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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处于雅加达不同区域的台商，对于雅加达最近的暴动有不同的感受。在印尼从事纺织投资十多年的罗致献说：“雅加达昨天平静多了，但这恐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在印尼从事贸易多年的何伟昌也说，昨天雅加达街道确实平静许多，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一天，银行也都关门了，整个雅加达经济活动几乎全面停止。
唯有派驻在雅加达的我国银行办事处代表则指出，由于暴徒四处流窜，砸华人开的商店、银行，目前已在雅加达设立办事处或分行的四家我国银行，除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与印尼合资的和信大松银行因必须应台商汇款的需求，仍将正常营运之外，华银、彰银和轮银的办事处也被迫暂时歇业。
而已进入雅加达SAHIOJAYA饭店避难的京华证券驻印尼代表王世保表示，前天，雅加达就像个暴徒城，全城到处浓烟四起，天空都已染成了黑色，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加油站、自动提款机与华人住宅都被洗劫，部分华人在路上当场遭印尼人围殴。昨天虽在军警全面进驻后较为平静，但暴徒流窜洗劫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印尼华人伍慧琴指出，虽然他是当地的华人，但由于回不了家，已随着公司躲入雅加达市中心的旅馆内，中午她还一度可以和住在机场旁华人社区的父母联络，但后来就联络不上了。
王世保表示，雅加达市中心的区域已被军警控制，街道已恢复畅通，但暴徒仍在市区外围各处流窜，由于军警人力不足，暴徒抢劫华商的情况仍未停止。目前雅加达市中心的五星级饭店与旅馆，全部挤满了台商，饭店一房难求，一个房间通常挤了一家子的人，而由于人数太多，且暴动已经持续了4天，饭店已没有办法充足地供应食物。
部分台商到了饭店也排不到位子，开车进入机场躲避，但机场也挤满了人。许多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由于部分印尼华侨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不是全家每一个人都有国外护照，因此即使到了机场，也上不了飞机。据当地人表示，长荣、华航第一班撤侨班机订位都已爆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指出，目前在印尼雅加达的台商就有10000多人，长荣和华航派出来的撤侨班机根本供不应求。而且，雅加达几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台商即使订得到机位，但因高速公路已经被暴徒“占领”，车子只要一上高速公路，马上就被暴徒拦劫，不是勒索就是砸车、打人，台商从家中到机场的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据一位陈姓华商表示，雅加达北区、西区的PLUIT、MUARAKARANC、GROGOL等区都遭抢劫，部分住在独门独院的富裕华人都已离开家园。而部分华人社区的华人已自组自卫队，以高尔夫球杆、球棒等器具当作武器自保。
一位台商指出，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暴动是稍歇了，但在距离首都东区的Lippo，暴徒仍在流窜，东元电机、光阳机车等30余位台商在此受困。这个位于Lippo的工业区，是由印尼第三大集团绿宝集团李文正企业所开设的国际工业区，李文正的儿子与克林顿的女儿是同学，在印尼堪称后台硬、背景雄厚，该区又是印尼重要的外商群集工业区，也还是无法幸免暴徒的肆虐。
对于此次的暴动，华商多表示不满。一位华商表示，印尼的大规模暴动全部针对华人，军警虽然在暴乱现场，却作壁上观，显然是为了让民众发泄情绪，而华人只是苏哈托政府贪污、腐败的替罪羔羊。印尼军警虽然已开始试图控制情况，但华人的资产、人身安全都已遭到严重的损失。
一位台湾同胞说，印尼局势动荡，在印尼的华人备受生命的威胁，面对台湾打去的询问电话，只有无奈的说“目前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据了解，泗水当地通往机场的交通已全面瘫痪，华人及台商目前想逃出来很难，现在这些在印尼的华人“只有请求上帝的保佑。”
5月12日雅加达发生暴乱以来，泗水、万隆等地也跟着局势混乱，在当地的华人及台商成了无业游民及当地民众泄愤的焦点。商店被砸、车辆被焚，在城市里的台商及华人没人敢出门。住在印尼泗水的颜水娘家族在此地经商已二、三十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也不敢出门，所有家族成员以电话互相联系。住在台湾的亲戚说，数天前颜家开的店被失去理性的人入内抢掠，幸好警方保护才得以脱险。
面对台湾打去的电话，对方只听到台湾两字，便害怕的说：“目前这种情形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辗转找到颜家住在香港的亲戚魏明巧，她说：目前在泗水的情形就如同电视所播的，亲戚们的安危只能求上帝保佑，往机场的交通全部瘫痪，想逃出来都难，只有少出门。魏明巧说，在印尼的亲戚们现在还可以电话对外联络，不过，只是报平安，其余的都不愿说，目前警方是否有保护华人的措施，她也不知道晓，只知道在印尼的家人现在是安好的。
● 林绍良银行遭劫，空与总统有交情
林绍良是印尼华裔首富，曾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华人富豪，坐拥财富80亿美元。
林绍良的发迹史既有机遇又有艰辛。
林绍良于1917年7月16日出生福建省清邑溪口镇牛栏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福清家乡度过的。在那里，他度过了20余年平静而安逸的生活。
他的父亲叫林元戴，母亲生了7个儿女，他是男孩中的老三。父亲一生务农，深感没有文化之苦，克服经济困难，先后送绍良兄弟入私塾读书。
由于家中父母负担太重，家境不富裕。1931年，15岁的林绍良就结束了学业，走上了为家挣钱补助生活的道路。开始，林绍良在父母刚开设的饮食店中帮忙，后来，家人让他在村东交通要道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个小面店，经营卖汤面的生意。还未成年的林绍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倒也能够赚得蝇头小利。1935年，林绍良的父亲因病去世，操劳家务的重担全落到他母亲的肩上。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地区，时局紧张，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兵荒马乱，他的小店也只好关门收摊。当时的国民党规定，凡家中有两个年满18岁的男子，必须抽一个去当兵。对此，有钱人家可以出钱买壮丁顶替。而许多出不起钱的人家为了逃避抓壮丁，就被迫流落前往南洋谋生。
此时，外面抓壮丁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日夜担心刚满18岁的儿子林绍良被抓走，便主张儿子出走南洋，一来可以躲壮丁，二来也可以去南洋闯一闯。
1938年，林绍良跟随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乡探亲的同乡，以这位同乡儿子的身份在厦门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一条开往南洋的荷兰轮船。
林绍良的兄长林绍喜早于1929年便来到印度尼西亚，在其伯父开的中爪哇古都市的一间小杂食店当了4年的徒弟。林绍良到印度尼西亚后也投靠其伯父林光玉，在伯父经营花生油及其他食杂品的杂货店当学徒。这几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是一位“新客”，不仅要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还要学习印尼语和当地爪哇方言，否则难以谋生。
在小店里，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在这期间他一边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另一方面，为了多推销食品杂货店的货物，他还常到10里地外的三宝垅市。这种不起眼的小生意使林绍良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另外也使他进一步熟悉了解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情。
正当他刚刚熟悉了当地的环境时，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爪哇，林家的生意一度被迫停顿，全家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把侵略者赶出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印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和荷兰殖民军各据一方，印度尼西亚各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这时，印度尼西亚各要道都被荷兰军封锁，印度尼西亚军队迫切需要的弹药和药品供应十分困难。林绍良凭着机智勇敢，靠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一次又一次地把弹药和药品送到。他的过人勇敢和经营才干，受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的赏识，林绍良也因此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要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别人难以相比的基础。林绍良在独立战争期间结交的军官，包括当时还仅是军中一名普通上校、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哈托。苏哈托当时便相信年轻的林绍良是个可靠的华裔大商人。
印尼人民战争胜利后，林家仍然做花生油生意，并逐步扩大经营，后来又开办了一间咖啡磨房。1952年，林绍良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将他的贸易总部从古都迁到了首都雅加达。古都的企业则由其兄林绍喜管理。林绍良到雅加达后，除继续经营丁香等生意外，开始由商转工，实行工商并举。首先向制造业发展。
1954年，林绍良创办了一个肥皂厂和尼默、布托巴亚两个小规模纺织厂，产品主要供应部队。不久，又和友人在古都创办了中等规模的慕利亚纺织厂和万隆市达鲁玛纺织厂，接着，他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此外还开设了铁钉厂、自行车零配件厂。随着工厂企业经营的发展，他开始经营进口贸易。与新加坡、香港、泰国等地华人企业建立了贸易和资金融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林绍良扩展企业的资金不足，由于得到了泰国金融业巨子陈弼臣的盘谷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才得以逐步扩大经营。
1957年，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林绍良决定集资在雅加达创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该行董事长。该行注册资金为10亿印尼盾，先设分行两家。中央业细亚银行的开办，不仅使他开始进入金融界，而且为他经营的各种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华侨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遇到不少困难。到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遇到挫折。但由于这时的林绍良的企业已由商转工，工厂主要产品多为面向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总的来说林家企业比过去大有发展。
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新上台的苏哈托总统一改前任苏加诺总统排斥华人资本的政策，转而利用这些资本投入国家建设，这就使得印尼华人在经济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当时印尼举国上下人心思安，百废待兴，很适于经商发财，于是林绍良开始在商界大显身手。
60年代初，随着丁香业的发展，印尼每年需要丁香达35000吨，其中85。17％靠进口，林绍良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立了专营丁香进口贸易业务的肯卡有限公司。
1968年，该公司与苏哈托总统的弟弟普罗汲苏德约主持的默年布阿那有限公司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通过这项专利，他们从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进口的丁香占印尼全国总进口量的90％，占供应全国丁香烟厂总量的70％。1975年底，印尼从这两国进口丁香12300吨，价值约3580万美元。1980年和1981年进口额分别达6090万美元和1。2亿美，林绍良集团从这项专利经营中获取巨额利润，逐步发展成了丁香行业中的一个垄断性企业。此后，该公司业务范围又由丁香进口发展到商业贸易、不动产、餐饮旅游、建筑承包以及制造业等诸多行业。
林绍良在1971年至1972年成功地创办了面粉厂企业，1973年集资1亿美元投资创办了印尼水泥公司。林绍良财团最初与香港迪斯汀投资公司合营印尼迪斯汀水泥公司，与美国凯撒水泥公司联营芝槟榔水泥有限公司。最初水泥年产量为50吨，不久即翻一番，增到100万吨，价值约为1。15亿美元。1978年，林绍良财团又投资1。87亿美元，新建两座年产能力为100万吨的水泥厂。1980年，林绍良的印尼水泥公司的水泥产量已达350万吨。到1986年，其水泥年产量已翻了两番，达900万吨，占全印尼水泥总产量的60％，林绍良印尼水泥集团的总投资达25亿美元。
此外，三林经济开发公司有限公司还独资或合资经营了一系列房地产及建筑业，如大都会根札那（地产）公司、查雅曼达林阿贡公司（曼达林旅馆）、大都会（地产）开发公司、中央精华国际建筑公司、努格拉哈根扎那查雅（建筑）公司及雅加达地产公司等。1982年，林绍良耗资1。2亿多美元在雅加达建造了三林新式办公大楼，其中第一流的大都市大厦是该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在加里曼，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拥有20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
随着三林经济开发企业的迅速发展，林绍良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业务也不断扩大。以中央亚细亚银行为核心的BCA集团是由林绍良及苏哈托总统的表弟苏迪威·卡特莫诺等人于50年代末组建的。1974年以前，林绍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建面粉、水泥业等方面，中亚银行的业务发展不大，1974年全年客户只有609户，纯收益为620万盾。1973年，印尼政府为了广辟资金来源，制定了开放性的开辟金融资本市场的策略。1974年，林绍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香港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最初以1500万美元作为印尼金融市场周转资金。这家公司是林绍良第一个与外国银行资本联营的金融企业。这实际上是一家投资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
1975年6月在庆祝中央亚细亚银行开办18周年之际，林绍良采取果断措施，使中亚银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75年底与1974年底比较，客户增加了660％，存款总额增加了437％。贷款总额增加了1351％，纯盈利增加了3486％，这些指标都创银行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该业务大幅发展，资本雄厚并有良好的信誉，1977年它被印尼政府批准为印尼十家外汇银行之一。1978年，该行又收购合并了印尼商业银行，使其实力相应增大。此后，业务迅速发展起来。
1979年以后，林绍良积极向海外拓展金融业务。除在香港成立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和中亚保险公司外，1979年曾收购香港的海外联合金融公司，把它改组为第一太平金融公司。1981年，在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第一太平企业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投资有限公司”。1982年，收购了香港的上海地产公司，改组了第一太平控股公司，不久又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太平国际公司。
林绍良以这三家金融公司为基础，形成了“第一太平集团”，并和美国、日本及香港等地的资本合作开展金融业务，成立了日本第一太平证券交易有限公司、第一太平美国证券交易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第一太平证券有限公司等。
到1986年3月，中亚银行已发展到拥有国内分行33家、美国分行2家、拿骚1家、香港代表处1家、与国际银行合资的多国金融公司1家、与国际大银行合资的租赁公司5家，服务项目达56项，股东资本总金额达53亿盾，总资产已增至40亿美元，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人民族商业银行。
1983年6月号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把林绍良列为世界12位华人大金融家之一。除1986年3月，中亚银行董事部正式在印尼报刊公布该银行集团总资产超过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经营工业、贸易、建筑、农业、林业、旅馆业等其他非金融业的资产30亿美元，总计其财团总资产约达80亿美元。林绍良已成为东南亚以至世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金融家和企业家。
从1986年开始，印尼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并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其国内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别是印尼土敏水泥厂和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管理，使这些企业都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他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家组成合资企业，如他和美国人合资的对苯二酸加工厂，投资金额为2亿美元；他和挪威人组建的甲醇厂，投资达4亿美元。另外，林绍良还和新加坡的科技工业公司及裕郎环境工程公司一道在印尼最大的经济特区——巴淡开发区投资数10亿美元。林绍良置身于印尼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其事业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到80年代初，林绍良又开始向重工业生产进军。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薄纲板，年年都要从日本进口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由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但是建设该厂需8亿美元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因此，喀啦喀多钢铁厂要求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投资。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接受了这项任务。结果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40％，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20％进行兴建，另向外国银行借款5520万美元。林绍良本人投资9600万美元。该厂于1987年建成，年产85万吨薄钢板。从此印尼就不需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外汇5亿美元。
此外三林企业集团的根扎那有限公司在东、中、西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萌姑莲等地参加开发金矿，与澳大利亚合资的“英达哥有限公司”在邦牙比洋开发经营锡矿，近两年来又在集资兴建炼油厂。在上述一系列工业企业，特别是面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