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个梦里——在那个秋天和冬天我做的所有梦里——我沿着小路走向这座木屋。这条小路是两英里长的一条穿过树林的环路，通向68号干道。这条路在任何一端都有一个数字（想知道的话，是42号路），着火报警的时候用得着，但没有名字。乔和我也从来没给它起过名字，我们俩之间对它也没个叫法。小路很窄，只有两条车辙那么宽，路面上长着牧草。当你开车进来时，你可以听到青草和汽车底盘摩擦发出的轻微的低语。
然而我在梦里并不开车。我从不开车。在这些梦里，我走路。
小路两边的树木紧紧地挤在一起。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不过是一道狭缝。很快我就能看到最早出现的星星。太阳早已落下。蟋蟀唧唧吟唱。潜鸟在湖面上鸣叫。小东西——也许是花栗鼠，或者是偶然出现的松鼠——在树林里沙沙作响。
现在我来到一条沿我右边的山坡向下延伸的土车道。这是我们的车道，竖着一小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拉—拉弗斯”。我站在路的尽头，但没有走下去。下面就是我们的木屋。屋子全部由原木建成，有侧翼，后面还有突出的露台。一共有十四个房间，可笑的一个房间数。木屋本应年直去丑陋和笨拙，但不知何故并未这样。莎拉具有勇敢的贵妇般的品质，一位毅然向前直到百年的女士的形象，不顾患关节炎的臀部和一瘸一拐的衰老的膝盖，依然步履从容。
房屋中间的部分最古老，可以追溯到一九OO年左右。其它部分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陆续添加上去的。这里曾经是一座打猎人的木屋；七十年代早期短暂的一段时光，这里是一伙桀骜不驯的嬉皮士的家。这些人都是租用这里；从四十年代末直到一九八四年，房屋的主人是戴仁和玛丽·辛格曼夫妇。当戴仁在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玛丽就一个人了。自从我们拥有这房子后，唯一添加的可见的东西就是装在中央屋顶尖部的碟形卫星频道接收器。那是乔安娜的主意，但她从未有机会真正享受收视的乐趣。
在房子不远处，湖水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柔和的光。我看到车道上覆盖着褐色的松针，夹杂着断落的树枝。路两边的灌木丛长得很疯，像情人一样越过把它们分开的狭窄的通道互相拥抱。如果你开着车经过这里，这些树枝会刮擦车体并发出不愉快的声音。我往下看去，看到房子主体的原木上长出苔藓，三株大大的向日葵，花盘像探照灯，穿透车道旁小小的门廊的木板生长着。给人总的感觉不是它被疏忽，准确地说，是被遗忘。
有微风在空中吹过，皮肤上的凉意让我意识到我一直在出汗。我能闻到松树的味道——一种周时夹杂着腐败和纯净的气味——还有湖面上传来的隐约但不知何故又强烈的味道。黑迹湖是缅因州最清澈、最深的湖之一。玛丽·辛格曼跟我们说，在三十年代末之前，湖面还要大；那时，西缅因州电力公司，跟拉姆德周围的面粉厂和造纸厂联手，取得了州政府的批文在盖沙河上建水坝。玛丽也给我们看一些很吸引人的照片，穿白色外衣的妇女和穿背心的绅士坐在小船里——她说这些照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拍的，并指着其中一个年轻妇女，手里举着滴水的桨，永远定格在“爵士乐时代”的边缘。“那是我妈妈，”她说，“她用桨吓唬的那个男人是我父亲。”
潜鸟的鸣叫，它们的声音中有种失落。我现在可以在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中看见金星。星星亮起来，星星变明亮，希望我可以，希望我能够……在这些梦里，我总是渴望见到乔安娜。
许下心愿后，我打算沿车道走下去。我当然可以这样做。这是我的房子，不是吗？除了我的房子我还能到哪里去，天正在黑下来，树林鬼鬼祟祟的沙沙声似乎越来越近，更加有意图。我还能去哪？天黑了，独自走进那个黑黢黢的地方会让人害怕（假定莎拉憎恨被独自抛下这么久？假定它生气了？），但是我必须去。如果停电了，我会点起一盏放在厨房橱柜里的防风灯。
可惜我不能下去。我的两条腿不能动。关于下面的房子，好像我的身体知道一些我的大脑所不知道的事情。风又起来了，我的皮肤冷得起了鸡皮疙瘩，我想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全身汗湿成这样。我一直在跑吗？如果是这样，我在向哪里跑？或从哪里跑来？
我的头发也汗湿了；很不舒服的一团塔在我的额头上。我抬起手来把头发拂开，看到手上有一道浅浅的伤口，相当新，划过手背一直到指关节。这道伤口有时在我的右手上，有时又在左手上。我想，如果这是一个梦，细节很确凿。总是那个同样的想法：如果这是一个梦，细节很确凿。这是绝对的事实。这些是一个小说家的细节……但在梦里，也许每个人都是小说家。人们怎么能知道？
现在莎拉—拉弗斯不过是在底下的一个黝黑的庞然大物，我意识到我无论如何不想下到那里去。我是一个训练自己思想不正常思考的人，我可以想象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一只狂暴的浣熊蹲在厨房的一角。蝙蝠在卫生间里——如果受到打扰，它们将在我战战兢兢的脸旁挤来挤去，发出吱吱叫声，用它们满是灰尘的翅膀拍打我的面颊。甚至一个威廉·邓布劳的著名的宇宙外的生物，现在也藏在门廊下，用闪亮，浮肿的眼睛注视着我走近。
“可是，我不能老待在这里，”我说，但是我的两条腿不能动，看样子我要在这里熬夜了，在车道和小路交界的地方；不管喜不喜欢，我要在这里熬夜了。
我身后树林里的悉卒声现在听上去不像小动物的了（大多数动物到这个时候都在巢里或地洞里过夜了），而像走近的脚步。我想转过身看一眼，但我甚至连这都做不到……
……我的梦通常做到这里醒来。我一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过身来，通过向自己证明身体还能两次服从头脑来确定自己回到现实中来。有时候——其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想曼德里庄园，我又梦到了曼德里庄园。这件事有点让人毛骨悚然（我想，任何反复出现的梦，知道你的潜意识在强迫性地挖掘某一不能被驱赶开的事物，都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如果我不补充说，部分的我喜爱这悄无声息的夏日的宁静，在这宁静中这些梦总是包围着我，并且这部分的我也喜欢醒来时感到的悲伤和预感，我就是在撒谎。梦里有一种奇异的不同寻常，醒着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通向我想像力的路现在实际上是被堵塞了。
我记得唯一的一次真的被吓住（我必须告诉你我不完全相信这些记忆，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它们好像根本不存在）是在某个晚上，我醒过来，对着漆黑的卧室，非常清晰地说：“有东西跟着我，不要让它碰到我，树林里有东西，不要让它碰到我。”不是这些话本身吓住了我，而是说话的声调。这是一个在恐慌的边缘的人的嗓音，完全不像我自己的嗓音。
一九九七年圣诞节前两天，我再次开车去“信用联盟”，银行的经理再次陪同我去了用荧光灯照明的地下室，准备开保管箱。当我们走下楼梯的进修，他向我保证（至少是第十二次了）他老婆是我作品的忠实读者，她读了我所有的书，还是读不够。第十二次（至少）我回答说我现在必须把他也攥在手中。他咯咯笑起来算是回答。我把这种经常性重复的交流看成是银行家的交流。
奎伦先生把他的钥匙插进A孔里转了一下。然后，他像一个为妓院拉来客人的皮条客一样谨慎地离开了。我把我自己的钥匙插进B孔里，转了一下，拉开抽屉。保管箱现在显得很空旷了。剩下的这一箱手稿看上去几乎是缩在远远的一角，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不知怎么地知道了它的兄弟姐妹被带走并消失了。箱子顶部用粗粗的黑体字潦草地写着“诺言”。我几乎记不起来这本该死的书是写什么的。
我把这个跑到了八十年代的“时间旅行者”抓出来，砰的一声把保管箱关上。现在那里除了尘土什么都没有了。把那个给我，乔曾在我的梦里嘶声喊——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想起这个梦。把那个给我，那是我用来挡灰的。
“奎伦先生，我好了，”我喊。我的嗓音在我自己听来粗鲁而颤抖，但奎伦似乎没感到有什么不对……也许他只是出于谨慎。毕竟，我不可能是到这个银行版的“林茵墓园”来了后情绪上感到痛苦的唯一客户。
“我真的打算要读一本你的书，”他说，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我拿在手里的箱子（我想本可以带一个公文包来放书，但在这样的出行中我从来不带）。“事实上，我想我会把这件事列在我的新年计划上。”
“那你做吧，”我说，“你就那样做吧。奎伦先生。”
“马克，”他说。“请。”他以前也这样叫过我。
我写了两封信，把它们塞到手稿箱里，然后出发去联邦快递。两封信都是在电脑上写的，只要我选“记事本”这个程序，我的身体还是让我用的。只是在打开Word6。0的时候，我体内才掀起暴风骤雨。我从未试过用“记事本”程序来写小说，我理解如果我用的话，我可能连个选择都会失去的……更不要提在电脑上玩拼字游戏和纵横字谜。我好几次试着用手写，但都没有成功。问题不是出在我曾听说过的被形容为“屏幕害羞”的东西；我已经向自己证明过了。
一封信是给哈罗德的，另一封是给黛布拉·温斯托克的，两封信说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这里面是这本新书，《海伦的诺言》，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喜欢它，如果这本书读起来有点粗糙，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加班加点这么快就写完它，“圣诞快乐”，“光明节快乐”，“永远的爱尔兰”，“不给糖就捣蛋”，希望有人给你一匹狗娘养的小马。
我在一队脚步拖沓、眼神痛苦的寄信人中站了近一个小时（圣诞节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时段——我喜欢它这一点），左胳膊下夹着《海伦的诺言》，右手拿着尼尔森·德米勒平装本的《魅力学校》。等我把我最后一本尚未出版的小说交给一个表情痛苦的办事员时，我差不多读了五十页了。当我祝她圣诞快乐时，她战栗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第4章（上）
当我走进前门的时候，电话正在响。电话是弗兰克；阿伦打来的，问我圣诞节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过。事实上是和他们一起过，他所有的兄弟和他们的家庭都会来。
我张嘴想说不——这世上我最不需要的事就是一个疯狂的爱尔兰圣诞节，每个人都在喝威士忌，想到乔的时候都变得多愁善感，与此同时，两打鼻涕结块的小屁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结果听到我自己说我会去。
弗兰克听上去跟我一样惊奇，但真的很高兴。“太好了！”他喊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儿？”
我站在大厅里，套鞋上的水滴到地砖上，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透过拱门一直看到起居室。没有圣诞树，自从乔死后我就没操过心去弄一棵。房间看上去一片死寂，对我一个人来说太大了……像美国早期的滚轴溜冰场。
“我刚才出去办点事，”我说，“我准备把内衣扔到一个包里，然后回到车上，趁加热器还在吹热风的时候向南开，你看怎么样？”
“太棒了，”弗兰克毫不犹豫地说，“在东马尔登的小子和姑娘们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单身汉的晚上。我一挂电话就给你倒杯饮料。”
“那么，我猜我最好马上动身了。”我说。
自乔死后这无疑是最好的节日了。我猜是唯一的好节日。整整四天，我是阿伦家的名誉一员。我喝了太多的酒，为纪念乔无数次地举杯……心里大概清楚，乔知道我这样做会很高兴。有两个婴儿口水吐在我身上，一条狗在午夜跑到我床上，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晚上，尼奇；阿伦的小姨子在厨房里逮到我一个人在弄火鸡三明治，暧昧地对我示爱。我吻了她，因为她明显想要被吻，一只大胆（或许我想用的词是“恶作剧”）的手有那么一会儿抚摸着三年半来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抚摸过的地方。这件事很让我震惊，但并不完全让人不快。
事情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一屋子都是阿伦家的人，苏茜多纳克还没有完全正式离婚（像我一样，她在那个圣诞也是阿伦家的名誉一员），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我决定是离开的时候了……除非，也就是说，我想沿着一条最后很可能是一堵砖墙的狭窄的街道高速行驶。我在二十七号离开，很高兴我来过这里，我站在汽车边，紧紧拥抱弗兰克跟他告别。有四天的时间，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在“信用联盟”的保管箱里现在只有灰尘了，有四个晚上，我睡得很舒展，一直睡到早上八点钟，有时会因反胃和酒后头疼醒来，但从来没有一次在半夜因为想到“曼德里，我又梦到了曼德里”而醒来。我回到德里，感觉整个人精神焕然一新。
一九九八年第一天的拂晓晴朗、寒冷、宁静、美丽。我起身梳洗，站在卧室窗前喝咖啡。突然感到——带着就像“头上面是上，脚下面是下”一样简单而有力的现实感——我现在可以写作了。这是新的一年，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写作了。巨石已经滚开了。
我走进书房，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我的心跳很正常，额头和脖子后面也没有出汗，手也是温暖的。我点开菜单，就是你点在苹果图标上时出现的菜单，菜单上有我的老朋友Word6。0。我点击了一下这个程序。笔和羊皮纸的图标出现，当图标出现的时候，我突然无法呼吸。好像有铁做的带子箍住了我的胸。
我推了下桌子向后退，想呕吐，用手抓着身上穿的汗衫的圆领。我办公椅的轮子卡在一小块地毯上——乔在她生命中最后一年淘到的东西之一——我直直地向后倒下去。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眼前金星直冒。我想我很幸运没有昏过去，但我想我在一九九八年元旦早晨的真正幸运倒是我这样倒了下去。如果我只是从桌前退后，那我还在看着那个图标——看着接下来出现的可怕的空空的屏幕——我想我可能已窒息而亡。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至少还可以呼吸。我感觉自己喉咙收得很紧，每吸一口气都发出奇怪的尖细声音，但是我在呼吸。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在盥洗盆前猛吐起来，我吐得那么猛，脏东西都溅到镜子上，虽然我的后脑勺没有出血（可是到了中午那里鼓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包），我的前额出血了，出了一点点。后来撞的这个包也留下了一道紫色的疤痕，人家问到这个疤的时候我当然要撒谎了，只说是半夜撞到浴室门上了，我真傻，这对早上两点起床而不开灯的家伙是个教训。
当我完全恢复意识时（如果有这样一种状态），我蜷缩在地板上。我站起来，给额头上的伤口消毒，然后坐在澡盆边上，头垂在膝上，直到有足够的信心才站起来。我猜我在那里坐了十五分钟，在那段时间里，我认定除非出现奇迹，我的职业完蛋了。哈罗德将会痛苦地叫起来，黛布拉则哀叹着不肯相信，但他们能做什么呢？派出出版业的警察？用本月图书俱乐部的盖世太保来威胁我？即使他们能够，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不可能从砖头里得到汁液，也不能从石头里得到血液。除非得到神奇的恢复，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问我自己。后面四十年你怎么过，迈克？在四十年里，你可以玩很多拼字游戏，填很多纵横字谜，喝很多威士忌。但这样就够了吗？后面的四十年你还能干什么？
我不想考虑这个，那时候不想。接下来的四十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过完一九九八年的元旦我也很高兴。
等我觉得能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回到书房，眼睛看着脚蹭到电脑前，伸出手去摸右边的按钮，然后关掉机器。不先退出程序就关机会损坏程序，但在那样的处境中，我根本不去想这有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我再次梦到我在黄昏时分走在42号路上，这条路通向莎拉—拉弗斯；潜鸟在湖面上鸣叫时我再次向金星许愿，并且我再次感到身后的树林里有什么东西，越来越逼近。看样子我的圣诞假期结束了。
那是一个严酷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在二月份，流行性感冒袭击了德里很多老年人。如冰暴后狂风吹老树般侵袭了他们。流感完全没有传染到我。那个冬天我连抽鼻子的情况也没有。
三月份，我飞到普罗维登斯参加威尔文的新英格兰纵横字谜挑战赛。我取得了第四名并获得五十美元的奖金。我给这张没有兑现的支票加了个框并把它挂在起居室里。从前，我大多数加框的“胜利证书”（乔的用语；在我看来，所有好的措辞都是乔的措辞）都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但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我不太去那里了。当我想和计算机玩拼字游戏或玩一个比赛级纵横字谜的时候，我坐在餐桌旁使用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我记得在那里坐了一天，打开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主菜单，光标下移到纵横字谜……然后把光标又向下移了两三个菜单项，一直到光标突显出我的老朋友，Word6。0。
接下来掠过我内心的不是沮丧或虚弱，以及生闷气（自从完成《一落千丈》后，我体验过这两种情绪），而是悲哀和单纯的渴望。看着Word6。0图标的感觉突然就像看着我皮夹子里乔的照片。端详着她的照片，我有时候会想我愿意出卖我不死的灵魂来换取她的复活……在三月的那一天，我想我愿意出卖我的灵魂来换取能再次写作。
继续并尝试吧，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也许事情已经改变了。
可惜没什么事情改变了，我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打开Word6。0，而是把它拖到屏幕右下角的垃圾桶里。再见了，我的老朋友。
那个冬天，黛布拉温斯托克打来了很多电话，大多数是好消息。三月初她报告说《海伦的诺言》占了文化协会八月主要举荐名单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史蒂夫马蒂尼的法律惊悚小说，他是出现在《时代》畅销书排行榜八到十五位的老面孔了。黛布拉还说我的英国出版商很喜欢《海伦的诺言》，相信这是我的“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