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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娜摇摇头，瞳仁定定地停在我脸上，“让我告诉你，小姑娘。他失血太多，头颅里还有内伤，腿伤又重……”
“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
“呵！”
倪娜伸出手来扶我，但我推开了她，稳稳地坐得像座山。我忽然讨厌起寻死觅活的悲伤。一切已推到了尽头，丝毫不容弥补，因而悲怆也显得虚伪轻飘，变成用手亲自挖掘折磨自己的病窖。我的心松弛下来，变得悲凉凄婉，那像个黄褐色斑点，有了它就老了，不再青春年少，不再有单纯的微笑。
当夜倪娜陪我去了停尸间，那是间阴冷的平房，亮着一盏灯，是我喜欢的蜡黄色。郑闯独自躺在一块木板上，脸被蒙着白布，那条坏腿筋筋连连地吊连着，下面垫着耀眼的厚纱布。他的手是嫩红色的，手指抠着，我总有一种幻觉，仿佛它们还像扁鱼那样湿漉漉的。
倪娜忍不住抽泣起来，她轻轻地从背后绕过来搂住我的肩，头也趁势抵在那儿：“走吧，小姑娘，要节哀。”
“你先走，我想单独跟他道别。”
她无力地松开手，哀哀地舒口气：“你快一点，我在门外等你。”
门一开一合，那盏孤灯便晃动起来。我没有怕的感觉，仿佛他不过是在这儿酣睡片刻，一个人的生命绝不会如此脆弱，说死就突然死得彻彻底底。
我掀开那块蒙脸的布，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塞着脱脂纱布，看去像只圆瓶上的新塞子。他的头发蓬乱，脸有些发青，他的眼我是永远见不到了，它们紧紧闭着，不肯给人最后的记忆，他的脸十分安详，像个刚出生的男婴。
外面徘徊着脚步声，我知道该走了，否则就太迟了。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一双斜歪的棉鞋时，只感觉周身寒彻，爬满无数的悲情，而真正的悲哀正是那样不动声色地袭击人，摧毁人。
郑闯的尸体运回连队，孤单地躺在仓库内。当地盛行土葬，木匠也已打好个厚重的棺材，半人多高，里外涂上黑色油漆。整个连队都承受着这个大灾难，人人都变得目光黯淡。男宿舍里他的床铺和衣物上都荡了一层厚灰，但却一样不少，仿佛耐心地等待着那个爱清洁的男孩，归来挥动抹布。
在等郑闯的父母来送葬。
已临近春节，气候却仍不肯还暖。待收到郑闯父母的接站电报，才发觉郑闯身上的棉衣已跟尸身冻在一处了。
“一定要换上里外三新的棉袄！”指导员咆哮着，“要快！赶在人家父母到前换上！人家失了个小子……”
指导员的眼睑卜卜地跳动着，说话时牙齿狠狠地相磕着。郑闯的死好比掘个缺口，从此指导员对知青就只得另眼相看，因为我们有人为此地献了躯洒了血；一旦这上中埋下了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便成了主人。
大家把郑闯抬到水房，那口大锅里填满了冰，湿柴死气沉沉地伸在低矮的灶口里。我过去愤怒地抽出了它们。命运给了我最漂亮的一击，将恋爱与死亡畸形地聚集在同一个场所，把活人的思念零刀散剐。
“他们快到了。”倪娜揉着我的头顶，“让他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好吗？”
炉灶里重新架起了火。冰化成水，热气迷迷荡荡，他们把那男孩放入锅中。他泅入水中，毛发像飘逸的水藻。卷毛头取来棉衣棉裤棉鞋，还有干毛巾。这个骄子眼圈青黑，“女生们出去吧，我们给他换衣服！”
女生们纷纷退出，把男孩的尊严奉给死者。卷毛头捋住我，用看一个未亡人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来尽这责任。”
“尽量擦得干一点，他……怕冷。”我说。
郑闯下葬后那口锅却沿用下来，仍用于化冰烧热水。这本再合理不过了，因为幸存的人要继续活下去，缅怀过去只占用空余时间。我晚上常独自去水房打水，在那寒冷的宅第内，男孩像个夜盗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暗处。
郑闯的父母是晚上前跟夜幕一块到达的，他们收到的只是儿子病危的电报，然而三天四夜的行程中他们已暗暗地想到了绝处。
郑闯的母亲哭嚎了几小时后就安定起来，我觉得她跟在当初送别儿子哭得一样，调门相同。也许对她来说，自接到电报的一刻起儿子就奄奄一息了，如今从她手中滑掉的不过是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
郑闯是大年初一下葬的。已近黄昏，西边突然闪出一片瑰丽的夕阳，鲜红色；墓地后面是一大片没有终结的森林，孤苦无告地肃立，那样清冷和遥远。那是倪娜选中的，她说喜欢这样的宁静。
“他会喜欢的。”她喃喃地说。
早上就有人用炸药崩开了墓穴，偌大的棺材深深地下进去，听见冻僵的碎上冰雹似的砸在棺面上。瓦西里吹起了口琴，是他擅长的忧伤幽长的曲调。然而一般的忧悒在墓场冷峻的空间失去重心，变得如一支轻佻的夜曲。
“滚开！”卷毛愤然骂道，“吹什么迎亲曲！”
两个男人面对面，怒目而视。突然，卷毛劈手夺过口琴，狂吹起来。那是首无名的葬歌，感觉是从心里涌出的哀乐。他傲然地扛着肩，一直吹到嘴角红肿。据说他的艺术灵气就萌发自那一刻，如今他被称做音乐家，但他最辉煌的杰作仍是在被称为卷毛时的那支哀调，那片墓场是他艺术生涯的发源地。
我没淌一滴泪。我大概真的老了。他死了，我活着，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十六岁的男孩。今天，有时灰扑扑的弄堂里出现个骑黄鱼车的男孩，猛然回首，往事便历历在目。郑闯死后好久，我都被负罪感压抑，怕跟任何男孩来往，暗暗地洁身自好，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致丧标志。
葬礼之后，连队选出一立方米上好的板材运往郑闯上海的家，还有两对木箱。临发货当天，郑闯母亲佝下腰，仔仔细细地在每一件货物上加贴了醒目的标签。
我忽然愤慨地觉得跟那能干女人的缘分断绝了，从此天踞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想去车站送他们，后来果真没去。
她跑来向我道别，絮絮地说从此会把我当女儿对待：“今后有什么难处就给妈妈我写信。”
“我只有一个好母亲。”
她换了换腿站，似笑非笑：“那么，再见了，早点回上海！”她走到门边，返身说：“本来想把那些他的日用品留下给你，可听说你回上海学习，所以才全带走了……”
“你快走吧！”我说，“求求你。”
她果然疾速地走掉。
我不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麻木，郑闯是独子加孝子，他死后他们竟没施于撕心裂肺地悲号，仿佛他该死，死得合情合理。
郑闯的母亲随身带来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信，逢人便说，那孩子平素总写规规矩矩的平安信，唯有这一封写得没头没脑，开了一长串清单索要东西，最令人惊诧的是他让母亲代买一块精致昂贵的女式手表，说有急用。
“我那时就想到要坏事！”她说着，用手巾的一个小三角将眼擦得溃疡一般的肉红色。
死一旦连上了宿命，就产生了牢固的依托，仿佛一个渠道让悲痛经此去疏漏，跟防涝的排水管相差无几。当初我觉得郑闯被宿命架空了，亏得厉害，后来我自己推翻自己：宿命并非针对死人本身，死去的郑闯永久安然无恙地置身芳甜的地底；宿命不过是针对了活人脆弱的魂灵。那个能干女人正通过她的宿命解释拯救了自己。
我想拥抱她。给她我青春的热情。
我没等到去沪的通知，待我想到申明我肺部一切正常时，有个本地女孩已坐上了南去的列车。我把区医院的X光透视报告撕得粉碎。
“体检当天你怎么不去查？”指导员懊丧地说，“现在别人都走人了，你得个'正常'还有何用！”
“当时我提出过。”我说，“他说不必。”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他说，“体检表填着不合格，场部就换了人，还埋怨我们送了个病包子！这事办得……”
“那个大拿骗了我，他是存心卡人！”
“这话可不该讲！他卡你干嘛？现在走的也不是他闺女，非亲非故的。”
我张口结舌败下阵，我觉得心灰意冷，原来人际关系竟如此深奥暗晦；察觉到这点，我其实也已沾染了某种奸诈，之所以缄口不言，是因为想把它存在心底，怕它滋长抬头。
万林强也听说了这个，他只说了两个字：“你呀。”我说我上了大拿的圈套，他说不仅他信，指导员也信。我说这不可能。
“他们是本地人，要一代代相处下去。况且大拿是得罪不得的。十年后，你或许能搞得清这儿的地方势力和乌七八糟的人际关系。”他激越地说，“我跟你不同，我厌恶这里！”
“厌恶？”
“别学我。”他柔声说，“永远做你的好女孩。”
“可能很难……他死了。”我忽然觉得日月星辰转移慢了节拍，前面是长长的夜以及焦灼的白日，不再会有新来头，“我很怕，不知怕什么。”
“别胆怯，马上是春季，悲惨的事已彻底过去了。”他怜惜地说，“你的小辫散了，快扎扎好。”
他对我发怪脾气的那一页早陈旧了，是郑闯的死使我们间友情灿烂，突然深知彼此的底蕴，和平宁静起来。
然而半年之后，在那个短暂的夏日里，另一宗悲惨的事见诸于世：那个替换我去学习的当地女孩远离父母之后漩入了一场恋爱，她不识人，甚至嫩得不懂生活有时会戏弄人，她淳朴地当了个伪君子的牺牲品：遭抛弃的第二日她就疯了，被哭天号地的老父报丧似的领回。
我在场部与她相逢，她正搂着一只尖叫的病猫亲吻，吻得炽烈大胆。她脸上的红果实已调零，充满病态的惨白，唯一没改变的是那两条鼓胀如橡皮的粗壮小腿。有人说那腿是幼小时背弟妹压坏的，也有人说是盘腿做活计造就的，人人都说她曾是个勤快的女孩。她与我同龄。这让我酸楚地背过脸去，仿佛在光亮的镜子里瞥见自己满身疮痍。
连里有人说这是报应，还说是郑间在显灵。我想这亵读了他，那是个善良懦弱的男孩。一生都惴惴不安地把守自己，他绝不会恶毒地加害别人——他的名字永远成为善的代名词，神圣地活在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并把它们紧紧攀连。
我很晚才结婚。无数个有月光筛进床前的夜里，丈夫在睡梦中发出沉稳的鼻息，安静温顺，软弱得像个孤独的男孩。我在他鼻翼那儿寻见两道浅浅的细纹，那儿存着他少年时的落落寡欢和不得志。我反复想到，假如叫郑闯的男孩活到如今，也会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一个丈夫。有个抚弄他乱发的爱妻。
至今我仍听不得哀乐，即使死的是个我憎恶的人。然而，除了葬歌竟没有别的音乐能真正拨动我的心弦……
序四
如今，我已是有旧可怀的成年人。也许这暗示着切肤悲哀：重起炉灶安排一生的机会已错落。人的一生恰如一部厚小说，开始的每一条随意的线索、每一个小小的伏笔，都需要触动后部，都要求紧锣密鼓地交代。
路漫漫，往事如烟云。孩提时我曾与父母走散，我盲目乱跑，结果越跑越远，险入人贩之手。人陷入迷途何尝不是如此！恐惧、绝望，轻易投向一条布满陷阱的迷途。
母亲曾对我说过句大智若愚的话：有时你不明白往哪里走，最好先在原处站着，哪里也别去。多少年来，我体会出这是个金玉藏内的警句，价值不亚于一部哲学书。
人总会有不知往哪儿走的低潮期。
第四章
那个十七岁的暮春是苦涩的。风沙啦啦地走得散乱，日光昏昏沉沉，泥地道路稀溏，浮面翻着粥状淤泥，冷雪融化搅得人人举步迟疑。林区开始放长长的春假。
冬季压得人成了驼背，乍一休整，反倒少了激荡的支柱，恰如刚从前线转回的老兵，猛然间产生隔世之感。
在不刮风的凌晨，仍能听清南行列车传来美若萧竹的啸音。初来此地，它曾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隐约觉得心系上一个扎实的盼头。然而此刻，它成了支破旧的曲子，难以震撼人心，由它顾自奔得遥不可及。
男生首先瓦解：穿得衣冠不整、肥大的布裤从来从去——男人灰心无聊，总会首先体现在服饰上。他们聚在一块喝酒，装被谋杀者的尖叫，还有打架骂娘，像是满心把自己搞坏。后来居然又连续发生失窃，其中有个小个子男生存款被盗，嚎啕大哭，说是那是存着探亲用的。
卷毛为他搞募捐活动，跑到女宿舍来，连声说老实人太吃亏。弄得钱小曼惶惶然，仿佛很快会祸及她。“怎么没人管呢？”她拍拍胯骨。
“已经开始烂了。”吴国斌冷冷一笑，“蹲在这个鬼地方闷得半死，再管也没用。监狱里也有闹暴动的、”
卷毛埋头整理捐款，好好的吐出一声长吁。“是没盼头，难道一辈子就这样混吗？”
钱小曼使劲刷鞋帮上的干泥，人小心大，附和道：“出人头地能有几个？”
“说这话没出息。做人就要敢做敢为，能屈能伸。把世上各种各样的滋味都统统尝遍，冒险、吃苦、享乐，什么也不放过，活一世也下叫冤枉。”
我忽然敬仰起吴国斌，她的话符合我，我一向向往大起大落的日子。在两个人间就此相通起来。她是个毫无诗意的女孩，待人冷漠无情，脸上有块破相的疤。跟她交往，我总有深入虎穴的戒备，从那天起直到她进入监狱。
春假中我的朋友倪娜，跟随瓦西里去了齐齐哈尔，探望瓦西里的姐姐。她邀我同去，说话时她高大的丈夫耸耸肩，做出对娇妻的宽容。这很伤我，尽管倪娜一片好意。
“我有别的安排。”我生硬地说。
“这儿的气氛不怎么好，还是出去轻松一下。小姑娘，别固执。”
“我真有安排。”
她没再坚持，只说：“想开点。否则悲伤会没完没了缠住你！”
那个叫郑闯的小恋人才十六岁，暴死于天冻地裂、草木衰黄的冬季。关于他的遗物我一无所有，他甚至没留一句遗言。假若没那个圆鼓鼓的新坟墓，他简直就恰似一个先甜后苦的梦魔。好长时间，我被灾难压得愁容满面。我原本偏爱忧伤，母亲说是无病呻吟的小姐脾气。我既有本性的伤情又添上冬天的打击，益发悲惨起来，脱发、畏寒，只差口吐鲜血。
一天，我收到美妹的信，她写了一通宽慰我的话后，话锋一转，突然提到小多已有一个月未给她去信。她在那上头惨兮兮地写道：“请帮我拯救爱情，你是它的目击者。”
美妹怎会落到焦头烂额的田地！我忽然生出种火气：我们就都那么倒运？非扳回来不可！那番火气烧得我振奋，浑身血液畅通，大有起死回生之感。以后我又试过数次，确认愤怒对忧郁有压抑作用，就如深色能涂没淡雅的色彩；然而我却未研究出何种情绪可压制愤怒，所以我宁可忧郁下去。
小多是我远房表哥，才子模样，曾给美妹寄过情书无数，美妹展示过其中精华部分。这使我既受害又受益。受害处是从此迷上生活中罕见的燃烧般的炽热恋爱；受益处恰恰也是这一点，即爱情观的层次高远。小多中学毕业在家里吃了二年多者米饭，据说是看看风头。他早我一步来了黑龙江，也是林场，可离我们不近，叫什么大树屯林场。
我开始酝酿一封讨伐信。我口才不怎么好，跟人说话总感觉倒不干净似的，写信我却能有条不紊，因此也比较看重写信拿手的其他人。
我正发挥得酣畅，就听吴国斌把她刚收到的信撕碎，撕信时她脸部怨气冲天，像在撕裂仇人。我觉得她不可捉摸，不由多看她一眼。后来我发现这正是我对她的兴趣所在。
“明天就走！”她自言自语道，一面恨恨地在软疲的枕头上猛拍一掌，“你那个大村屯就去不得吗？”
我吃了一惊：“你去大树屯林场？”
“是啦。”她说，“想追根刨底吗？”
“不，我亲戚在那儿，有封急信你帮我带去好吗？”
她没开尊口，那就代表答应。她从不肯痛痛快快地帮别人一点小忙，仿佛利人与损己是同一概念。她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等到我糊封口，她说道：
“喂，干脆一起上大村屯去逛逛。”
“去那儿？”
“反正放假，现在你那个小弟弟又不在了，出去散散心。”她说，“不远，坐半夭火车就到。”
我对倪娜说过另有安排，对她用了托词我内疚，眼前倘能把这假期安排掉，托词就变成先见之明。况且远离父母亲人，小多的那点远亲也变得无比珍贵。可惜，这月的余钱都捐给失窃者了，问人借钱我不愿，那个“欠”字让我觉得下贱。大约是对舅公遗风的深切厌恶。
“担心盘缠？”她笑起来，尖声尖气，“那趟火车不会收我们的票，免费运送。”
“认识列车员？”我想不出别的理由。
“呵，当然。”她肯定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搭车到了贮木场，然后去了车站。吴国斌买了三张站台票，我们便顺利地在车上占了个长条硬席。我背了个方包，那是上海的时兴货，里面装着给小多的礼品：两袋豆腐粉。
从上海出发时行李中大半是吃食；玫瑰酱菜、红糖、炒米粉拌芝麻、小黄糕、按叶糖、盐金枣……像个廉价食品展览会。然而上海货到了这儿就剩不下的，要是豆腐粉能生吞着吃，小多也得不到礼物了。真的，上海带的精盐蘸馒头都有人上来抢夺，抢不上就用纱手套什么来交换。
钱小曼穿了双新单鞋靠窗坐着，鞋略小，挤得脚面高高隆起，很畸形，走路总像跳忠字舞那么善用脚跟踢打地面。我们肯让她跟着跑出来，使她大大地感恩，不时展露笑意：
“旅行开始了！”她用唇部发音，生脆，“怎么没见那个列车员朋友？”
吴国斌瞪瞪她，扭转头去。这个人常常喜怒无常。看得出，钱小曼跟她相处手心里总捏着把汗；平素吴国斌差她干这干那，她总是任劳任怨。开春时她长高了几码，超过了一米五五大关，可惜万林强从不注意这点，总管她叫“小不点”。其实在我们中间，钱小曼最适合当妻子。她劳碌，做起事来手脚快得呼呼生风；她说全是来这儿练出来的，在家里阿娘置家方寸不乱，她沾不上手。她那份天才，过独身生活似乎有点大才小用；不过，我总担心她会培养出一个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