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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①中说：
①宋庆龄致斯诺，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她总是赞成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谈到美中友协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时她能给他们发一篇贺词去。她接着写道：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觉得我们必须教育这个友协的会员们更深刻地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在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友谊长存……大多数友好团体的一个缺点是……仅仅介绍变化了的中国的表面现象，而不去着重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她还希望友协的工作能开展得更广泛些：
“……在扩大和加深工作范围方面，应该把眼光放开。除了中国的朋友、学者、医生、律师、工会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他们都有代表访问过中国），还有工商界……”
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将军副官的美籍华裔理查德·杨（杨孟东）（前面第十六章中已叙述过他）恢复了接触。在隔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杨又给宋来信，她高兴地回复道：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帕洛阿尔托市理查德·杨，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复了联系，真不知道有多高兴！27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儿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听你的地址。知道维维恩（杨的第一个妻子）已去世，很难过……你的结婚照，用象牙镜框镶着，这些年里一直放在我的壁炉架上……我常呆呆地看着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见！
“生活大变样了。艰难和紧张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记，除了腰身和白发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部分地由于杨的荐介，她同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结识。她们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伦夫人。这两姐妹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能流利地说中国话，并且同她们的父亲一样，对中国人民极为钦慕（在中国出生的文莉森从小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中国画，是一位中国画画家）。
杨在来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说，她们已请她帮助解决她们的来华签证问题，她已交给北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去办。
这样，原有的纽带又重新联结起来了——也把杨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国联结了起来。在宋庆龄的鼓励下，他们三人都很快到中国来访问。杨后来在北京工作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担任一家合资旅馆长城饭店的工程师和开发师，他同他的家属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时期就到中国来作一次短期旅行，她们在促进大洋两岸人民友谊的工作中都发挥了自己的积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同《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开始通讯和会见。（他们在1972年的第一次见面，前边已经提及。）索尔兹伯里曾在苏联进行长期的采访报道。他告诉宋庆龄她在1924—1927年结识的苏联友人的命运（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性的），她很感兴趣，因为她一直关心着他们。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来采访的宿愿得偿，1972年及以后他来华时，他和妻子夏洛特经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给她寄报纸、刊物，还有他所有的著作，她为此感到高兴。特别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锐地指出了他书中的一处错误后，他立即道歉并表示要作更正。这个错误涉及到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日期和情节，他采用了国民党的说法（在美国的参考书中很常见），而这种说法是意在贬抑来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尔兹伯里先生惠赠几年来宋庆龄给他的信件的复印件，志谢。
索尔兹伯里在同宋的谈话中，喜欢引导她怀念青年时期在美国的生活并在报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访美国但未获成功。
在结识新朋友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时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会露营活动中认识的，以后她们多年保持通讯关系。这些用“亲爱的阿利”这一热情的称呼开始的信件，最近被发现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几封是在她结婚以后，还有几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旧藏中国来信，1913－1976》，马尔科姆·罗舒尔特编，载于《威斯康辛历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号（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页。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们的通讯自1949年后显然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宋庆龄表示出她对这位少女时代的朋友仍然充满着纯朴的、始终如一的感情：
“你在护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体好吗？阿利亲爱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国，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旅行了。再说，尽管年岁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当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们的可爱的祖国的时候，我不愿意离弃我的家乡。但我倒很愿意在这儿能见到你。”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图319。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①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