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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健院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现在不仅是一所医疗机构，并已成为全国妇产科实验研究中心。
在那几年里，她为中国妇女写的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仍处于再受侵略的威胁之下，所以强调要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并力求排除外来侵略威胁。她在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就指出了这两个方面：“团结起来，以整个的妇女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紧经济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①
①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3月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78页。
完成土改对中国妇女（同整个人口分布一样，她们有五分之四是农民）有特殊的意义。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男女平等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人权之一。土改在实现男女平等中起根本的作用，因为依法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是按人分配的，不分性别。中国的农村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耕地、牲畜和农具——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合法主人，并且几乎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半数。
到了1953年，外部危险已经减轻，内战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坏已大部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她讲话的重点有些变化。
在这一年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①中，她指出“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需要反复不断地教育来改正，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妇女如果不参加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她们的解放以及整个国家的前进都会受到影响。妇女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必须提供更多的妇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解放越是彻底，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①《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1953年4月16日），《宋庆龄选集》，第326——328页。
宋庆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观点是在长期斗争中、在失败和胜利中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她持一种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妇女。后来这些年中，她强调妇女解放有赖于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现在，她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赖于妇女的进步。1927年在革命的武汉她曾经有过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心理，以为发布一些宣言和法令就可以万事大吉。现在她已大不相同了。她看到，即使在取得经历了长期斗争的1949年的胜利之后、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奠定了发展基础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但有一点她没有改变，那就是她对已经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自傲、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在这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同何香凝一起被推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标志着这两位国民领袖和妇女革命运动旗手自20年代以来的亲密战友情谊。
1953年底，她重访武汉，并为九女墩题诗。九女墩在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传说埋葬着太平军的九位女战士。这是她一生所作有数的几首诗之一，诗中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过去，但也展望将来；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①
①《无名烈士——为九女墩题》（1953年12月），《宋庆龄选集》，第329—330页。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石碑上。
在新中国，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她曾用两天时间访问上海一家棉纺厂和女工家庭，她询问了女工们在生活、保健、婚姻、育儿、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到各地农村视察时，她就了解农村妇女的情况。
1957年9月，她在对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致词时说，“无论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在行政和文教事业方面，妇女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而在持家和教养子女方面，妇女的劳动尤其可敬可贵。”①在这里毫无某些人所主张的那种要妇女“回到家庭中去”的意思。她像一贯所做的那样，要求妇女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部门参加工作。她提倡为妇女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节约劳动的工具，以使妇女既在社会上做好工作，又成为称职的母亲。
①《妇女们要坚决过社会主义这一关》（1957年9月9日），《宋庆龄选集》，第406—407页。
1960年2月，她在为国际妇女节5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周年纪念有着普遍的意义，因为男女不平等以及要求消除这一不平等的斗争仍在广泛进行。她指出，妇女的彻底解放，“同社会主义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才为妇女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完全不受障碍的前景。”①
①《把妇女的斗争继续向前推进》，载《中国妇女》1960年第4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98页。
在另一篇致全国姐妹的贺词①中，她号召妇女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她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敬是与日俱增的，但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她从来不认为它们可以代替其他的知识——这种极度简单化的观点当时在中国已开始立足。她仍像过去那样号召妇女“积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除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她们还应加强同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并为维护妇女权利和儿童的幸福而贡献力量。
①贺词载《人民日报》，1960年3月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99页。
1958年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来。她在访问一个成立较早的公社时，在公共食堂用餐，在地里参加摘棉竞赛，特别找女社员谈心，询问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包括给喂乳母亲的供应），还参观了托儿所和幼儿园。
（八）“儿童是我们的未来”
在宋庆龄的思想里，儿童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她看来，儿童代表着人类的整个未来。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些事可以等一等，但儿童工作不能等。”
1950年3月，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办的《儿童时代》创刊，她为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许多小朋友……在悲惨的黑暗的环境中流浪与挣扎。现在……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①
①影印件刊于《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的图片页。
同年6月1日，为庆祝国际儿童节——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已把它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她在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谈到了新的国家：“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①
①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6月1日。
1952年4月，为庆祝保卫儿童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她撰写了《保卫儿童》一文①，文中指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正在受到战争的威胁或已经遭到战争的浩劫，必须通过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使孩子们得到安全。
①《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
这一年，她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她发表了《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强调指出，“关心儿童身心的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一个原则”，要“不断增加花在广大儿童身上的经费和精力”。她说，“父母必须提供充满了爱、有原则和有意义的家庭，因为家庭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基本单位。”她要求每一位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担负起这一庄严的责任，即：“教养我们的未来的公民，使他们诚实、勇敢、爱工作、爱祖国、爱同胞，并且有同志般的友爱精神，……成为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344—348页。
1956年的儿童节，她发表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一文，文中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正确地形成观念、行为和性格的基础。教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并且让他们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5月31日。
这一年，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后命名为儿童艺术剧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演获奖，她十分高兴，约请全体演员和团长、剧作者任德耀到寓所吃饺子，并勉励大家“不要满足，要搞得更好”。这个剧团每次到首都来演出，她总是十分关心他们。1952年9月，她亲自带他们乘火车从上海到北京，路上发现这些上海生长的女孩穿的短裙不适合北京的气候，到京后立即买了厚厚的长统袜给她们穿。
1958年，她在中福会的《儿童时代》——这时已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儿童刊物——上为庆祝儿童节题词：“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享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①她又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谈几句话》一文，指出，“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们是通过大人的榜样进行学习的……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建设者，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②
①《宋庆龄选集》，第413页。
②《人民日报》，1958年6月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9—280页。
从1957—1958年直到她晚年，她对儿童和其他人们讲话或着文时总是不仅强调社会主义，还要提出共产主义这个更高的奋斗目标。
大约也是从1957—1958年开始，她每到春节总是要同一群孩子一起过节。
在为《我们是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保教工作经验》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她指出：幼儿教育工作是“培育祖国的花朵”，“也是解放劳动力，使做父母的从抚育子女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事业”，“是一个光荣的工作岗位……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①
①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序言是1958年12月25日写的。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儿童时代》发表了《写给孩子们》一文，文中说：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了你们。因为你们这些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差不多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你们的记忆差不多是和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担当今后的建设任务……要锻炼身体，要讲卫生……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①
①《儿童时代》，1959年第19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94页。
从那时以来，她常把中国儿童称为“党的儿女”。她的1961年儿童节专文的题目就是《孩子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文中引述了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接着说：
“这个主人的身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才得到的，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从小学习做革命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生的精力……不但要改造社会，还要改造自然，征服宇宙。……在进行革命战争时，不能赤手空拳上阵，必须拿起武器来，在建设中同样也必须拿起武器来。什么是建设中的武器呢？就是劳动的本领，就是知识。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革命长辈的优秀品质……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还要树立艰苦奋斗、勤劳朴素的作风。”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441—444页。
她在1964年儿童节专文中号召创作和出版更多优良的儿童读物，“更好地培养他们成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壮的新的一代。……教师和家长都要重视儿童阅读的指导。”①
①同上书，第500—503页。
她在1954年6月曾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授奖大会上为27位作家颁奖。她逝世后，这一全国性的奖项恰当地被冠以“宋庆龄”的名字。
（九）在国内各地访问
建国后她在国内各地的访问，有的前已述及。这里再补充一些没有谈到的访问和她的观感。
1955年2月，她第二次去东北——这次是去旅顺和大连。她在私人通讯中对大连的工业发展虽表示满意但也有所保留：“大连确实是个工业城市，白天街上看不到什么人，铺子里卖的全是工人要用的东西，没有装饰品之类……即使是当地大量出产的苹果也全部用于出口。”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邱茉莉，1954年（无日期）。
他这次旅大之行同苏军撤退有关。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仍留驻旅大，至1954年中苏双方协议由苏军将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完全地、无条件地交还中国政府管理。
在这一年冬，她在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谈了她对昆明的印象。那些年她出访南亚及东南亚国家曾多次途经昆明。在这封信里，她写道：
“对昆明极为失望，人们看去毫无表情，城里到处坑坑洼洼，卫生很差。”
但她对存在的问题总是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她特别称赞在这西南边睡发展热带作物、努力提高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并重视境内20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事实上，昆明很快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部门，虽然就整个省份来说前进的步伐不是很快，比其他一些省份要贫困些，这是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她经常来往，有时一年要走几次，所以她能随时对两地的变化进行比较。在上海，她同劳动人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不但常到市区和郊区视察，还通过中福会的各种项目同他们接触，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为上海人民服务的。
（十）面对疾病
1949年，她56岁；到1966年，她已74岁了。在这段时期里，她一直是带着新老病痛坚持工作的。她的神经性皮炎尊麻疹发作得越来越厉害，发病时很痛苦——这是宋家人都患的一种病。她有许多过敏性反应。她的眼睛和关节都不好。关节不好使她走路不便，体重却又增加，因此很容易摔跤，有时严重摔伤。对这些折磨，她的反应是不耐烦和自嘲——像她给友人信里常表现的那样：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和格雷思·格兰尼奇的信。
“北京对我的身体不大相宜……胃有点毛病，也许得在床上躺两星期……手指头在脱皮，很痛苦。”
“上海的天气对于克服我的反动派敌人——风湿病正在产生良好的作用”。
1954年，在摔了一次之后：“骨头算是接好了，但左脚跛了……很气人。眼睛也不好，结膜炎。”
1958年的一封信里说：“过去三个月，我被神经性皮炎弄得动弹不了，全身都有，白天黑夜都痒得难受，所以我的时间都用来在身上涂……那些不管用的药。”
稍晚一些时候。“……现在觉得好些了，虽然冠状动脉有点问题、关节炎也总好不了——年龄所赐，我的老天爷！”
1961年：“……因为关节炎和胃病在上海躺了八个月……我刚能走……就在浴室里又出了事。摔倒了，头撞在浴缸上。”
1964年，在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后写的一封信上说：“在科伦坡有许多花对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过敏性反应。我的两只眼睛变得红肿起来。你在新闻影片上也许会注意，我在讲话时，脖子变得越来越粗。这是由某些过敏性反应所引起的浮肿。你以后去热带国家访问时一定要小心避开那里的花和植物。”
1965年的一封信上说：“……在一位牙科医生那里得到一种痛苦的经验。这位医生的技术水平无法同他的政治觉悟相比。我由此认识到，又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又有很好的技术，这是何等重要。”这一带有讽刺性的说法是同她的总的看法一致的。她总是同样重视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但从她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处处感到正在增涨中的“左”的思潮，这种思潮宣扬“政治好了，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大了”。
在公共场合，她从来不提她的病。她的面部有风疹块时，她就不见人。除此之外，不论她怎样觉得不舒服，她总让自己显得平静和愉快。她的脸上从没有皱纹，所以直到八十多岁，她看上去还如六十岁人。
（十一）对建国后十六年的评价
她对1949年后至1965年底这一时期的总的评价也是充满朝气的。在她看来，这十六年来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使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之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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