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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郑蓉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小闹钟，12点20，她刚迷迷糊糊睡着。睡眠就像是一只小船在河面上起伏飘荡着，有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的岸边指着叶郑蓉问：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那个男人面容模糊，可声音是她熟悉的。她努力想看清他的脸，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叶郑蓉连着“喂”了两声，对方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很轻微的“咔哒”声。肯定不是打错的，叶郑蓉想，否则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地挂断。但会是谁呢？
2003/9/27
戴来访谈集
《读书时报》访谈
《读书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本期作家：戴来
童仝：你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了读者的好评，你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戴来：现在回过头去看，写到后三分之一处有点急，显得仓促。
童仝：感觉你是一个特别会写作，而且特别会起名字的作家，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等等，都特别好听。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经常要先起好一个名字，感觉如果这个名字起不好，自己就写不好一样。你是先起名字？还是写好后再起？
戴来：我的小说题目基本都是写完了才回过头去起的。
我的写作经常是由一个念头开始的，在过程中，这篇小说会有多种走向和可能性，我今天坐下来写和明天坐下来写可能写出来的故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结局，没有更好或更坏。我不愿意想得很明白了才去写，我的写作过程有时候是个比较混沌的过程，也正是多种可能性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写作的乐趣。
童仝：你觉得生活的环境会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戴来：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环境会让我有一个相对好的生活和写作的心态，五颜六色纷繁杂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是有杀伤力的。
童仝：我曾经在《当代小说》读过你的许多小说，但这二年感觉你写长篇好像多了一些？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戴来：这两年我的所谓的长篇是写得多了点，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去年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几乎没好好写东西。今年上半年我写了四个短篇和一个去年没写完的小长篇，分别发在6期的《人民文学》、5期的《芙蓉》和10期的《山花》，那个叫《甲乙丙丁》的小长篇发《收获》的“秋冬卷”，接下来还是想踏踏实实写点短篇。
童仝：每个人小时候的理想和长大后总会有些不同，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你所经历的一切与你的创作有没有关系？
戴来：我小时候的理想其实是我爸爸的理想，当一个体面的医生，走到哪儿都很吃香，永远不会失业，而且年龄越大越唬人。我曾经很羡慕过老师，拿着教鞭，想威严时就威严，想亲切时就亲切，反正从来没想过当作家。
经历对写作肯定是有意义的，它会直接和间接地渗透进你的作品里。
童仝：你还会不停的写下去吗？你的写作有没有年龄和时代的限制？一个作家总要不断地尝试新的事物，你以后的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变，比如写写农村题材？
戴来：应该会写下去的，否则还能干嘛呢，想不出来还有更好玩的事。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活阅历对人生的感受会不同，对写作来说不是坏事。至于时代，我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剔除了其时代背景后依然有生命力的，这不是个问题。
我喜欢尝试新的、对我已有的写作经验有一定挑战性的写作，那会让我觉得意思，也多少让我的写作变得有点意义。我想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写那种写起来也许很顺手但已全无新意的东西，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一件事。但农村题材估计我不会写，完全没有那样的生活，是我经验和我想象之外的。
童仝：上过你的网页，看到有不少网友对你留言，你平时上网吗？你觉得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及意义有哪些？
戴来：网络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用于上网的时间不比写作的时间少。我上网基本就四件事，看新闻、玩游戏、捣鼓软件和收发伊妹儿。其中捣鼓软件是我最乐意干的事，那里面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
网络文学我没怎么接触过，但真有不错的东西，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更自由更随性。
童仝：你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知对于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相信？能谈谈你心中优秀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吗？
戴来：我相信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尽管我没碰上过。但我想真正浪漫的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情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你会为了这一见钟情而去做什么。
这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觉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让男性来回答更合适。
答《杭州杂志》编辑问
（1）过去的一年对你而言，应该说是比较丰收了。不仅连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和《爱上朋友的女友》，而且还从王蒙手里拿到了“春天文学奖”。不过，你似乎说过，在今年会多写一点中短篇，感觉还是短小说更有成就感。刚刚读过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同时也出版不久的《200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中指出由于在本质上是对文本的一种有效控制，短篇小说必须要让它的每一个叙事片断负载起最大的审美信息，另外，短篇小说对语言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就使得短篇小说创作对作家最具挑战性。不知道你的成就感是否来源于这种挑战性？
答：去年出了三部长篇，其实都是前一年写成的，也就是说前年的成果，在去年收获了。去年因为种种原因，写得不是很多，一直在写的一部长篇，总也续续断断；倒是今年写了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山花》都在陆续刊出。
在小说的长、中、短三种体式里，我最喜欢写的还是短篇。我喜欢短篇的节奏，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和节制的语言里，表达有意思的感觉和有情趣的意绪，这对我很有吸引力。如果说这是一种挑战的话，我喜欢这种挑战。
（2）女作者居多，而且相比较男作者，质量也居上——这似乎成了70后作家群的一个特点。去年的春天文学奖，得奖的你是女性，获提名的陆离（70年代作家）、龙女也是女性。而在今年南方某报业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2002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盛可以（70年代作家）也无外乎是一个MM。很多文艺批评家因此将21世纪命名为她世纪，虽然有炒作之嫌，但也言之不虚。你如何评价在本世纪刚开始时70年代女性写作这一显得比较“疯狂”的现象？作为70后生人，你又是怎样看待同时代男作家在写作阵地上的“失守”？
答：女作家在年轻一代里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我想这可能跟写作这种个体性的劳作更适合于钟情于文学的女性有关。对女性写作如何评价，不是我该做和能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女性写作好象说不上有“疯狂”的迹象，男性作家也没有因此而“失守”。今年的第二届“春天奖”的获得者李修文，就是七十年代中很不错的男性作家，还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并不了解，还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涌现中。
（3）对70后写作我们应该持有赞赏的姿态，然而我们似乎也应该注意到，像你，以及写作ing的陆离、金仁顺、魏微、朱文颖依旧处在大众视线之外，多是为评论界和圈内人士所熟知。而被媒体炒作出来的卫慧、棉棉等人目前更是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你还说过，自己本身的风格也没怎么成形——给人一种“仍在发育”的感觉。刚做过一个80后的专题，这群小鬼们雄心勃勃地想扫灭70年代作家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在60年代作家中，像王安忆、铁凝这样实力派作家也是老而弥坚。在这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70后作家群如何能突围而出？在你眼里，他们是否具有了对抗或者领跑的实力？
答：我认为作家应该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正在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在努力。目前只能说越写感觉越不错，知道怎么写才好。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文坛也就有了自己的位置。就不同代别的作家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优长，谁也代替不了谁。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十年代人代替不了五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代替不了六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也代替不了七十年代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尽可能地做好，在写作的演练中不断地取长补短，形成并强化自己的特点。我不想“对抗”谁，也不想“领跑”。其实，我一向赞成各写的各的，争地盘或者争地位其实挺没劲的。
（4）现在具体地来说你的小说。在男人的印象里，女人是很感性的。但你却似乎很理性，理性得不像女人。评论家李敬泽就说，你很残酷，但不是恶毒的残酷，而是冷静、精确。而你在一次访谈中似乎也提到，对你来说，写诗像喝酒，人会处于一种很有激情的状态，写小说就像抽烟，整个状态是冷静的，理智的。另外，虽然你是个女人，但你在作品中给主人公安插的多是些男人的角色。不过在70后作家写作中，一些女性作家却喜欢张扬自己性别的优势，作品中大多带有半自传体的影子，以迎合读者对女性的“窥视”。但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创作时使自己像70后女性（作家）中的一个“异类”呢？而“我”在作品中被取消，让人看不到你个人的影子，是不是造成了你没有卫慧等人大红大紫的一个根本原因？
答：我的小说里会有一些我生活的心得和经验性的东西在里面，但也就仅此而已。因为对我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它们不应该混为一谈。把这两者分开有利于我更好地写作，同时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生活。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
说到“大红大紫”，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每部作品都是有它自己的命运的，它的命运可能和作者的性格、为人处世有关。反正是这样，该你红的时候，你不想红都不行，不该你红的时候，你再上窜下跳也没用，所以干脆想也别去想，不期待也就不失望。
（5）不过用“残酷”的本意来修饰你，我想也差不多能行得通。就像在你的笔下，很多男人都成了倒霉蛋。如《练习生活练习爱》里的男模特马力，一心只爱自己的妹妹，结果妹妹因他出车祸而高位截瘫，最后他带着妹妹四处流浪；而在《鼻子挺挺》中，上一代人沉重的浪漫爱情，在下一代人那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似乎就是你“眼中”的生活。而生活在众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来，却是琐屑的是肉欲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时还是晦涩的，那么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生活——是残酷吗？
答：生活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景象。在我看来，它经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把握着生活，其实生活一直在掌控着你，面对我们无从把握的生活，我们只能不断地“练习”生活，修炼自己。
（6）你现居河南是吗？不过，你应该算得上是苏州人——在苏州你待了差不多21年。不知你的“残酷”（一笑）是不是苏州的阴翳给你打下的烙印。然而，一个城市给人的却不尽相同。苏州赋予你的或许是“残酷”，而给另一位苏州作家朱文颖的却是“杀气”——一种不张扬、不显山露水的对抗。当然，给同样是苏州作家的荆歌却是以“琐碎”、“水性”。你又是如何看待同在文坛上的这两位苏州老乡？另外，是不是由于都市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六七十年代作家将笔头从乡村转移城市，而面向城市写作的？你如何评价“都市”在六七十年代作家创作所占的分量？
答：我在苏州生活了二十一年，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通常是这样，当你生活在其中时，可能会忽略你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我对苏州的感觉是我离开苏州后在北方城市生活了很久后才变得真切生动起来的。苏州整体的风格是阴柔的，细腻的，也是大多数在苏州生活过的作家写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荆歌和朱文颖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创作上比较勤奋，也各有特点，因而都还会有大的发展。
我觉得写作上没有简单的从哪儿向哪儿“转移”的事，我写都市，是由各种条件所决定的，目前也只适合写都市。六十、七十年代作家写“都市”，也大都因为他们是天然的“都市”人。也许从他们开始，中国一向比较薄弱的“都市文学”，会真正地发展起来。
（7）你曾经或者现在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不知道你做这种自由写作者，有没有像王小波刚做自由人时那种“就是太好了”的感觉？而在你的笔下，也出现了不少自由者的形象。像《练习生活练习爱》里的主要人物，从范典典、小芸到马力、柳自全，都多属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却在寻求自由、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个个步履维艰、身心疲惫。而在《鼻子挺挺》中，“虽然作品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又是不自由的，当每个人都拥有了独立个性的时候，相互间的兼容就成为一个问题。不仅爱情需要妥协，就是离婚也需要妥协。”——这便是你对“自由”或者说是“个性”的真正认识吗？是不是因为你的自由人身份，让你如此偏爱刻画自由者的形象？
答：我生性散漫，又恰好还能写点东西，所以选择自由写作也就选择了一种最适合我的生存方式。我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自由写作者的身影，那是因为我写他们心里有底。我认为这种自由人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他们别样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人生现象，而且不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写好他们，也是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视角一种。
（8）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上。我说过，很多70后作家的作品都带有自传体的痕迹。我想，这多多少少和自己的阅历和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不够有关，从而造成自己的视野不太开阔。而你也似乎喜欢“想象”——你说，“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虚构的。”生存经验的缺乏是你喜欢虚构的一个原因吗？不过，一些六七十年代作家如韩东、雷立刚想用写作来实现“生活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你不写视野的生活和自己，是想通过虚构，让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从而给自己带来一生却活了好几辈子的绝妙感受吗？
答：我始终把写作当成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在劳动着，那也是我爱写男性的原因之一。因为异性的世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让写作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你成天在干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戴来，你好。
需要你再配合一下，给我补充点东西。呵呵。耽误你老人家时间，有空来杭州请你泡吧。尽早给我哦。王千马
（1）你说过眼下正在写一本《甲乙丙丁》的长篇，那是个有点意思的东西——那么，你能说说这“有点意思”中的“意思”在哪里？和以前你所写的三部长篇比，它有什么风格和其它的不同吗？
简单地说，它是从四个人的四个角度来叙说同一个故事，这四个人互相是有关联的，他们每一个人说的有可能都是真的，但肯定是片面的，因为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与那三个人有关的那点瓜葛。于是，一个事件在多个人的叙述中变得丰富立体起来，同时也更扑朔迷离。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这样写过。应该有吧。但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是新的。我喜欢尝试新的、对我已有的写作经验有一定挑战性的写作，那会让我觉得意思，也多少让我的写作变得有点意义。我想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写那种写起来也许很顺手但已全无新意的东西，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一件事，
（2）李修文是70年代的男作家，而且最近被炒得也挺红。不过老实说，他那本《捆绑上天堂》像极了狗屎。很恶俗的故事，很恶心的情节——完全就是畅销书的写作套路。你觉得他能代表70年代男作家的水平吗？你如何看待像他这些70年代作家“商业化写作”的？他得“春天文学奖”能作为他实力的证明吗？
李修文的《捆绑上天堂》我没读过，不能就此说什么。但在我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的同时，我也听到过不少好评。在前些年，我曾读过李修文的一些短的东西，感觉不错的。
其实每个作家在某个时期会有他自己的写作方向和路数。作为一个写作者，至少我是尊重每一种写作的。
（3）你说过，“目前只能说越写感觉越不错，知道怎么写才好。”既然知道，呵呵，那么你能透露一下，那你现在又是“怎么写”的呢？
要让我具体说，还真是不好说。因为说到底，小说是不可说的。如果愿意的话，还是看我的小说吧。六期《人民文学》上，我有两个短篇，《茄子》和《闪了一下腰》，都是我近期写的。
（4）我在提问中说，“而生活在众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来，却是琐屑的是肉欲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时还是晦涩的”，你不觉得我问中有谬误吗？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5）“荆歌和朱文颖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创作上比较勤奋，也各有特点，因而都还会有大的发展。”能具体“以朋友的身份”评析一下“各有特点”是各有什么特点吗？
荆歌在小说中，把游戏、荒诞、幽默和忧伤融和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他最大的特点。而朱文颖的小说中有一股阴柔之气，它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或者说杀伤力。
（6）你说，选择自由写作也就选择了一种最适合你的生存方式。而朱文颖也跟我说，“在现实生活里，作家其实都是些弱者。他们与世界对抗的方式是间接的，所以与其说写作是‘实现理想的手段’，还不如讲，写作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也只能生活在写作里。这是由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看世界的独特方式所决定的。如果硬是把他们抛到现实生活里去，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弱智者，至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