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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年开放，正在筹办一所宋庆龄大学。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正是这个缺地农民韩鸿翼的儿子教准成了庆龄的父亲，以及名闻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纪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当时所处的困境所决定的。中国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筹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运输工人是中国的基层人民，他们早就饱受封建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现在又加上新的横征暴敛，因为侵略者迫使中国偿付巨额赔款（中国要出钱让外国人打败自己！）。洋货和洋船毫无限制地涌入中国，又使成千上万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业。如果不打碎本国的和外国的锁链，中国既不能保持它的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一次人民自求解放的强大运动。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他们这时已沦为外国的工具）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太平天国被淹没在血泊中，牺牲的人数超过19世纪世界上任何一次武装冲突——比欧洲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外国势力的主宰，并且加速了——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在国内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浪潮。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宋庆龄的父亲。在9岁时（那时还姓韩），他和一个哥哥去投靠在爪哇（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一个大岛）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不久，他被另一个亲戚领养——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这个亲戚是他的一个堂舅（婶母的弟弟），自己没有子息，姓宋，所以宋庆龄的父亲后来也改姓宋。这位养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旧译麻省）波士顿市开一家出售丝绸茶叶的铺子，是最早在新英格兰①定居的中国人之一。
①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缅因、新罕布什尔、凡蒙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的总称。——译者
这是根据文昌县的文史资料所作出的叙述，后面还会提到，另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当时还是个少年——从爪哇到波士顿是乘汽船还是乘帆船，现在弄不清楚，但他的航程经过了波涛汹涌的合恩角（智利南端），并且他乘的船看来远远偏离了航线，因为据说他在几十年之后曾经学着他在一处叫不出名字的海岸上看到过的企鹅走路的滑稽样子，逗孩子们乐。也许他是第一个见到过南极洲的中国人。从亚热带的海南老家到这里可真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19世纪末期的波士顿和海甫老家在文化、社会和心理上的距离那就更为遥远了。这位开铺子的养父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拴在铺子里。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见过世面，活泼好动，新环境的吸引力胜过了家庭关系的温暖和语言相通的便利。
虽然他的移民路线同绝大多数横渡太平洋以劳动谋生的华侨一样，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国人出国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书香人家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有两个这样的年轻留学生经常到波士顿他养父开的铺子里来买东西，一个是牛尚周、另一个是温秉忠。他们是由容闳（1828—1912）推动的、在1871年首批抵美的留学生中的两个。容闳是孙中山的同乡，可能是第一个受到完整的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耶鲁大学、1854级）。有意思的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是同情的。①
①关于容闳的情况根据阿瑟·威廉·赫梅尔编《清代中国名人录》（英文），第402——405页。
年轻的宋耀如同牛、温两人交谈后，一心想离开店铺去上学。他的养父不同意，他就偷偷溜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艾伯特·加勒廷”号。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是祖籍挪威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老兵。他对这个抱着热切心情的孩子觉得喜欢，不但不把他送交警察，还让他在船上当一名工役，同时想使他信奉基督。他在船上当差的证据是一位研究者1949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发现的。档案里有一个叫Charles Sun的人，作家戈登·西格雷夫①猜想，这是美国人听广东话“教准”两字发音（Chiao Sun）而误记下来的。前面曾经提到，关于宋庆龄父亲的早年经历有另外两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按照另一种出现得更早并广泛流传的说法，他被“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船长查尔斯·琼斯所收留和照顾，所以取了“查尔斯·琼斯·宋”这个英文名字来纪念他的这个恩人。由于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的新发现，这种说法看来已被否定。
①图特洛特着《查理·宋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英文），原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第75卷（1949年2月）。在《共和中国人名词典》（第3卷）（英文）及斯特林·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均曾引用。
过了一段时间，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威尔明顿服务。这里，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由于他的保护人的传道热诚而受了洗礼。时间是1880年11月7日，地点是第五街的卫理公会教堂①，他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那末，“琼斯”这个中名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船长，看来只能接受另一种解释：在洗礼纪录上必须有“教名·中名·姓”这样一个完整的名字，所以“琼斯”这个中名纯粹是当场临时想出来的。
①这个教堂原名“南方卫理公会”，现称“第五街联合教堂”，已不在原址，但仍使用原有的洗礼盘。1942年，那里有一座后建的房子被捐献为“查理·琼斯·宋教育楼”，基石上刻有“1921年立”字样，但不能确定是早先所刻，还是建房的年份。
这位新的教徒从此以后就被朋友们以“查理”相称。他在城里找到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但为时很短。（以后他在上海转业经商首先开的就是一家印刷厂，这是后话。）此时，在北卡罗来纳，他的目的是上学。不久，他进了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作出这一选择是为了便于他新结识的教友们为这个中国信徒找到保护人。
他的保护人之一是朱利安·卡尔“将军”（这个军衔不是因战功得来而是荣誉称号，美国南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习惯）。一他在不同时期曾是纺织业和烟草业的巨子（名牌烟斗菸“达勒姆公牛”的生产者），又是杜克大学的经济赞助人。卡尔把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国青年带到家里来同他们夫妇同住（查理很快就称他“卡尔父亲”）。
老人后来同他一直保持着友谊，不但资助他在上海的生意，而且据说还资助他的某些革命活动。
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①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①万圣节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万圣节（又作“诸圣日”）本为基督教节日，现成为青少年儿童纵情玩闹、以恶作剧或化装素要礼物的时节。——译者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走上了在19世纪的美国最能依靠自己创业的那些人的奋斗道路。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差别，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识中或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中国人。
这些矛盾在1886年（毕业的第二年）他回国的问题上急剧地表面化了。在大学里，同学们都喜欢他。有一个美国同学回忆道，“他脑子灵，力求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机智和幽默，脾气也好”。但一位虔诚的教授却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认真的兴趣。”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兴趣所在正是要他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国人传道。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他同时负责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坚持要把他尽快地送到上海去传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护人卡尔的支持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继续去学医，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国。但马克谛耶不需要他作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多地受教育或过多地美国化。他对上海的教会作了透彻的指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他还写道，不要让来去当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的），而是让宋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没有轿子就走着去”。他又进一步坚持只付给宋一个当地雇佣的中国人的工资，比一个只念过中国书的人还不如，虽然宋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位而且是从美国派下去的。马克谛耶带着一种吝啬加偏见的情绪写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不把宋惯坏，成为一个“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佬，除非得到非份的报酬就不满意、不舒服……”换句话说，来不但应该被置于“中国佬”的地位，并且不许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这样，宋被派出去传教，每月报酬只有15美元，传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区农村，那一带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见的家属的请求也被专横地拒绝了。①
①后来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亲属在事隔数十年后形象地回忆道，当年因气候闷热，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边棕榈树下乘凉，用一张芭蕉叶子当扇子。
但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克谛耶主教或当地教会首脑林乐知（艾伦）博士所能轻易驯服的。宋查理在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接着写道，“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他就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
宋查理对中国人爱国心和自尊心的维护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对当时正在升级的对在美华人迫害的反应。在以前几十年间，大量华人被运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筑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或开矿。现在他们被赶出一切行业，只能开洗衣作坊或种菜出卖；在许多西部城镇，他们被殴打、虐杀。
1882年，当宋查理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表决时201票赞成，37票反对，另有51人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来开会。赞成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来自反华的西部各州，也有来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念书）。
事情正好是循环了一圈。1868年，美国还需要中国劳工时，以“行动自由”是“一种人权”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尽管绝大多数华工远涉重洋都是由于外国募工者的强迫或欺骗）。现在，时间只过了16年，最繁重的体力活（如修筑铁路）都已干完了，“行动自由”就被遗忘了，门被关上了（特别是对东方人），而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苦痛，他们只能“自愿”离去。
来在美国期间，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气的事之外，他自己没有受什么罪。尽管有许多美国人对他友善热诚（这是他会铭记在心的），他对其他华人的悲惨遭遇是不可能视若无睹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里，他的感受也没减弱。他回国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教会的运动，以报复美国对华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像他们在那时习惯所做的那样，以威胁态度要求中国朝廷进行镇压。1887年，媚外惧外的清廷下令中国人须“与基督教士和睦相处”。宋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个同学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这样写道，“美国教会称赞中国方面‘志愿’实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国却仍然让中国居留民去忍受暴徒们的肆虐，且不说用排华法案去羞辱中国”。①由于这些原因，“宋查理”从来没有表示过想再到国外去居住的念头。尽管他决心让他所有子女去美国上大学，他却从不鼓励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在国外定居。相反，当子女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总是想尽办法使他们了解国内的事情，有时写信、有时寄剪报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子女们产生对中国伟大过去的崇敬之情，为它当前所受的羞辱和所处的落后状态感到不满，并且相信只要取得进步，中国的未来仍将是伟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愿意让他的后代完全变成洋人的——特别是那种挥霍成性的洋人。当他发现在某个子女身上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曾大发雷霆，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别送你的孩子出国。他们回来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要一所大一点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修一间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话：把孩子留在国内。”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38页。又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英文），第65页。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会头头们打交道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他遇到了曾在美国见过但却以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他没有在美国那末多的外国朋友，而外国人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更难令人容忍——因为这里究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虽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使他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促进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着，但这使他只是越来越紧密地同中国的基督徒联结在一起，而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这位年轻中国传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穷，穿着从国外带回来的洋服，显得“怪模怪样”——而且这些洋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