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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如果硬是把他们抛到现实生活里去，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弱智者，至少，也是格格不入的一类人群。”——你是否觉得和她英雄所见略同？你喜欢“虚构”，但如果“把你抛到现实生活里去”，你会不会也不习惯？
我基本同意朱文颖的说法。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是努力把写作和生活分开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
（7）对了，能具体评价一下和你同时代的陆离、魏微、金仁顺、赵波吗？你觉得你和她们一起能构建“她世纪”写作的脊梁吗？
你说的这四个人中，我读过魏微和金仁顺的东西，她们都是很好的作家，这不是套话。我所说的好作家，就是那种你会对他未来的写作有所期待的作家。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回答更合适。你说呢？
写小说像抽烟
简料：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著有长篇小说《练习生活练习爱》、《爱上朋友的女友》和小说集《亮了一下》。2002年获首届春天文学奖。
我喜欢纯粹的写作
记者：你的小说名字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比如《然后就杀了他》、《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意图？跟小说的内容有没有什么瓜葛？
戴来：我小说的名字往往会是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词，这句话也许很口语，像《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准备好了吗》、《顺便吃顿饭》，或者这句话有点意思，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一、二、一》，小说的名字当然得和内容有关，好的名字是能给小说添彩的。
记者：一般来说，女性作家的写作往往跟私人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在作品中的痕迹非常明显；你的小说似乎很不一样，有一种“大”的感觉，超越了私人内心的空间，有人评价你的作品时认为不像女人写的小说，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性别对于写作来说，是否重要？
戴来：我喜欢这样的评价，因为我喜欢纯粹一点的写作。
对于写作来说，性别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写出了好的作品，而好的作品与作家的性别以及写作的视角是没有关系的。
记者：身体写作往往是女作家创作时所标榜的姿态，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否属于或者说倾向于身体写作？你认为真正的身体写作应当是什么模样？
戴来：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身体写作是种什么样的写作，是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写作还是写身体的某一部分，如果是前者，那几乎每个作家都是身体写作，要是后者，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很难避免会在作品中写到身体的某个部分。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什么不以自己或其他女人作为主人公？写作之前是否会对此思考一番？
戴来：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我不太爱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女性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像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挑战性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写起来觉得更愉悦，你会觉得你在创造这个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当中的，甚至不是你经验当中的，我喜欢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写过女性，像我发在今年《收获》长篇增刊。春夏卷上的《练习生活练习爱》，还有一个叫《等待》的短篇，写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回忆和等待之中安详地死去。
我想我会在我以后的写作中尝试写写女性。
我愿意和自己玩
记者：阅读你的东西，有种这样的感觉：有一种安静而又残酷的因素隐藏在里面，不像一些作家那样把残酷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源自什么？是否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
戴来：用轻的形式表现重的东西和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下面隐埋些小炸弹这是我喜欢的，但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那些在你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是否有生活的原型？或者是凭空构想出来的？像《准备好了吗》这篇小说中出现的做行为艺术家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人？
戴来：我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在我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人反而进入不了我的小说，因为太具体的人和事反而让我写起来觉得受限制，很别扭。
《准备好了吗》的艺术家儿子当然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其实这个人是谁长什么样都没关系，关键他是个被别人和自己父亲看成疯子的行为艺术家，更为关键的是他是个儿子。
记者：写小说往往需要生存经验的积累，否则难以入味，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作家为写作而生活，你呢？
戴来：生存经验的积累对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所有写作的资源都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对于更关注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生存经验的积累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我更愿意去体味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象和精神状况。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发现，只有陌生和有趣的地方才会让我产生奋力抵达的愿望。
记者：请谈谈你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
戴来：在21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苏州，从93年开始我以读书的名义在上海、北京各呆了一年，95年我到了河南，尔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一个叫新乡的地方呆着，老老实实地呆着，眼下又以学习的名义来到了北京，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一年访问学者。我的生活经历其实特别简单，基本上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用和外界社会打什么交道。
我运气很好
记者：你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春天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对于这次获奖，感觉怎样？意外，还是情理之中？
戴来：说实话我对这个奖没有一丝期待，后来接到电话说把这个奖给我了，我还是多少有点意外的，因为它是第一届，又只奖励一个人，但就因为是意外的快乐所以也就格外地快乐。
记者：对于文学界大大小小的评奖，你有什么看法？这些奖项对文学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戴来：得奖是对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的一种肯定，但是好的作品和得不得奖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当然得奖后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你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奖是有意义的。
记者：有评论家对你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评价很高，你个人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谁曾影响过你的写作？
戴来：我写过一个叫《外面起风了》的短篇，可能没人注意，我自己就挺喜欢的，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意思。还有我去年发在《收获》上的《亮了一下》，是说婚外情的，夫妻俩貌似和谐地生活着，其实各自在外有着情人，有一天，刚从情人那儿偷完情回来的丈夫正好撞上了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于是有意思的事发生了。
余华的东西我一直挺喜欢的，而且他给读者带来期待，你会觉得他是个能不断写出好作品来的作家，尽管这几年没读到他的新小说。还有朱文，在我还没有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喜欢他的小说，后来我自己也写小说了，并且从写作中摸索出了点所谓的经验后，仍然觉得他是个好的小说家，可惜他现在不写了。像余华、朱文、格非和苏童早期的小说都曾影响过我的写作。
记者：除小说之外，写其他文体的作品吗？好像你曾经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
戴来：写过剧本。写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想几乎每个写作者的写作之路都是从写诗开始的。
记者：是否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更过瘾？诗歌的语言对你的小说创作是否有所帮助？
戴来：对我来说，写诗像喝酒，人会处于一种很有激情的状态，写小说像抽烟，整个状态是冷静的，理智的。我觉得写诗是对一个写作者最好的语言训练。
记者：准备出国“修炼”吗？很多作家都出国了，在国外当作家似乎比国内滋润。
戴来：我想近几年我会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应该尽可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是因为没有比较，反正我觉得在国内也挺滋润的，而且我总觉得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有个好的心态、踏踏实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戴来短论
1；戴来的小说里到处都是失败者：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对这三种最具普遍性的身份，戴来执念甚深。
面对一个人，戴来首先并最终想到的是：他是中年、老年？或者还年轻？年龄界限是她的世界观的基准点，生活是人与时间的战斗，时间如栅栏圈禁着生命，一个人如何处置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与欲望、他的信念与梦想，说到底就是如何面对时间。
所以，戴来的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抽象模式皆是“存在与时间”。
在这个模式中，人无分老少，都是失败者，他们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愤怒、焦虑，弄出种种故事。
在戴来的一个中篇小说中，当安天在另一个城市邂逅了与自己如此相似但依然年轻的陌生人之后，他看到一群小学生正在跑步，“落在队伍后面一个像豆芽菜一样瘦长的男生和第一个差了有五六百米的距离，他身后另一个骑着车同样驮了一大堆衣服的男老师嘴里还在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
这是时间的节拍，是生命的节拍，也是戴来小说的节拍，这种节拍有双重的强制性：时间是不可抗拒的，但人必须跑下去，就像领头的那位老师喊的：“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她的同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戴来这样看人生，而且这种看法坚决、彻底、持之以恒。
2；所以，戴来的小说中总有一种残酷的笑意：一切是可笑的，一切是徒劳的，一切是有意思的，一切是虚妄的，一切是诚挚的，一切是滑稽的。
3；请设想有这么一座城市，它在中国，它在此时，它不是一座辉煌的大城，它是中国上千个平庸的中小城市中的一座，由于不大，还不曾狂热地超出自己，所以它比较真实——“真实”的意思是它没有那种梦幻色彩，它和它的过去还保持着联系，比如对历史、乡村的记忆；它是灰色的、暗淡的、沉闷的，所以它总是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或惊吓。
——这个城市是戴来的，是她写出来的城市。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更像苏州还是更像河南的新乡？这是戴来生活中的两个主要地点。
我觉得更像新乡。当然它不是新乡。
这个城市既虚幻又具体，没有证据表明戴来有意识地规划它，戴来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守护这个城市的意向；但是，在她的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它不是地理实体，而是戴来世界观的内在疆域，对她来说，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一切事情才会发生和可能发生。
她像个仁慈而专横的女王，统治着她的小小王国，洞悉一切秘密；她的小说角度多端，人物繁杂，好像是她有一种广博的兴致，了解治下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
所以，戴来是比较少有的具整体性眼光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充实的自足性——虽然我认为这种充实、这种自足性还是初步的、粗糙的——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已经很少具有这样的志向和能力，他们安于片断的、零散的眼光。
4；把戴来的城市放进中国的现实，这个城市中生活着的那些“失败者”就不再抽象，他们获得了充分的具体性，饱含浓重的社会和时代内容。
他们是未能跟上“进步”和“发展”节拍的人，他们是被欲望折磨而又无能的人，他们是在狭小的可能性边界内苦闷、挣扎的人，他们是眼看着世界改变、时间流逝而惶惑不安的人，他们是连“伪意义”都无从把握不得不忍受内心荒凉的人，他们是平庸的人，呆在他们平庸的城市，守望岁月和时代潮流。
假设戴来的城市是飘浮的，那么我相信，它将飘在中国不为人注意的辽阔区域，甚至飘在金碧辉煌的大都市的阴暗角落，飘在我们对世界、现实和生活的想像域的广大盲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来与时代建立了确凿的对话关系。
5；在戴来的城市中，反反复复的重大焦虑是——窥视：窥视的隐秘快感，被窥视的恐惧和愤怒。
窥视常常是她的小说的基本视角：《茄子》、《爱人》、《对面有人》，似乎戴来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架起望远镜或者摄像机，躲在镜头后面侦察。这种窥视的、有限的视角在《茄子》中发展得精巧、复杂。
即使在一些全知角度的小说中，我在暗处、他在明处的窥视目光也时时闪烁：《五月十二日的生活》、《突然》、《外面起风了》、《一、二、一》、《亮了一下》，处心积虑的或偶然的“窥视”以不同的方式使得生活和内心“亮了一下”。
那么，何以解释戴来对“窥视”的持久热情？
先谈谈王安忆。王安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出一种外部的、观察者的角度，在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我们都能明确地感觉到一个观察着的主体，这个主体也许无名，也许站在画面之外，但我们看出她的眼光在移动、在深入，而她的语调是描写性的，不是叙述性的，我们甚至能够听出她在接近和把握对象时的困难和犹疑。
这种角度包含着两种信念，一种是对认识难度的高度自觉，对王安忆来说，直接进入客体是一件无把握、不诚实的事，小说家不得不拉开距离，把自己确立为认知着的主体，展示认知活动的过程。但同时，王安忆也坚信认知的可能性，她相信通过观察和描写，我们可以把握隐藏在现象之中的本质。
所以，王安忆的观察是正大光明的看，是要达到现象的澄澈。而戴来的窥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设想。
在戴来的城市里，混合着暴力和欲望的“窥视”是抵达真相的惟一可能的途径，或者说，这样的窥视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认识不是一个从容、正当的过程，而是一场搏斗，它是侵犯和反侵犯，它在道德上极为可疑，它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它从阴暗和混乱之处出发，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阴暗和混乱。
——这样的认识方式正属于那些失败者，他们相互窥视，这是他们在对世界的戒惧中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惟一方式，这种方式标明了他们那个城市的根本特征：绝对的孤独，莫名的警觉。
《山花》2003年10期
戴来随笔集
小说和随笔是我写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它们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语言，但游戏其间时，我同样都很快乐，前者是发挥想像力讲故事、特别是讲故事中的细节的快乐，而后者是想到哪儿哼到哪儿、一种更接近于自娱自乐的快乐。我在写作中体会到了快乐。
将日子折腾到底
我和阿雯曾经有一个想法，开一家吧，我倾向于书吧或者玩具吧，在不太吵的音乐里，我们的顾客手里捧一本书或者一样玩具，津津有味地消磨着时间，而阿雯坚持得是酒吧，而且是那种疯狂中带点邪乎的酒吧。后来我离开了苏州，开始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留下阿雯独自在那儿盘算。
阿雯的喜好在朋友们眼里永远是古怪的。她喜欢的食物里通常都会有些刺激特别的调料，像日本绿芥末，朝天椒酱，她喜欢的男人不是老得可以做她的爸爸，就是神经兮兮得像刚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病人，她挽着这样的男人走在大街上居然还走得趾高气昂，仿佛这世界唯他们独在。她喜欢的音乐风格呈两个极端，要么声嘶力竭要么有气无力，比如那个骨瘦如柴、声音粗哑而且懒洋洋里透着一股子可卡因味道的莫文蔚，在她眼里就是个将颓废和时尚结合得恰倒好处的典范。朋友中曾对阿雯有意思却最终被拒之门外的那个家伙一直耿耿于怀地想看她的笑话，他恶毒地断言阿雯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她就不是那种想好好过日子的人。
我走了没多久，阿雯的酒吧就开张了，名字怪怪的，叫咳嗽药水，据说生意从来就没好过，所以不到两个月就歇业了。
我和阿雯不常见面，我很少回苏州，即使回去也是来去匆匆，但我经常能在朋友的来电中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因为她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用大家的话说，她老是在折腾。
我曾经也是个爱折腾的人，我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更远处，只有当身边的景致活动起来时我才能真切地感到我活着，有血有肉有呼吸。我和阿雯都认为生活中的兴奋点和欢娱需要寻找且有勇气去走近和折腾。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折腾的过程就是一个让我热血沸腾、灵感纷呈、心跳加速的过程。没折腾过的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滋味的。我们是哪一类人便会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活法。套句被用烂了的话：性格即命运。
但我和阿雯不同的是，我更习惯于走到朋友们的视线以外去折腾，我不需要观众，我讨厌那些熟悉而嘈杂的议论，我的折腾更接近于一种自娱自乐。而今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一大堆你不得不正视、可越正视越像那么回事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安静了下来，埋头做一些有效益回报的事，让我的家人不再像前几年那么惶恐不安地为我担心。
阿雯也结了一次婚，但很快就离了，她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婚，她说总得有一次婚姻，虽然这会让她贬一点值，但从此耳边父母的唠叨是没有了，往后再怎么折腾父母都不好说什么了，因为她已经为他们结过一次婚了。
有时候，我觉得像阿雯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折腾的。你看，她不但有闲，而且也算有点钱，要是不折腾还能干什么呢？她身边总是聚集着若干个招之即来的男人，不过本国的已越来越提不起她的兴趣了，她认识了一个韩国男人，三个月下来，那个本来只会五六个中文单词的男人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日常用语，当然也就到了BYE—BYE的时候。
那是2000年的春天，我见到阿雯时吓了一跳，一年不见，原来那个丰满的小美人变成了一个衣服架子，一头时下并不流行的长卷发衬得她的脸更小了。我脱口而出，你吸毒了？阿雯摇摇头，慢吞吞但嗲劲十足地吐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