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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有点发抖，我把这经照片放在一边，拿起其它一些我喜欢的（虽然其它照片里没有我完全一样喜欢的）。我硬得厉害，感觉就像皮肤包着石头那样。遇到这种事，在它软下去之前，你什么也做不成。
当周围没有女人愿意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时，最快的解决方式是手淫，但那时候这种想法根本没出现在我脑海中。取而代之的是，我不停地在楼上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拳头握紧又松开，牛仔裤的前面鼓鼓囊囊像塞了个罩子。
生气可能是悲痛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我读到过这种说法——但我在乔安娜死垢从来没有对她生气过，直到我发现那张照片为止。哇。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犯了个无法摆脱的错误，对她火冒三丈。愚蠢的婊子，她为什么要在那一年最热的一天里跑动？笨啊，不考虑别人的臭女人，把我一个人留下成了这副样子，甚至不能工作了。
我坐在楼梯上，想着我应该做什么。我决定我要做的就是喝一杯，然后可能再来一杯给第一杯长长劲。在认定那根本就不是个好主意之前我其实已站了起来。
我改变思路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玩填字游戏。那个晚上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看乔穿泳衣的照片。我认定那几乎是跟我生气和沮丧时喝几杯一样坏的一个念头。但是今晚我会做这个梦，当我关灯的时候我想。我肯定会做这个梦。
但是我没有。我的莎拉—拉弗斯的梦似乎结束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考，至少在湖边避个暑的想法似乎比以前更好，于是，在五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估计任何一个自重的缅因州看房人都会在家收看红袜队的比赛时，我给比尔·迪恩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将在七月四号左右到湖边的房子去……并且如果事情都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我也会在那里过秋天和冬天。
“哦，好的，”他说，“真是好消息。这儿许多人都很想你呢，迈克。你妻子死了，许多人都想慰问你呢，你不知道吧。”
他的声音里有最轻微的责备的语调吗？或者那只是我的想象？当然我和乔在这个地区有影响；我们给一家小图书馆捐了不少钱，这家图书馆为莫顿…卡什瓦卡马可…卡斯特尔…维尔地区服务，乔曾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捐款活动，使地区的流动图书馆成立并运作起来，除此之外，她曾加入过“妇女缝纫小组”（阿富汗披肩是她的消防局大楼举办的自愿献血活动中帮忙……夏季节日时在卡斯特尔…洛克照管摊位……像那样的事情还只是她的开始。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完全不带慷慨的女士式的炫耀姿态，而是低调谦逊的，低着头（经常是为了把相当狡猾的笑容藏起来，我应该加上这点——我的乔有比尔斯式的幽默感）。上帝，我想，也许老比尔有权利听上去像责备的样子。
“人们思念她。”我说。
“哦，他们思念她。”
“我自己依然很相信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呆在湖边的原因。那里是我们度过许多美好时光的地方。”
“我猜是这样的。但是能看到你到这里来实在太好了。我要忙起来了。房子状况良好——如果你想的话，今天下午就能搬进去——但是如果房子像莎拉这样空着，它会变陈旧的。”
“我知道。”
“我会让布兰达·梅赛夫把整个房子从上到下清理一遍。你一直请的同一个帮工，还记得吗？”
“布兰达干复杂的春季大扫除有点老了，不是吗？”这位被议论的女士大约六十五岁，健壮、友好，粗俗但快乐。她特别喜欢关于旅行推销员的笑话，他们像兔子一样过夜，从一个窝跳到另一个窝。她不是丹弗斯太太。
“像布兰达·梅赛夫这样的女士在监督重要活动方面从来不显得老，”比尔说。“她会找两到三个女孩来做除尘工作和搬重物。可能花你三百美元。听上去还行吗？”
“挺合算的。”
“进需要检查一下，还有发电机，虽然我确信它们都没问题。我在乔以前的工作室旁边看见一个马蜂窝，我想在木材变干之前用烟薰一下。哦，还有老房子的屋顶——你知道的，中间那块——需要重新铺一下。我去年就应该跟你谈一下的，但是你也不用这个地方，我就让它去了。你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吧？”
“是的，最多一万块。超过这个数，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们会超过一万块，我会笑起来吻一头猪。”
“在我到那里之前，设法让一切就绪，可以吗？”
“当然。你想要独处，我知道的……就这么长，你知道事情不会马上办好。她这么年轻就走了我们都很震惊；所有的人都震惊。震惊并且难过。她是个可爱的人。”从一个北方佬的嘴里说出来，“可爱”听上去像“苦爱”。
“谢谢你，比尔。”我感觉到泪水刺痛了眼睛。悲伤像一个喝醉的房客，总是不停地回来再次拥抱说再风。“谢谢你这么说。”
“你会有你那份胡萝卜蛋糕的，老朋友。”他笑起来，但有一点含糊，好像害怕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我能吃许多胡萝卜蛋糕，”我说，“如果人们吃得太多，噢，肯尼·奥斯特还养着那只大爱尔兰狼狗吗？”
“吁，那个家伙吃蛋糕能把他吃垮！”比尔很有幽默感地叫起来。他咯咯地笑到咳嗽为止。我等他笑完，自己也微笑着。“他管那狗叫蓝莓，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才怪呢。他不是最土的家伙吗！”我想他是在说这狗而不是狗主人。肯尼·奥斯特，身高五英尺多一点，体形优美，正好是“土”的反义词，“土”是缅因州特有的形容词，意指笨拙、难看、泥腿子。
我突然意识到我思念这些人——比尔、布兰达、巴迪·杰里森、肯尼·奥斯特和所有其他整年住在湖边的人。我甚至思念蓝莓，这只爱尔兰狼狗，它昂着头到处跑来跑去，脑子里像少根弦，长串的口水从它喉咙里流下来。
“我也必须去那里清除冬天被风刮倒的东西，”比尔说。他听上去有点尴尬。“今年不算坏——最后一场大风暴使路上都是雪，感谢上帝——但还是有许多让我不高兴的事。很久之前我就应该处理了。你不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借口。我一直在拿你的钱。”听这个头发灰白的老家伙捶胸顿足是有趣的事；我非常确信乔将会把脚踢来踢去，哈哈地笑。
“比尔，如果到七月四号每样东西都弄好能用的话，我会很高兴。”
“那你会快活得像泥滩上的蛤蜊。我向你保证。”比尔听上去他自己快活得像泥滩上的蛤蜊，我也很高兴。“准备来这里在水边写作吗？像以前的日子那样？不是说最后两本不好，我妻子一直捧着最后一本读，但——”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真话。然后我想到了一件事。“比尔，清理车道和让布兰达·梅赛夫行动之前你能帮我个忙吗？”
“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很乐意。”他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想要的东西。
四天以后，我收到一个小包裹，上面留下的无法投寄退回的地址很简洁：迪恩/留局待取/TR…90（黑迹湖），我打开包裹抖出二十张照处，这些都是用那种用了一次就扔掉的小相机照的。
比尔从各个角度拍了这所房子，大多数传达出一种微妙的落寞的氛围，一个地方没人居住而产生的氛围……即使是得到照管的房子（引用比尔的话）过了一段时间也会有被冷落的感觉。
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些照片。前面四张是我想要的，我把它们排在餐桌上，强烈的太阳光将直接照在上面。比尔站在车道的顶端照的这些照片，把一次性相机对准了莎拉—拉弗斯的全景。我可以看见苔藓不光长在主屋的原木上，也长在南北两翼的原木上。我可以看到车道上落了一层树枝和一堆堆的松针。比尔在拍照前一定是想清理掉所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我告诉他我明确想要的东西——我用的词是“实打实的”——比尔给我做到了。
自从我和乔在湖边度过了许多时间后，车道两边的灌木丛都长密了。它们并没有完全长疯掉，但，是的，有一些长点的树枝确实看上去像分离的恋人一样越过沥青路彼此渴望着。
但是我眼睛一遍一遍看的是车道末端的门廊。照片和我梦中的莎拉—拉弗斯的其它相似之处可能只是巧合（或者是作家经常令人惊讶的想象），但是我无法解释穿透门廊的木板生长着的向日葵，正如我无法解释我手背上的伤口。
我把其中一张照片翻过来。在背面，比尔用精巧的笔迹写着：这些家伙早早地就长出来了……入侵！
我翻回到照片的那面。三株向日葵，穿过门廊的木板生长着。不是两株，也不是四株，而是三株大大的向日葵，花盘像探照灯一样。
就像我梦中的向日葵。
第6章（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号，我把两个行李箱和苹果笔记本电脑扔进我的中型雪佛莱的后备箱里，开始沿着车道倒车，然后停下来又走进房子。房子感觉空荡荡的，说不出的凄清，像一位被遗弃却不明所以的忠实的爱人。家具没有遮盖，电源也没关掉（我理解这次伟大的湖边实验可能最终成为一次迅速和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本顿街14号给人的感觉还是像被遗弃了。房间里虽然满是家具，当我走过它们的时候，屋子还是有回声，看上去到处都是灰尘在阳光中飞舞。
在我的书房里，显示器为了防灰，罩上了罩子后像个刽子手。我在它前面跪下来，拉开一个书桌抽屉。抽屉里有四令纸。我拿了一令，夹在胳膊下面离开了，然后又想到一个念头，转回身来。我曾把乔穿泳衣那张挑逗性照片放在中间的大抽屉里。我拿出照片，从这令张的底部把包装纸撕开，把照片插在当中，像一张书签。如果我万一真的又开始写作，并且写下去，我会在二百五十页的地方遇见乔安娜。
我离开房子，把后门锁上，钻进我的汽车开走了。我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好几次都很想到湖边去并检查一下工作——工作量比比尔·迪恩最初预计的要多了不少。使我没有那样做的是一种感觉，我的理智不能很清楚表达出来但仍然很强有力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应该那样做；我下次去莎拉的时候，事情就会明了。
比尔雇了肯尼·奥斯特来铺屋顶，还让肯尼的表弟，提米·莱芮比来“刮层皮”，一种类似于擦锅的清洁过程，有时候用在原木屋的清洁工作中。比尔也叫了一个管道工来检查管子，得到我的允许后换了一些旧管子和进泵。
比尔在电话中对所有这些花费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让他去。当第五、第六次加人加钱的时候，你最好还是靠边站，让他们自己解决。对北方佬来说，摆出绿色的票子似乎是错误的，从某种角度看，像当众亲热。至于我自己，我一点也不介意这些支出。我过得很节俭，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不是出于道德的教条，而是因为我的想象力，在其它大多数方面都很活跃，唯独在钱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好。我对狂欢的理解就是三天呆在波士顿，看一场“红袜队”的棒球赛，到“TowerRecords”唱片店转一转，顺便参观一下剑桥的“华兹华斯”书店。像这样过日子并不吃掉我多少利息，更不要说本金了；我在沃特维尔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顾问，在我锁上位于德里的房屋的门并向西到TR…90地区去的那天，我的身价略高于五百万美元。跟比尔·盖茨比当然不多，但在这个地区也是个大数目了，我在高昂的房屋修理费面前还能高兴得起来。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奇怪的暮春和初夏。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等待，我结束了城里的事务，当比尔·迪恩打电话来讲最近一批问题时，我就跟他谈话，并且努力不去想问题。我接受了《出版人周刊》的采访，当采访者问我在经历丧妻之痛后回到工作状态是否有问题，我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为什么不呢？这是真的。我的问题在完成《一落千丈》后才开始；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都精力十足。
六月中，我跟弗兰克·阿伦在蓝锆石咖啡馆碰头吃中饭。蓝锆石在路易斯顿，地理上是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的中点。吃甜食的时候（蓝锆石著名的草莓水果酥饼），弗兰克问我是否在和什么人约会。我很惊奇地看着他。
“张大嘴看什么呢？”他问，他的脸上流露出上千种说不清的表情之一——介于有趣和恼火之间的一种。“我当然不会把这看成是背叛乔，倒八月份，她去世就要四年了。”
“没有，”我说，“我没有约会任何人。”
他默默地看着我。我也回视了他几秒钟，然后开始用勺子拨弄我的水果酥饼上的鲜奶。饼干从炉子里出来后还是热的，奶油正在融化。这让我想起那首愚蠢的老歌，某个人怎样把蛋糕忘在外面，泡了雨水。
“迈克，你和人约会过吗？”
“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哦，看在上帝份上。在你度假时有没有你——”
我的视线从融化的鲜奶上抬起来。“没有，”我说，“我没有。”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想他准备好要进下一个话题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但是，他说得很直白，他问我自从乔安娜死后是不是一直没有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接受谎言，即使他并不完全相信——男人在性的问题上总是撒谎。但我说的是真的……还带着某种坏坏的快感。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按摩院怎么样？你知道的，至少可以找一个——”
他坐在那里，用勺子敲打着装甜食的碗的边缘。他一口也没有吃。他看着我，好像我是某种新奇的昆虫。我很不喜欢这个样子，但我想我理解。
有两次机会，我已经接近于这些天人称作“一条腿”的状态，两次都不是在基拉戈岛，在那里我看到大约两千个漂亮女人穿着比基尼走来走去。一次是一个红头发的女招待凯丽；在我常去吃中饭的郊区的一家餐厅。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聊天，开开玩笑，然后就开始有那种眼神的接触，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对视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开始注意她的大腿，她转身时制服贴在臀部的样子，她也注意到我在注意她。
还有一个女人是在“新生活”认识的，我过去经常在那里健身。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喜欢穿粉红色的运动胞衣和黑色的单车短裤。让人大饱眼福。另外，我也喜欢她带来在骑健身单车时读的书，单车上的有氧健身旅程没完没了却没有目的地，这些书不是《香奈儿女性杂志》或《时间》，而是像约翰·欧文和埃伦·吉尔克里斯等人写的小说。我喜欢阅读真正的书籍的人，不只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写这类书。读者就像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捡到篮里都是菜，但是作为普遍规律他们其实会从那里继续下去。
这个金发碧眼穿粉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女人叫阿德莉亚·邦迪。当我们并排骑着单车，骑得越来越久时，我们开始谈论书籍，然后就发展到我一个星期有一两个早上在举重室里给她做防护。给她作防护带给我一种奇怪的亲密感。我想举重者仰卧的姿势是部分原因（特别是当举重是个女人），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一种信任因素。虽然还没有达到举重者把生命托给防护者的程度。在一九九六年冬天的某个时刻，当她躺在长椅上，我站在她头前面，看着她倒过来的脸的时候，这种对视开始了。这种对视的时间有点太长。
凯丽大约三十岁，阿德莉亚可能更年轻一点。凯丽离婚了，阿德莉亚从来没结过婚。在这两个场合中，我都没有想老牛吃嫩草，我想她们俩中任何一个都会很高兴地跟我临时上床。有点像甜蜜浪漫的试车。但是在凯丽这件事上我做的就是换一家餐馆吃中饭，并且当基督教青年会送给我一次免费健身体验的机会时，我从此就开始到那里去健身，再也没有回到“新生活”去。我记得在我做出改变大约六个月后的某天，我在街上走过阿德莉亚·邦迪身边，虽然我说了“嗨”，我确信没有看到她迷茫的，略微受伤的凝视。
从纯生理的角度来看，我想要她们两个（事实上，我似乎记得在一个梦里，我要了她们两个，在同一时间，同一张床上），然而我又不想要她们俩。部分是因为我没有了写作的能力——我的生活已经够糟了，谢谢你们，不要再添乱了。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要搞明白，回视你的女人是对你本人感兴趣，而不是你相当可观的银行存款。
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心中还有太多乔的影子。即使是在四年后，也没有留出给其他人的位置。悲哀就像胆固醇，如果你觉得好笑或奇怪，很感谢。
“那朋友呢？”弗兰克问，终于开始吃他的草莓水果酥饼。“你有朋友可以来往，不是吗？”
“是的，”我说，“许多朋友。”这是撒谎，但我确实有许多填字游戏要玩，有许多书要读，有许多电影要晚上在录像机上看；我几乎可以在心里默北联邦调查局关于非法复制的警告。说到活生生的真人，当我准备离开德里时，我唯一打过电话的人是我的医生和牙医，我在那个六月寄出的大多数信件是给诸如《哈泼斯》和《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的，信里装着地址变更卡。
“弗兰克，”我说，“你听上去像一个犹太人的老妈。”
“有时候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像一个犹太人的老妈，”他说，“相信烤过的马铃薯，而不是玛索球的疗效功能。你比前段时间看上去好多了，终于增加了点体重。我想——”
“胖了很多啊。”
“胡扯，你来过圣诞节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伊卡布·克莱恩。另外，你脸上和胳膊上多了点阳光的痕迹。”
“我一直坚持多做散步。”
“这样你气色好很多……除了你的眼睛。有时候你眼中有一种眼神，每次我看到这种眼神都很为你担心。我想如果有人为你操心乔会高兴的。”
“那是什么样的眼神？”我问。
“拒人千里之外的眼神。想知道事实吗？你看上去像被什么东西绊住而不能脱身的人。”
我在三点半离开德里，停在拉姆德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