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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擅长于而且只擅长于——以低价购买有资产的公司——而索罗斯更灵活一些，他会根据金融市场风向的变化出没于其中，以期适时地在市场上自由行动。巴菲特买卖股票，而索罗斯经营证券和高利贷。已菲特专注于个体公司，而索罗斯着眼于金球金融市场大的发展趋势。
索罗斯的宝贵品质之一在于：在金融市场上他不感情用事。
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禁欲主义者。
其他人在市场上作出理智的决定时，往往会带人一些自我因素。而索罗斯懂得：一个明智的投资家必须是冷静的。宣称一贯正确是毫无意义的。你喜欢的股票可能会突然猛跌，这是很艰难的时期了，这个时候，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索罗斯时常就是这样做的。
1974年的一天，索罗斯正和一个熟人打网球，电话铃响了。
是东京的一个经纪人打未的，他诡秘地告诉索罗斯：理直德·尼克松总统陷入到水门丑闻之中，最终会迫使他下台。经纪人告诉他日本人对尼克松的丑闻反应很糟糕……索罗斯在日本股市上购买了很大的股份，他不得不作出决定一一一保持现状。还是退出。
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在比赛中他不曾出汗，而此时，在他的前额却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他决定抛售。没有丝毫的犹豫，在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之前，他觉得没必要同其他任何人商量。
这都发生在一民间。
全部过程就是如此。
阿兰·拉裴尔从80年代开始索罗斯共事，他认为索罗斯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其他投资者身上是找不到蛛丝蚂迹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成就了他。“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索罗斯出了乱了的时候，他会摆脱困境。他不会说‘我是对的，他们错了’，而是说‘我错了’。然后，走出来。因为，如果你持有这种倒霉的股份，它会馒慢地把你吃掉。你所能做的就是对此仔细思考一一一晚上，在自己家里。你会慢慢消化，完全远离这种股票。这种职业是一种需要韧性的工作，如果很简单，那么，处理违反交通规则的女警察也会去做。它遵循许多不同寻常的规则，需要自信，最根本的是不能感情用事。
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的自信。对某项投资，如果索罗斯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没什么东西可阻止住他。不管投入多大的股份也不会嫌多。退缩是软弱无能的。在索罗斯的书里，最大的错误不是大胆大，而是太保守。“为什么如此少呢？”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
最后，是他的直觉。
懂得何时大份额的投入，何时抽出投入的资金——你何时达到了标准，何时没有达到标准。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能力。
“从根本上看”，索罗斯说，“我操作的方式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当我处于劣势并且市场还在按一定方式发展时，我会非常紧张，腰背痛疼。然后，我会去消除这种劣势，突然之间痛疼消失。我感觉好多了。这可能就是直觉所在。
“提出一种理论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
总结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摩根·斯但利公司的柏荣·文说：“乔治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某种规则，他能很实际地观察市场，并且知道哪些力量会影响股市价格。他懂得市场的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他知道自己并非一贯正确。当他正确而且确实可以利用机会时，他会采取有力行动；当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尽量减少损失……当他确信自己正确时，他会表现非常得十分自信，正如他在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中一样”。
索罗斯的直觉部分源于对股市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洞察。这是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必修课程。这是不为常人所拥有的天赋）而索罗斯却拥有。他的伦敦伙伴，，文德嘉·阿斯塔毫不费力地指出了索罗斯成功的原由：
“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理学层面。他了解群居本能。他象一个商品销售商，知道人们当下喜爱什么商品。”
第二节 上层路线
索罗斯最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能最好的解释他的投资潜能的特征，可能是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排外的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云集了许多国际金融界的领袖。
一般人不能向这个俱乐部提出入会申请。大多数会员都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前任首相，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头目等等。粗略估计，会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因为索罗斯不是被选举出来的领导，所以，他不可能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但是，随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力量改变着政治家们的看法，索罗斯的地位越
来越得以提高。他们也想认识他，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当然，索罗斯同样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将要做出什么决定也非常感兴趣。
极少有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这个俱乐部。其他人只能从报刊杂志上读到有关这些领导人的报道，而索罗斯却可以直接和他们接触。他可能和一位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又和一位中央银行的头目共进午餐，或者给某位前任首相打电话请安。
例如，80年代初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国银行“，他被过来谈谈他通过紧缩银根重振金融市场的观点。1980年，他曾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英国公债，这次投资赢利颇丰。因此，他引起了银行的兴趣。
使索罗斯成为全球金融网络领袖的，不仅仅在于他金融方面的机敏。从80年代中期，他开始热心于在东欧，尔后在前苏联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一种手段，他就更有理由与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密切交往，特别是在欧洲。
邀请一个内阁部长参加他的基金会，或者，为在参加基金董事会议之前，顺便拜访某位政治领导，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1993年11月，作家米歇尔·列韦斯对他的基金会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索罗斯夸耀说，他早上会晤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见了保加利亚总统。“你瞧，一个总统陪我吃早餐，另一个总统陪我吃晚饭”。
很显然，和其他投资者相比，这种情形给索罗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然。和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会使索罗斯精确地知道，某个国家会在哪一天使货币贬值或提高利润。金融领导者不会为了煎蛋和面包而作如此的交易，即使是对乔治·索罗斯，或者更精确他说，特别是对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
但是，和这些领导人的亲近使索罗斯对其他人不可能或不能把握的事件了如指掌。对于某次会议有用的信息，他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能付诸实施，这些信息或许就是某位财政部长在吃午餐时漫不经心进说出来的。这种好处就在于：当其他人从报纸看到这些消息时，他因为与财政部长的接触，已经将这些信息从头脑中取出并付诸实施。
正如伦敦沃宝证券公司国际经济部主管乔治·马鲁斯所说：“索罗斯对世界事件和世界过程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他的欧洲背景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杰出。使他对世界的组合有一种不同一般的透视力，特别是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其他各种观点……他具有德国人称之为”洞察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能以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国内观点综合而形成的。他所做的是总体设计，他把这些称之为机会。
“索罗所的一个重大秘密在于他同世界领导人的交往接触。”
这种世界观念使索罗斯极具自信。
“他不是一个对过去的成就自鸣得意的人。”索罗斯80年代的助手詹姆士·马龟兹说：“而是喜欢说‘喂，伙计，事情应该是按这种方式发生的。”
“你可能会听到，他使用‘很显然’，或‘它肯定会这样发生’，或‘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很直接了当’等等诸如此类的短语。别人只见树木，而他能看见森林。
其他投资者所缺乏的，不仅仅是成为这种云集世界领导人而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会员的这样一张王牌。即使让他们成为其中一员，其他投资者恐怕也不会像索罗斯一样，花费大量时间和世界领导人在一起。
其他投资者更习惯于这种交际场上狂乱的步伐。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消遣娱乐，同这些世界领导人周旋。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懂得这种在交际场上周旋的必要性，他看到了办公室之外活动的价值；不仅仅要接触这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者，而且还需要时间去思考。索罗斯很懂得去操作，正如他所说的：“要想获得成功，你手头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柏荣·文认为这种“从容不迫‘，的方法对生活对金融领域都很重要。
文说“他感觉到他不应该依赖于其他人。一些人整天在对经纪人下指示。他认为时间不应以这种方式去花费，而是要和那些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交谈，然后去思考、去阅读、去作出反应。他寻找那些具有哲学敏感性的人，而对那些仅仅赚了许多钱却没有思想的人不屑一顾。他认为他没有必要在办公室里做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柏荣，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并且你认为，既然我来上班了，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并不是每天去上班。我只有感觉到必要的时候才去上班……并且这一天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情。而你去上班并且每天都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就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天。”
第三节 市场游泳，自教育方
索罗斯怎样打发日子呢？
典型的一天是从上午八点或八点半开始。他整天开会或不开会，但是，在任何时候，他的公司经理们都可以自由进出，谈谈投资股份的问题。
索罗斯采取一对一的谈话方式，他和公司经理们个人交谈。他讨厌开会。有时，听了某位经理的想法，索罗斯可能会提议他或她给另一位持相反观点的人打电话。从1984年到1988年与索罗斯共事的阿兰·拉裴尔说：“如果你喜欢某一件事情，他会让你同另一位不喜欢这件事情的人谈谈。他总希望保持一种理智的摩擦。他会对一项投资的股份仔细思考。
你也不得不对此思考、思考、再思考。情况变化了，价格变化了，事情变化了，作为一个公司经理，对一项投资你不得不从总体上再三思考。“
接下来，可能会有这样一段对话。
拉裴尔可能会对他说：“这项投资比例已经算出总数。”
索罗斯：“你认为应该抛售一些吗？”
拉裴尔：“不是。”
索罗斯：“你想更多买一些吗？”
前前后后地，又得重新审视这个比例。
拉裴尔说：“索罗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握问题的要害。然后，他会看看表格说行吧。”
当做出决定的时机成熟，他思考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像拉裴尔和一些的公司经理一一：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通过索罗斯，小量的股份，例如说500万美元，可以不经过索罗斯而直接建立。
拉裴尔说：“不过，和索罗斯去谈话，一定要真正对你有利，因为他太精明了。”
对索罗斯来说，他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补偿性自救的技巧。自救作为一种实践经历，可能难于理解，但对于索罗斯来说，有助于说明他的成就。例如，在《点石成金》中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我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训。很幸运的是，我的父亲有根高的自救技巧，作为一名战争逃犯，他在俄国革命中幸免于难。”
在同一本书中、接下来他谈到了要建立一个套头交易公司，最大限度地检测他的自救本领，“这种杠杆作用装置如果运行良好，就会产生奇妙的结果。但如果事情出乎你的意料，那么就会惨遭失败。最难判断的是什么程度的风险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整体的行之有效的衡量标准，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它自身的是非曲直来判别。而最终的分析，你必须依据你自救的本能。”
采取本能的自救行动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87年10月股票市场的那场大灾难。根据事后的检讨，索罗斯退出一些项目投资股份为时尚早。但是，在詹姆士·马龟兹看来，乔治·索罗斯放弃战斗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战斗。当索罗斯由于过早退出蒙受巨大损失时，他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于许多人来说，接受这样一种后果是十分艰难的，”马龟兹说，“然而，索罗斯却能够做到，因为他坚信他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当然他也做到了，1987年之后他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认为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榜样。”
第四节 投资跟着感觉走
正因为索罗斯具有如此特征——脑力、胆略、斯多噶学派的禁欲主义和本能直觉，这使得他不同凡响。他的“反馈”理论是他的测定市场的改革计数器。它不能告诉他精确地脸准什么目标，或什么时候最关键，但是，这一理论能告诉他，枪应该指向何处，并给他提供抓住潜在机会的方式。
然后，是他自身的特征发挥作用，使他更精确地指向目标。
接下来，索罗斯会采取行动。他去做，但不是以一种粗枝大叶的方式去做，而是通过测试、试探，力图决定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事实上是否正确。他会提出一种假说，并以此为基础，决定投资股份的比例。然后，去观察这种假说是否行之有效。如果有效，他就会增加这种股票的比例。他对一种股票的自信程度完全决定于他持有的份额的多少。如果这种假说偶然地无效，他毫不犹豫，抽出他的投资。他时常在寻找可提出某种假说的情势。
正如马龟兹所回忆的：“乔治过去常说‘先投资后观察’。它的意思是，形成一种假说，进行基础性投资，去检验这种假说。由市场来证实你到底是对还是错。”
索罗斯最喜欢的这种战略，实质上，可以称之为在市场上“找感觉”。索罗斯只是偶尔使用这种技巧。在80年代，他与马龟兹共事时，他甚至没有告诉马龟兹。
经过充分讨论，这两个人最终决定冒险尝试。
那时，马龟兹设计了一个受影响程度较小的方案，留出了一项股份投资的大量资金。
“好吧，”索罗斯说，“我如果想买三亿美元的股份，一开始，我只会买5000美元。”
“先投资，然后去观察。”
“我知道，”索罗斯口答说，“不过，我得先感受一下市场情况怎样。我想看看，作为一个抛售者，我的感觉怎样。作为一个抛售者，如果感觉很好，很容易把这些公债抛售出去，那么，我会更想成为一个购买者。但是，如果这些公债实在难以抛售，我不能肯定我会做一个购买者。”
并非索罗斯所有的理论和战略都是不会出错的。有些人却这样看。他们看到了他的投资业绩，认为象这样一个精明的人，是可以免于犯错的。
索罗斯被那种想法逗乐了：“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他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这便是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寡力关键是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第九章 我口所在，投资所在
“在股票市场上，寻求别人还发有意识到的突变。”
第一节 敏于行而衲于言
20世纪60年代未，乔治·索罗斯进入了大金融联盟。
为了在这家公司中谋求一个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索罗斯想说服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的老板，在海外建立两个投资公司，并让他来进行管理，他获得了成功。
酋先是第一期海鸥投资公司，始于1967年。这是一家在华尔街享有盛誉的长期投资公司，顾客作为投资者，当然希望有看涨的行情。
其次是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带有套头交易性质，创建于1969年。它是以这样一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为了购买各种金融证券，包括股票、公债和通货，索罗斯可以使用股票、公债作为辅助手段。起初，索罗斯是用他自己的资金建立此公司的，仅仅只有25万美全，此后不久，索罗斯所认识的欧洲大款们便倾人了删万美金的巨资。
25万美金。
这就是索罗斯好运的开端。
与柏荣·文首次会晤是在1968年。当时文是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一家客户在华尔街公司的一名部门经理。文的这家公司与日本过从甚密，在那里，股市行情呈下迭趋势，然而，却没有人真正掌握了日本经济的状况。文听说有个叫乔治·索罗斯的人，对口本的情况极为熟诸，于是便邀请他畅谈，准备洗耳恭听。
在早期，这就是索罗斯的最大优势。和美国大公司的其他人相比，他对经济形势的了解要广泛深刻得多。
特别打动文的是，索罗斯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外套头交易投资。排斥美国客户的大胆设想。当然，索罗斯除外，虽然他也是美国公民，但根据投资规则他是能够被允许成为一名成员的。索罗斯这样做，正像他以往一样，是一种职业性的冒险。因为在m年代未，美国人把套头交易投资引人海外投资，作为他们业务量的一部分，这仍然是十分新奇的。索罗斯却敢为人先。
许多美国富豪都极想投资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但索罗斯却不需要他们参与。他知道自己能吸引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客户，尽管他们性情轻浮，而极大的税收利益则取决于他们的忠诚。果然不出所料，他吸引了大批国际性的追随者，包括欧洲的、阿拉伯的和甫美洲的富豪。他在纽约总部建立了这家投资公司。和其他许多海外投资公司一样，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以荷兰统治下的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库拉索岛为基地，在这里可以逃两种税：证券与汇兑委员会的复查税和资本增殖税。
套头交易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未还鲜为人知，更没有人理解。在1957年，沃伦·巴菲特踌躇满志地实施他的套头交易投资。但是，到1969年索罗斯着手套头交易投资时，世界对这种投资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