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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做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做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惟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瞬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
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做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五、画展与晚会
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外面下着雨，教室里只剩下十二棍僧。我们忽发奇想，要举办一个画展。说干就干，从讲台里拿出一大叠白纸，每人一张，开始“创作”。我从小就美术不好，图画课唯一一次得了lOO分，是因为画了天安门，还在下面写了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时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美术不好，他有一次图画课上画了一个竖杆，旁边画了一个圆，题名曰“半壁见海日”，也是以奇妙的想象力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我何不依样画葫芦呢？我索性什么也不画，一张白纸，在角上题了两个字：“大雪”，让人想象其雪之大，掩盖了整个世界。其他棍僧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张欣画的是树上悬挂着上吊绳，一个人正要自寻短见。田风画的是江青在喊叫，颇有点马蒂斯的风格。刘铁军在纸上踩了两鞋印，取名“人生之路”。老倪好像画的是蛇或鲜鱼与小孩和平共处。王老善是请别人代的笔。其他人画的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那些画如果保存到今天，一定会被认做中国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美术的先驱。我们完全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艺术冲动，毫无功利目的，毫无艺术束缚地游戏一场。画完之后，就贴在后面的板报上，无非是图得一乐。
次日早自习，老魁进来，抬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他厉声查问是谁画的，命令坐在后面的周大背心把画取下，送往“当局”审查。当局极为震动，集中了一批教师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涵义，结果谁也看不懂，只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很可能是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衅进攻。我们被叫去逐个交代作品主题和创作动机。我很快过了关。张欣把上吊绳解释成“树上的果实”，说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大丰收。这很难自圆其说，周校长说：“这个果实，我怎么越看越像根上吊绳呢？”张欣说他画的不好，那确实是果实。田风说他的画是批判江青，因为他痛恨四人帮。刘铁军说他的“人生之路”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意思。当局对这些解释都半信半疑，但又不敢说出别的解释。最后的处理是班内批评教育，因为害怕闹大了，对谁都是个危险。
回到班里，老魁先逐个训斥一番。王老善声明是别人代他画的，不但没取得老魁的宽恕，反而遭到加倍的讥讽。老魁见大多数棍僧不卑不亢，就发动女生展开批判。课后让刘天越代表团支部教育我们，刘天越老奸巨滑，只说有的女生说我们是“无聊”。我们义愤填膺，都说哪个女生如此大胆，真是反了。以后的几天，我们吵吵嚷嚷要那个女生站出来，结果谁也不敢承认。画展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正在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无意中成了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的确是真理。
老魁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事情重大，必须上报而已。平时班里的文体活动，都是由我们自由操作的。我们班无论运动会，广播操，集体舞，还是联欢晚会，文艺演出，征文比赛，都是学校的优秀集体和“得奖专业户”。我们教室内外各有一块大板报，每期出来，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新年时门口的对联，也令全校称赞，连语文组的老师也跑来抄录。至于我们的新年晚会，就更是全班智慧的结晶了。
1983年元旦，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决策人物首先确定了这次新年晚会的主题是“热闹，伤感”，用田风的话说，是要让女生哭出来。我们把教室布置得花团锦簇，窗户上垂挂着大红团旗，用外班同学的话说：“跟洞房似的”。新颖灵活的结构，和谐杂出的主持，各显神通的节目，使整个晚会酣畅淋漓。特别是压轴节目“徒手乐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十三棍僧都是很喜欢音乐，但都是声乐素质好器乐工夫差。大家受哑剧的启发，决定以徒手模仿的形式来“演奏”交响乐。肖麟担任指挥，张欣担任二胡，其他人分任小提琴、萨克司、长号、小号、洋琴、琵琶、沙校等。张欣对肖麟说：“我一操胡，你就开始指挥。”肖麟说：“到底是谁指挥谁呀？”演出时，张欣煞有介事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铺在膝上，模仿着瞎子阿炳，拉得摇头晃脑。其他人也各操着“皇帝新装牌”的乐器，群魔乱舞，演奏得如醉如痴，把女生笑得前仰后台的。可惜刚刚互赠完礼物，当局就通知各班尽早结束，以免狂欢过度，影响复习。大家都意犹未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歌舞欢聚，不禁喜极而忧，一刹那间感悟到许多人生悲凉，竞真有女生掩面而泣。那一年我只有18岁，但在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忽地一下，就苍老了。
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我勉励自己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为了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理想，憧憬，为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清新刚健的岁月。我想感谢每一位高三·八的老同学，向那些被我辜负了的同学表示由衷的歉意。当我迎着新世纪模糊的曙光走向天边时，我不会为前途的明暗和得失而忧虑，因为在我心底深藏着一部水晶般的老片：遥远的高三·八。
知识还在，力量呢？
从小时候起，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开头楞不信，明摆着嘛，班里打架，学习好的总打不过学习差的；谁不知道张铁生是凭着白卷才当上大官的；领导们一讲话，全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而院里那些戴眼镜的，被小流氓笑骂一顿还要说“对不起”。可见谁有知识，谁是弱者。
老师和家长，全在撒谎！
但是谎话重复千遍，也会产生三人成虎的奇效。我终于还是上了大人们的贼船，像鸦片鬼一样染上了“知识瘾”，一天不看书就跟半年不洗澡那么难受。终于成为一个被人们看作“有知识的人”，考了重点中学再考重点大学、再考研究生、再搞学问、再天南海北地胡吹乱拉，有时发觉人们似乎很尊重我……我渐渐相信那句谎话里面有真理的成分了。
可是好梦没做几天，现实就把我冻醒了，揉揉沙眼一看，知识还是没力量。当年班里学习差的，如今腰缠万贯，鱼肉乡里；学习好的却面有菜色，连书都买不起。真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单位里，有知识的人要看没知识的人的眼色行事。社会上，除了金钱，别的爷爷一律不认。我的一位当律师的同学，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可对方就凭着一台彩电把官司打赢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可学校宁肯把房子分给一个科长而决不给他。我的一位考上博士生的朋友，在一次舞会上自豪地告诉舞伴他是博土生，想不到姑娘充满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唉，原来你也是个失足青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我就不明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架子可放。报纸上天天喊要尊重知识分子，可流氓们最清楚，打个教师、学生之类的，保险系数最高。继出国潮之后，如今又涌起了退学潮，已经发展到要政府采取措施的程度。在毕业分配方面，学历越高，就越难找工作。你有知识，你著作等身，你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奖，可人家可以不给你出书，不让你出国，不给你房子，不给你户口，甚至不让你工作。你不是有力量吗？在哪儿呢？还是乖乖承认知识没有力量吧。在我小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现在大了，不知道知识分子调价了没有。自己能否等到那一天呢？妻问我：“咱孩子将来干啥最有出息？”我想了许久，说：“当文盲！”但愿我这只是一篇牢骚。
47楼207
“北大往事”，本来是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的名字，现在忽然有人以此为名编一本书，那我的长篇将来出版时拟改名为《狗日的北大》，以表示我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当然，也可以叫《挨千刀的北大》或《老不死的北大》。我先把这些漂亮的名字公布出来，算是霸占一份专利，倘若有人侵犯了我的冠名权，那我将把“北大”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
现在，特从我的这部巨著中拈出一小节，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的一份贺礼。这一小节属于最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之一，因为那些比较精彩的乐章，我是舍不得在这个年头拿出来暴殓天物的。这里讲述的，只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的一群研究生的凡人佚事，我尽量每个人都说几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我久违了。我讲讲他们的一些无伤大雅的隐私，不是为了笑话他们，而是以此深深怀念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过的那段神话般的岁月。
我1983年从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住32楼416，那段岁月我将专章讲述。现在话说转眼到了公元1987年，我本科毕业。考入本系现代文学专业，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这便动迁到了47楼2072室；
47楼是80年代新建的几幢研究生楼之一，坐落于燕园的南隅。从八卦上讲，属于“死门”，主大凶。不过我当时不懂八封，相信“人定胜天”。结果终能死里逃生，得以今日坐在“生门”这里饶舌。
这几座研究生楼的形象和设施，在当时是颇令学生满意的，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的诚意。每座楼均为六层，每个楼门内的每层分为相对的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五个或七个宿舍。47楼207单元住有中文、东语、俄语三个系的研究生20人。2076是水房和厕所，不过有一次竟收到一封信，寄给47楼的2076号的刘洪波先生，大家以为是恶作剧，便有人拆信阅读。写信者是一位云南小姐，信中含羞带怨地倾诉了对“刘洪波”先生的思念，并说欲近日来京，问刘洪波“既然有窃玉之勇，有没有藏娇之屋”。我们读后齐声遣责这个化名刘洪波的家伙，实在给北大丢脸。那份信后来不知下落，但我始终怀疑“刘洪波”可能就是207中的某个人，这小于在云南偷了点荤腥，既不敢承担，又想留点余地，于是就给人家一个假名假地址。既不会牵连他，他又能看到信，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207的哥们现在大多已有了妻室，要他们站出来承认大概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怀疑是208的那些哲学系的小子干的。
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207的20位哥们。由于介绍的目的在于报述当日的人文气氛，并不在于为具体的人树碑立传，因此将其真名隐去，姑作假语村言。先说2071，此室住的是4位东语系蛮子，分为两类。朱、毛二人原系北大毕业生，现读波斯语专业，所以长得跟西亚人没什么两样。老朱高大肥硕，活像一架立起来的波音747，头脑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