可见，她第一次认识尼赫鲁也不是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尼赫鲁自己回忆，他在20年代曾见到“这位高雅的夫人。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他只同她谈了“短短的半小时”，但从此“一直抱着同她再见的愿望，因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给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写到了宋庆龄给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书作者研究结果，弄明白了他们的相识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鲁1938年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时同您短暂相见，已有11年多了，但从那时起我一直保存着关于那次会见的生动而愉快的记忆。”②而在他的自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年）11月对莫斯科作短暂访问，那是在庆祝苏联国庆10周年的时候”。③他们两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见，那时尼赫鲁已是印度总理，他访问了北京，而宋庆龄则是在195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为她举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欢迎。
①这两份报纸的复印件承比中友好协会提供给本书作者。26尼赫鲁着《中国、西班牙和战争》（英文）。27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鲁致宋庆龄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们互致的一封电报承尼基尔·查拉瓦尔德（一位老新闻同业）在1989年复印后寄赠给本书作者，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鲁自传》（英文），第164页。
③尼赫鲁先后赞助了宋庆龄于30年代初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医疗队来华。
但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若干进步活动中合作。①他们也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讯联系，信中所表达的热诚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尼赫鲁1938年给宋的一封信中写道，“您也许记得，大约11年前您曾寄给我一幅您和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视同珍宝，挂在我的房间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总要看它。”②这些往来信件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它们是关于中印人民友好历史的宝贵文献。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注明者外，本节所引章克的回忆均据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处境之艰难可以用邓演达的经历做例子。
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官员们会谈时，他过分坚持中国革命进程的独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统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终坚定地主张中苏结成革命的联盟。很明显，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他赞同在莫斯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莫斯科有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敬重他的政治和军事业绩以及他的领导潜能。据章克回忆，①斯大林有一个晚上曾同他从8点钟一直谈到凌晨2点钟，并且在会谈结束后送他到外面门口——一种难得的礼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厅等候。）后来邓演达告诉章，在谈话中，斯大林曾提议把邓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表示反对，除了他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外，他根本还不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只简单地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去设法安排。虽然那天晚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意见上的交锋。尽管如此，斯大林从此以后对邓演达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经常如此——邓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为。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书作者的信。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章克在回忆中说，陈友仁也认为没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他预计，在日本进攻中国——几年内必将发生——之前，不可能出现新的、有意义的、以两国抵抗日本扩占领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苏合作。
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由此达成共识；他们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开展。章克在回顾时认为、她还有一些个人的考虑。关于她同陈友仁“结婚”的谣传使他们最好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莫斯科的医生也没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
宋庆龄在晚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①
①阿基姆娃书，227页。此书虽有英文版，但本书作者未见，故从俄文版译出。
邓演达走得最早，到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结婚”的谣言，他的子女丕士、思兰、依范和玉兰留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
在离莫斯科之前不久，宋庆龄和陈友仁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谈话一个半小时。章克从陈友仁那里听说了一些这次谈话的内容：宋庆龄为中国同仁对他们在苏联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作为左派国民党的代表，她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年轻妇女阿基姆娃记述她有一次访问宋庆龄的情景：“那是在宋庆龄离苏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会饭店，她住在鲍罗廷夫妇的隔壁房间。这时正是1928年早春。鲍罗廷要我带宋庆龄去游览一下莫斯科。我就马上去看她，但发现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泪，谢谢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时间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庆龄同志打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及吕明灼着《宋庆龄传》。
宋庆龄于1928年3月离苏去德，在莫斯科车站上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等。
当时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受雇任译员的章克4月间接到陈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务是帮助宋庆龄（章的离苏安排由陈协助）。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宋庆龄对苏联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始终是积极的。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她在致蒋的两封电报中对此作出了非常尖锐的反应。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电报中，她写道：“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①
①同上注。
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孙夫人避开胜利》（英文），载纽约《SURVEY》杂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报道了宋庆龄对于那些有关她的独立判断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包括以她是女性为由的说法）感到气愤。宋对斯特朗说，“每当我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就总是不承认我——一个女人——能有自己的见解。似乎我的所有见解都是受别人影响的，通常是说受莫斯科的影响。”对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评论道，“作为一个认识宋庆龄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证：她形成自己的见解总有一个缓慢而透彻的过程，而见解一旦形成之后便会持久地、锲而不舍地加以坚持。”
斯特朗接着具体写道：
“我记得她从莫斯科电责蒋（介石）将军与俄国断交及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她发这封电报完全出于自动并且是自己动手的。我碰巧知道，那两个通常认为主宰她的行动的人，即鲍罗廷（前驻华俄国顾问）和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长）是在报纸上才读到这封电报的。他们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馆里，如果她是一个不习惯于独立形成见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们友好地商量一下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①
①关于德国方面的材料，据前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和拉尔夫·胡帕内尔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载《洪堡大学科学杂志》1988年春季号。蒙费尔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电蒋介石时已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德国政府在决定批准时下令，鉴于她“在共产主义及中国国民运动中的作用”及“与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应对她实行“严密监视”。后来，在12月19日，德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她由于健康原因推迟原定的访问。直到次年4月，应苏联外交部的请求，德国发给她有效期为3个月的入境签证。①
①致本书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简，1957年11月11日。
从这些日期可以推论出她的推迟离苏是出于政治原因——蒋介石同苏联断交的时候她不应该离开苏联而是留在苏联（即使是短时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的皮肤病情况正是她要去德国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由此可见，宋庆龄在准备离去时对苏联的感情仍像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找不到比苏联更好的朋友——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朋友。而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革命给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这就是她在几十年中的一贯立场。在60和70年代，中苏发生严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边。但这不影响她的坚定信念——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和中国自己的革命，作为我们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点在这里要论述的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1927年及以后若干年里，中共的政策和领导层起伏变化，对宋庆龄的态度也有变化，这是事实。尽管如此，她越来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继续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领导力量，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全身心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屠杀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愤恨，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左”的和教条主义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决议中谴责同国民党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①从广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但从狭义上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