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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事实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对她好，是因为我爱她。而她对我好，却是因为她天生的对于弱者的关爱，我知道，本质这上植根于怜悯。
我爱的人呵，即便你对我的怜悯比太平洋还要宽广，我也只想要一滴露水——假如那滴露水里面有你的爱情。
那时，我们还那么小。我们两家紧紧挨着，只隔着一堵矮矮的石墙。
两家人关系很好，蒋芹芹的妈妈做了汤圆。总会让她端给我一小碗。她会爬到矮墙上，喊：“小泊，快来吃汤圆。”我会应声一跛一跛地跑过去，因为很近，我跛跛的姿势并不明显。我接过那白瓷的、热热的、干干净净的小碗，然后，在她甜甜的笑容中，一大口一大口地吞着。她有时也在一边吃，我憨憨地看着她，憨憨地笑。我们给予彼此的笑或许是这世界最美、最温柔的笑容。我想，在我们微笑的刹时，空气中肯定充满了幸福的小精灵，它们围着我们飞舞，唱着《欢乐颂》，让阳光也变得比蜜还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我如此幸福。
有时，蒋芹芹的爸爸上班回来，给她捎回一些糖果点心，她就会装在口袋里，然后趴到矮墙上，喊出我，我们一起来到府河边，坐在树荫下，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其中的甜蜜趣味，回想起来，未必不及恋爱的喜悦。
我和蒋芹芹还常一起玩“寻宝游戏”，一个人先到屋里把某个小物件藏起来，另一个找。一般首先是我在屋外，闭着眼数数，从一到四十，我总是故意漏掉几个，才数几下，就把眼睛睁一条缝，微微转头偷看，如果蒋芹芹发现了，就会大声喊：“不许耍赖！”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忙着去“藏宝”，注意不到我的小把戏。蒋芹芹确实不太有心机，把“宝贝”藏来藏去，总是那几个老地方：要么枕头底下，要么床底，要么就在被子里，最难的一次也只不过是把一个小玻璃球埋在了米缸里。好笑的是，不管她把“宝贝”藏在什么，她的眼神总是会有些紧张地往那个方向瞄。我可以捕捉到她的目光，顺藤摸瓜，找到宝藏。而轮到我藏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找不出来。
我藏的地方的确说得上是稀奇古怪：衣柜里衣服口袋里，鞋子里……甚至有一次我把“宝贝”先藏在自己手心，等蒋芹芹找过了枕头下面，再飞快地把它放过去，她累死也永远找不着。蒋芹芹因此总说我狡猾，“狡猾透了”。我就说她太笨了，说她“笨得像猪”。她不同意了，说她不是猪，“猪又懒又难看，我才不是猪呢”。最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她笨得像猫。当然我们也明白，猫其实并不笨，形容一个人笨得像猫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何况，蒋芹芹的样子确实有些像猫——轻盈，灵动，慵懒，还有一点点媚。猫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张曼玉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懵懂的时候。转眼，到了1980年，我们7岁了，开始上学。
我们都是铁路子弟，理所当然地在铁路小学读书，现在我和蒋芹芹不仅是邻居，还是同班同学了。我们小学在马家花园附近，从五块石家属区去那里，要先后经过西北桥，上沙湾，中沙湾，下沙湾。那时每到上学或者放学，蒋芹芹总是拉着我的手，穿街过巷。念一年级的蒋芹芹扎着两根小辫，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时，常显出一脸友爱、一脸无邪。
上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按学校的要求，我们每个学生都要交八毛钱，由学校统一买月饼回来分给大家。对于什么是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我们那时候其实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老师说，中秋是代表团圆的节日，天上的月亮在这天夜晚是最圆最亮的，地上的人们就模仿月亮的样子，做出圆圆的月饼，象征着一家人的团圆。
中秋节下午，学校在放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块月饼。老师在发月饼前特意叮嘱：发的月饼要放到书包里面，千万不要随便拿在手上，否则，如果在学校门外碰上“要饭花子”，很可能就会被抢去。我从小就十分逆反，老师说东，我偏要说西，何况当时只顾激动，根本不注意听得老师讲的有关“要饭花子”的事例。所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把月饼放入书包里，而是拿在手中洋洋得意地炫耀，不管蒋芹芹她们怎么提醒我，我也不听。结果，刚走到上沙湾，就被一个“要饭花子”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月饼。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到手的月饼也会没了，我伤心不已，哭了起来。蒋芹芹一言不发，拿出个白色的小手帕，给我拭泪水，一边说，“男娃儿不兴哭的”，一边将她的月饼，分出一个来给我。
在那时，蒋芹芹对我就是有这么好，以至于我妈有次开玩笑对蒋芹芹说，“小芹，你长大要是成了我们家小泊的婆娘，我也就安心了。”小芹就天真烂漫地笑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屋子，蒋芹芹拉着我走到府河边上高高的法国梧桐下面——或许是更小的时候我拂去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那棵树下面——咬着我的耳朵说，“我大了就做你婆娘”，说完就笑着跑了。
那时候，她还小，还意识不到残疾人和她的不同，或者她知道这种不同，却没觉得彼此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眼里有那么巨大，那时，她还把我当作她的同类……但是，1981年我们念二年级后，确切地说在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蒋芹芹似乎突然懂得了矫健的双腿是多么重要，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觉远——不是电影演员李连杰，而是电影中那个古代的觉远，那个双腿腾空而起，一跃三尺高的觉远，那个双臂摊开举着两大桶水依然健步如飞的觉远。
此后，她似乎对我比以前更好了，但我感受到了——那好里，分明多了些怜悯，少了些依恋。我不是《少林寺》里的觉远，也必将不是觉远那一款式的男人。或许从这时起，就决定了我和蒋芹芹的命中无缘。
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是我最大的乐趣，无数次，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世界从这里开始了……《地道战》中，那机警、调皮而勇敢的“嘎子”扎车胎，摔跤，堵烟囱，缴手枪，立功，让我们激动不已，羡慕不已。《阿Q外传》那令人捧腹的故事，还有那《冰山上的来客》，都让人们久久不忘，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少林寺》，每次散场总无法平静，一直要激动好几天……
回忆起来，那时候的露天电影，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味啊：那高高的院墙、那巨大将要被当作银幕的雪白墙壁或者那些像帆一样舒张着的白布电影屏幕、那一排排冰凉的水泥长凳……那些仲夏的夜晚，或满天星斗，或皓月当空，大喇叭在夜空中奏响了乐曲，高亢而悠远，穿透夜空与时光。昏黄的路灯下，聚满大人、小孩，那些银幕上的战斗英雄、武林好汉，他们曾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无穷的乐趣。那一切都成了童年的一部分，成了那个贫穷却又单纯的年代的标志。
我周围的其他孩子，都像自由的小马驹，在坝坝中奔跑，或在雪白银幕墙前的舞台上叫喊、跳跃，惟独我只能静静地站着。但是，我依然是快乐的。皎洁的月光下，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因为露天电影而充满了动感。银幕上忽然一片雪白，一束光从后面高高的放映孔中射出，大喇叭也暂时寂静了，仿佛一个石子扔进没有波澜的水面，夜碎了。于是，疯跑的小孩、聊天的大人都静了下来，电影就要开演了。银幕上的亮光映出了人们兴奋的脸庞，同时也淹没了头顶上的点点的星光和月光。
一个又个夜晚，一个又一个夏天，一年又一年，岁月就这么溜走了。后来，成都越来越繁华，也越来越现代，那些露天电影院逐渐被变成商厦、饭店或者居民楼，只剩下一个破碎的记忆，走遍成都的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一切都成了往事，也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些美丽有趣的故事却融入了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当我重新拾起它们，那一个个故事尽管已经残缺，许多人物尽管已模糊不清，但总会在没来由的某个时刻，在心底有某个镜头，某一首歌，某一句台词突然地历久弥新，清晰起来，使回忆越加强烈、深沉，永难忘怀。
我不羡慕今天看电影的人们，虽然他们坐在豪华的电影院里，上有华灯灿烂的顶棚，下有精致舒适的座椅。但是，却没有了闪烁的星光，没有清凉的月光，也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随意的温情。素不相识的观众安静冷漠地坐着，没有孩子追逐打闹的欢笑声。那些小孩，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父母身边，似乎很幸福，露天电影院逃票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很远很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如我们当年快乐。当人造的黑夜降临时，我心中忽然涌出无限惆怅——那满天的星斗，那高高的院墙，那一排排冰冷的水泥长凳，那雪白的幕墙，那童年的我，那昔日的故事，都已渐渐地飘逝远去了，永不回来，惟有我的记忆还在追逐着那些露天电影的碎片……
是的，我的记忆在至今依然在追逐着《少林寺》里的碎片，电影中那个觉远，英武，有力，腿脚矫健。这些都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所以我特别注意着他在电影中的一举一动。电影中的场景像流水一样继续前行，小虎（那时还不叫觉远）跳入黄河，侥幸逃出敌人围追。精疲力竭地来到少林，迎头撞在少室山山门前，昏迷不醒，被好心的少林寺武僧昙宗所救。昙宗原来也因王世充迫害而遁迹空门，他的女儿就是牧羊女白无瑕，她跟着父亲隐居附近山村，牧羊为生。小虎被救后，匿于寺内后园养伤，在昙宗父女悉心护理下，伤势渐愈。
一天，小虎无意中发现昙宗与同寺十一棍僧秘密练武，惊其武艺超群，恳求昙宗收为弟子。经慈悲为怀的老方丈同意，小虎落发为小沙弥，并取法号觉远。但是，由于其大仇未报，未正式剃度。
随后，觉远开始了辛苦的练武生涯。电影把这一节处理得十分浪漫，只见青山绿水之间，几个白衣僧人白袍飘飞。两手平举装满水的大桶，如同水上漂一样一掠而过……他们跑得多么欢快啊。
但是，他们的欢快却是属于健康人的欢乐，与我无缘。
交钱看的那几场《少林寺》，我都坐在蒋芹芹的旁边。我发现，每当放映到了觉远他们踏水而过的那一场戏，她的眼睛立即就满是光彩。她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死死地盯着屏幕，一眨也不眨。我那时突然地心头一痛，尽管我还那么小，还只有8岁，我的心真的痛了一下，我埋下头，看了看我的那只残疾的内翻足，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真的，当时，那电影是那么深切地影响着我，让我难过得呼吸都困难起来。
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少林寺》对我们的影响了。1981年的狂潮似乎显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虚幻起来。但当年就是有那么热烈。无数的年轻人跑到嵩山去了，甚至很多中小学生也离家出走去看少林。我们五块石铁路家属区的孩子们一向不爱读书，喜欢打架，喜欢冒险，有几个念高中的利用暑假，爬货车去了河南嵩山，回来后四处夸耀，如同伊斯兰教徒去了圣城麦加。我们这些小一些的孩子受了影响，也跃跃欲试，我和蒋芹芹跟随几个大一点儿的小孩，打算爬货车去少林寺。
我之所以答应去少林，完全是为了蒋芹芹。用今天的话说，她简直就成了“追星族”，成了“发烧友”。当然，那时还没有这些新鲜名词。但她发烧的程度比这些“新名词一族”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天嚷嚷着“觉远觉远觉远”。她下定决心，要到偶像生活战斗过的少林寺看一看。“张三娃和他哥哥，还有其他几个大娃娃都要去，我也要跟着去，你去不去呢？”一天她这么问我。
“大人们知道了肯定要骂的，咱们还是别去了。”我劝她。
“你不敢去就算了，我自己去。”蒋芹芹说。
我当然不放心蒋芹芹去，假如那些大孩子欺负她怎么办呢？所以，尽管我自己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去，我还是跟着去了。
但是，那次我们却最终未能成行，不知道是哪个小孩走漏了风声，或者是谁家的大人看出了苗头，好几个家长迅速做出了反应。几乎我们前脚迈出，他们后脚就追我们来了。我们刚到成都专门运输货物的火车东站，便被追了回来。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少林之行，确切地说还未离开成都就提前结束了，成为一个夭折的探险。其他孩子几乎都怀疑是我走漏了风声，因为我一直是其中最反对去少林的一个，我不告密，还有谁会告密呢？何况，即便不是我告的密，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走路太慢，所以才被家长们追上，我们到站时，一列货车刚刚启动而去。假如早到三分钟，我们就胜利大逃亡了，我们几个孩子就可以拥有一件体面的历险资历。然而，由于我一跛一跛地，拖了大家的后腿，不怨我还能怨谁呢？
往往，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觉得越好，越是没去成少林寺就越觉得可惜。其实，真要去了，也就那样儿，说不定一路上要吃不少苦头，很多孩子哭都来不及。可一旦没有去成，就仿佛我们失去了童年最美好的东西了。他们似乎都认为，那次假如成行，个个都能得到什么武术秘笈，人人都摇身一变，成为什么武林高手。仿佛是我阻碍了他们美梦成真。以至于每个孩子都怪罪我，他们不断嘲笑我，而且由于似乎我理亏，所以他们挖苦得特别不留情面。“怎么走那么慢啊，跛子也可以走很快的嘛”。他们说。
我就是在那时起，发现自己为什么走路慢了——因为走得越慢，装做闲庭信步的样子，脚的跛就越不明显。就像口吃的人说话往往故意说得慢一样，我总是喜欢故意慢慢走路，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习惯，走路当真快不起来了。我心里又羞愧，又懊恼，又自责，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废人，什么用都没有。
蒋芹芹没有跟着其他孩子嘲笑我，但她显然也很失望，我毕竟使她去少林寺这个最大的梦想破灭了。有一次她嘟哝着说，早知道不带你去就好了。许多年后我回想起她那低声的嘟哝，我依然感到钻心的疼痛，我想，少林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不断在我生命中制造磨难——即便是这次并未真正启动的少林之行，尽管根本就没去成，却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未来：正是从那之后，蒋芹芹再也没有与我玩过“扮家家”的游戏，也再也没有说过“我大了就做你婆娘”。
那次失败的少林之行后，我更加孤独了，因为它使我感到了自己确实不如那些健康的孩子们。以前虽然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不愿意深想，也不愿意承认。而且，说来好笑，我内心深处一直自我安慰说，或许过几年等我长大了，长着长着脚就不会内翻了，我会长成一个健康人——多么低的要求啊，成为一个健康人！
但那次之后，我知道自己确确实实不如别人，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就是个残废！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脚会内翻得更厉害，是越来越严重的残废，没有前途的残废！越来越翻得厉害——这是所有内翻足症的铁的规律，他们都不告诉我，甚至故意骗我说长大会好起来。但我自己查了医学书。我从小就勤奋地识字，二年级时，就比其他同学多认很多字了，借助字典，我可以看大多数书刊了。我自己查到了“内翻足”，我平静地看完关于这病的介绍，平静地接受了一些事实，真的，当得知这病只会越来越严重，我竟然一下子心情安定了。当命运的真相那么残酷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居然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人类的坚强几乎是无止境的，即便一个8岁的孩子，如果他必须接受某些东西，他其实是会接受的。因为除了承受，人其实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只是，那以后，我变得孤独起来。1983年，我们家从平房里搬到筒子楼住。地点还是在五块石铁路家属区里，不过跟蒋芹芹家不再是紧挨看了。但还是可以算邻居——在同一幢筒子楼的同一层里。
以前我们住平房时，外面连着个小院子，可以养鸡。养鸡是用来过年杀了吃的，那时候工资很低，自己不养几只鸡，年底想吃好的还真不容易。住平房时鸡可以在院子里跑得挺欢，可住进筒子楼，爸妈就开始为鸡的问题担心了。
有一天我爸去蒋芹芹家参观，发现他家的鸡养在进门处——把鸡笼高高挂在门后房下，搭了个木板，脏东西也就掉不下来。
我父亲依样画葫芦，也在家里做了一个“空中鸡笼”。全家都挺高兴的，在如此之小的房间里，竟然还能挤进来一只鸡笼，养两三只鸡，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这实在是中国人天下无双的智慧。
我的床就在门背后。一个中午，当我睡得正憨，一只鸡从没有关牢实的笼子里钻出来，扑落在我被子上，拍打着翅膀，鸡毛四处飞扬。我被惊醒，一抬头，只见这只鸡正饶有兴趣地盯着我的眼珠，棕黄的鸡嘴一动一动的，仿佛要啄过来。妈呀，我惊叫起来，我已经尝够了腿残的滋味，实在不想再让眼睛出现问题！太紧张了，所以我尖叫得惊天动地。恰巧蒋芹芹来约我一起去上学，被她看在眼里，笑了我半个月。“一只鸡有什么可怕的，”她说，“你可真不像个男子汉。”她的这句无心的话，又一次深深地打击了我。这几件事情，使我和蒋芹芹再也没有幼年时那么亲密无间了。
而我的性格，也确实越来越怪起来，我看样子特别老实听话，其实却极度逆反。比如，那时候有一门功课叫做“珠算”。我自认为十分聪明，但对于那些珠子和数字之间对应关系毫无兴趣。我发现“珠算”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看似具体实则抽象。完全不是什么先进工具。当时我就想，长大成人之后，我绝对不会跟算盘打任何交道，会不会打算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来说毫不重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如今再看，当年的珠算课的确浪费了我儿童时代整整半个学期的宝贵时光。即使那些听老师话苦学珠算的好学生，他们成年后和算盘打交道的也几乎为零，如今社会上为数不多的还须使用算盘的行业里，算盘都属于将被淘汰之列。譬如营业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