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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儿童工作也是她时刻放在心上的事情。保盟在香港发出的第一份有插图的传单是她向全世界发出的“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这片他们的父母正在为之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①她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限于保盟。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成立后②，她担任名誉顾问，其他的顾问有国民党要人她的姐姐宋霭龄、弟弟宋子文等，还有当地名流，实际做工作的大部分是左派人士如何香凝和她的女儿廖梦醒、顾淑型（陈翰笙夫人）等。1939年9月，欧洲的战争爆发后，它制定了把一部分工作转移到内地去的计划。
①除香港外，还在伦敦、旧金山等地举行。根据《保盟通讯》的记载，香港的“一碗饭运动”于1941年7月至8月举行，7月1日举行开幕式、9月1日举行闭幕式，宋庆龄均亲自出席。她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香港《华商报》1941年7月2日、转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8月15日。此处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74页。
②《救济战灾儿童》（1939年3月28日），收入《永远和党在一起》，第5—6页。《保盟通讯》及保盟其他出版物刊载了许多关于保盟儿童工作的报道，包括马海德和黎雪（路易·艾黎的养子）发自延安的报道。
宋庆龄的募捐工作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总是同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这两个主题有关联的。这一点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保盟主办的义演中有两部德国反纳粹作家写的话剧（恩斯特·托勒尔的《霍尔牧师》和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都译成中文上演）、一部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电影《裘莱士》（条莱士是19世纪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由保罗·缪尼扮演）。宋庆龄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这部影片也是为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因为当时墨西哥的情况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①
①在香港《大公报》（1938年6月6日，1939年5月25日、6月11日及12日、9月16日）上多次刊载了与宋庆龄有关的在当地开展儿童救济工作的报道。
还有一部报道中国抗战实况的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是由世界著名的纪录影片大师、荷兰的佐里士·伊文思导演、由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玛尔契解说的。但在送港英政府审查时，未获通过，因为它怕得罪日本人。
许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音乐家在香港时都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也接受她的资助（他们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了各自领域中的带头人，如剧作家和导演夏衍、阳翰笙和欧阳予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马思聪、特立尼达出生的舞蹈家戴爱莲（她曾在英国的兰伯特、约斯这两个芭蕾舞团①学习和演出，在新中国是开拓性的舞蹈家和编舞家）。为保盟画宣传画并在保盟主持下举办过画展的画家有叶浅予、丁聪等人。陈依范（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把他从延安带回来的反映斗争的振奋人心的木刻、连同他自己的绘画和漫画举办过展览。
①兰伯特芭蕾舞团为英国现存最古老的芭蕾舞团，1935年由著名芭蕾舞蹈家玛丽·兰伯特（1888…1982）建立，她因在创建英国芭蕾舞方面的功绩于1954年获不列颠帝国勋章。约斯芭蕾舞团由舞蹈家库尔特·约斯（1901…1979）创建。——译者
为了推进革命文化和发扬革命传统，1941年在香港举行了纪念中国新文学先驱者鲁迅逝世五周年和革命家邓演达殉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宋庆龄都起了主导作用，并写了非常感人的纪念文章。
（十一）战火蔓延，离港赴渝
1941年夏发生了一件有世界影响的事件——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保盟通讯》在题为《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编辑部文章①中写道：
①宋庆龄致徐瑛（弗兰克·司徒夫人）（香港），1940年1月24日。
“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的灾难岁月里一直不清楚的事，现在，其直接后果已经十分清楚了。……一边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们相对立的，是终于团结起来的所有民主力量，他们还能发挥出内在的力量……他们合在一起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在远东前线，中国单独抵御者侵略者的军队……在那些最初的战争年月里，苏联是中国反抗日本进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国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同情者，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抗战持有信心，实际上却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沦陷和消灭中国‘共军’的机会……
“中国能够坚守远东战线，但要有效地做到这点，中国应得到其他各国的全力援助，这些国家把中国的斗争看作他们自己的斗争。中国能够取得胜利，但中国的领袖们必须认识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妥协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庆龄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团结，最需要的就是民主。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国际局势已转为对中国有利，所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英、美和苏联——已经联合在一起。但在回顾当年年初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害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因此压制他们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与敌人勾结，并且还与罗马一柏林一东京轴心反人类进步的整个阴谋有联系。”
她接着又指出，英美也有这样一些势力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办法就是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些集团，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她最后说，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将继续奋战，“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0—384页。
这一年，她仍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如为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举行“街头募捐日”活动，为支援“工合”邀请一个大马戏团从菲律宾来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后行动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马戏团被迫中辍了演出，并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时进攻香港。
在战事发生的第一天，宋庆龄遇到了日机空袭，看到无数男女老少惨遭残害。她从现场用电话把她的一个声明发给英文《南华早报》，描述了这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并响亮地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斗，直到全面胜利。她的声明全文如下：（稍有删节）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同你们大家一样，发现战争已经降临香港。我看见炸弹落在九龙街道上。我看见十几个男人和妇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吗？
“现在，在中国内地已发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想先征服中国，现在又在尝试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
“这一战争，如同在它之前业已失去的和平一样，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它部分分开。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经以为分开是可能的，那么日本的炸弹已经来告诉他们，大伙面；临的共同危险将是什么。
“那就让我们明白地说出来，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必需的是什么——炸弹已经千真万确地掉下来了！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我们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联盟，使反法西斯国家的所有资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战场上。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全世界的民主阵线，它将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庆的人民在所有严酷考验的日子里从不动摇。现在是香港人民表现出同样精神的时候了。这种精神在过去那些战争的年月里曾为他们英雄的同胞们赢得了名誉。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大海，回到他们原来的岛屿上去。
宋庆龄”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0—124页。
她这篇签名的声明显示出她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因为几天之内她也许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们已作出了为她紧急撤退的准备，但她起初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她的同事、离开她会去做的救死扶伤的工作。最后她总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后起飞的几架民航机之一。这时香港机场上已是弹坑累累，起飞后六小时机场就被日军占领了。
据贝特兰回忆①，她在离开之前曾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场战争的阴影》（英文），第107—108页。
①刊载于1941年12月9日英文《南华早报》。转引自杰姆斯·贝特兰着
第十六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一）摆脱国民党官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庆的环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庆龄经过了几乎一年的准备才得以恢复她的工作。她必须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来到了这个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姐夫孔祥熙（蒋的财政部长）家里。他们和政府当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这个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因为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独立，她每天都要费很多心。一个外国人①曾在孔家见到过她，叙述了这样一幕：
①同上书，第108页。
“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的显赫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别处找到房子之后，有时也仍接受霭龄的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总是用一种静悄悄的办法同他们保持距离。
那位外国人说：
“孔氏夫妇爱打桥牌。她不上他们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单独同史迪威将军①玩‘金罗美’（一种牌戏）。史迪威当时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较一致。”
①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人1986年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她的新居（两路口新村三号）位于政府要人居住区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给她安排的。在那里，她虽仍受到监视，但总算多了一点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条件。她同姊妹们一起在官方主办的活动中露面的次数减少了。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42年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一是中美文化协会举办的游园会，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授奖。由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率领的这支航空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脱下民间的外衣，正在改编成美军第十四航空队。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1942年7月，她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①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①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1883—1946），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工作，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主张积极对日作战，对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素质甚为赞佩，后曾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遥远的古代以来，尽管妇女的传统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绝的妇女，她们的修养、见识、行政才干、甚至作战的勇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录。”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妇女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远景。许多妇女……依靠工资独立生活。”首先进入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妇女来自中上阶层，她们担任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教师：“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妇女成为革命政党中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导革命运动并担任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作为例子，她举了1907年壮烈牺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战友何香凝，“现在仍旧是我们最进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
“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5—137页。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