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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游摊，扰乱市容，罚款五毛！”陈道生急了，“你凭什么罚款？我什么时候摆摊了？”市容管理员嘴上的一圈胡子严肃而紧张，他指着不远处一块蓝地白字的牌子说，“你文盲呀！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眼睛就盯着钱看了是不是？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马上把你揪到执法队去。”陈道生看了牌子上禁止摆摊设点的警告，想起自己是出来挣钱还债的，不是争一口气的，就咽下一肚子窝囊，乖乖地掏出五毛钱递了过去，许多人停下脚步免费观看，陈道生脸涨得通红。收了钱的市容管理员还不忘要追加一句，“罚五毛钱让你长点记性。”陈道生想起当年在厂里备受尊重，想起当选市里先进时上台还跟副市长握过手，那时候这个管理员还不知在哪儿找活路呢，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用的破塑料袋被扔在寒冷的风中无人问津还被踏上一只脚，陈道生满腹悲凉，鼻子有点酸。
推着自行车的陈道生经过一个牛肉面小吃店前，卤牛肉的香味深入肺腑，陈道生嘴里情不自禁地浸出一腔口水，这时候他意识到肚子饿了，肠胃咕咕噜噜地在里面联合起来上访、造反，整个城市都已经 吃过午饭了，陈道生还没吃，他停下车问店主牛肉面多少钱一碗，一身牛肉味的店主站在客人稀少的店里伸长脖子，“小碗一块，大碗一块五。来一碗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我吃过了。”店主很不高兴地说，“吃过了还问什么？”陈道生没答话，推着车走向一个阳光很多的街角，街角的避风处，陈道生从草坯上拔出一串冰糖葫芦，一口一个，味道好极了，又甜又香，那一刻，他觉得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冰糖葫芦。吃完了，他又拔出一串，刚张开嘴，牙齿快要接近糖衣的时候，他停住了，然后慢慢地又插进草坯里。
太阳开始向西下沉，阳光像是电力不足的灯泡发出来，又黄又淡，阳光裹着风落在身上，不暖和，甚至更冷，陈道生迎着稀薄的阳光抹了一把鼻涕，看到他的冰糖葫芦已经所剩不多了，在经过寿春路小学门口时，一群放学的孩子像一群小老鼠一样活蹦乱跳地直扑过来，他们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抢光了所有糖葫芦，陈道生的手里攥着满满一大把毛票，有一种受欢迎被拥护的兴奋，这跟当劳模的感觉差不多。几个没买到的孩子追着手拿糖葫芦的孩子，苦苦哀求，咬上一口，幸福得满脸灿烂，难怪孙小果偷钱买糖葫芦，糖葫芦不仅好吃，而且好看，比起瓜子花生棒棒糖臭豆腐要受欢迎得多，陈道生悟出这些时，他的腿在蹬车回家的路上像动力十足的马达。
回到76号大院，院子里一片寂静，推开自家屋门，钱家珍不在，肯定是又到齐小云家打牌去了，钱家珍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只有到牌桌上去寻找激动人心的生活细节，可下了牌桌，她又必须面对就着腌萝卜喝稀饭的真实晚餐。其实这天下午钱家珍并没有打牌，她跟齐小云一起去瑶海区找一个瞎子算命，瞎子说她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齐小云对她说，“你的命很好，只是运不好，运一到，保不准要享大福呢。”钱家珍在瞎子漆黑的视线里寻找到了光明，这让她很慷慨地掏了五块钱给瞎子，瞎子要找她一块二，她推开瞎子摸钱很准确的手说，“不用找了，等我好运一到，我给你五十。”
钱家珍心情良好地走进家门，陈道生已经数完了手中最后的块票和毛票，而且摞得整整齐齐的几小堆，像是等待检阅的队伍，开服装店的时候，看起来每天有一两百甚至三四百营业额，可扣除房租水电各种税费卫生费，还有一些卖不掉又退不回厂的货，从来就没尝过赚钱的滋味，除了有两个月略有赢余，一个月持平，其余十三个多月都是亏损，倾家荡产东挪西借一万二千块钱开的店，关门时只剩六千块钱不到的货。那种数百元大钞的手势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的都是别人的钱，有所不同的是，他每天都似乎数不准，而且是越数越少。陈道生指望从服装店里翻身就如同人陷在沼泽里往上跳，越跳陷得越深，越跳离灭亡越近。陈道生现在总算想通了，正如钱家珍说的，他就是蹬三轮做小买卖的料，做小买卖也许还能活下去，想跳龙门只能跳进油锅。现在有了这一堆实实在在的块票毛票支撑着他的信心，全身上下如行云流水一样的舒展。开张第一天，一百五十串糖葫芦，每串两毛，成本仔细测算是八分钱，每串挣一毛二，总共挣了十八块钱，扣除被小乞丐拿走的一串和自己吃的一串，再扣除罚款的五毛钱。他今天总共净赚了十七块一毛钱，而且既不要交税，又不花大本钱，一点风险都没有。虽然靠这些钱还三十万很难，但大生意是从小生意做起的，刘思昌当年不就是倒塑料盆的，不过眼下拿刘思昌类比，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但陈道生好像从哪份报纸上看过，香港巨富李嘉诚也是从送塑料花起家的，要是以此类推的话，往后的前景还真说不准。
陈道生对着一堆块票毛票借题发挥了一通，本来就心情良好的钱家珍喜出望外，在瞎子瞎话的鼓舞下，她觉得陈道生说的句句是真理，未来的幸福生活就摊开在这开裂的堆着小票子的桌上，她神采飞扬而又盲目乐观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跟你受了这么多年罪，往后说不准就真的能过上好日子，就像打麻将，牌背得太久了，总要和一个清一色的，你陈道生要有好运，那也是我带给你的，今天找瑶海的瞎子算过命了，他说我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命好就能转运。”
陈道生被钱家珍近乎痴心妄想的一番话煽动得热血沸腾，就像吸了白粉一样飘飘欲仙，可听了钱家珍的最后一句话后，他又像是被人从脑后面突然打了一闷棍，脸色铁青：“姨太太是给人家做小的，你跟我就是过稻草婆的日子，除非改嫁，哪有什么好命？瞎子瞎说！”
钱家珍突然悟了过来，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桌上的钱一点温度都没有，屋内漫起越来越浓的黑暗，陈道生和钱家珍坐在黑暗中沉默，谁都没心思做晚饭。
屋外的天空很冷，天一黑，风就大起来了。
7
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一般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能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一眨眼工夫就抢光了，要是遇上时间充裕，下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取些货去卖，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这里面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以后注意点！”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寒风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出蜡黄色，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糊糊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陈道生在冷得腿直打哆嗦的时候，他就想起晚上回家坐在灯光下数块票毛票的动人情景，他的手指在数票子的过程中轻快如飞，想到这，他就不冷了，腿也不打颤了。真是奇怪，原来人怕冷并不是因为缺少棉袄棉裤……
陈道生站在风口等小学生放学的那天下午，钱家珍在齐小云家打牌，前一次在牌桌上慷慨输钱的大人物郭文达又来了，他们团结在牌桌上开始了战斗。齐小云丈夫高正山在粤风酒楼当厨师，一次郭文达去吃饭，饭后要找大厨，店老板叫来高正山，郭文达说你的菜做得比我在广州吃的粤菜还要正宗，随手就抽出一百块钱塞给高正山，高正山不敢接，郭文达说这是小费，我们在台北、香港吃饭付小费是很正常的，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高正山在店老板的认可下很为难地收下小费，郭文达此后常来吃饭，一来二去就熟了，高正山非常崇拜这位梳着背头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的大人物，那风度，那神气太让人着迷。更让高正山蓬荜生辉的是郭文达在一个晚上突然造访他家，而且还送给他一个液化气电子打火机，高正山在惊喜激动之余问郭文达怎么知道他家住址的，郭文达笑着说，“不要说找你家在哪里，就是找你们市长在哪里，沿海对台导弹布置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高正山有些紧张起来了，光荣的情绪马上变成了恐惧，“你是台湾特务？”郭文达笑了，“我是有二十六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国防大学毕业的，怎么能当国民党特务呢。”然后他神秘地小声对高正山两口子说，“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千万不能对外讲一个字，泄密出去那可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郭文达说他正在执行中央的一项特殊使命，在双河要待一段日子，他不能跟官方有任何接触，只能跟老百姓交交朋友，此后郭文达常来陪齐小云高正山打牌，每打必输，输得很轻松，输的好像钱不是钱而是路上捡的一叠无用的草稿纸。钱家珍也赢过郭文达的钱，对他的身份很好奇，齐小云没敢告诉钱家珍这位五十多岁男人的真实身份，只是说他是“大人物”。
这天下午，钱家珍牌运比命运还要差，黄昏时分将口袋里的四十多块全输光了，大人物郭文达掏出两百块钱扔给钱家珍，“算我借给你捞本。”钱家珍说，“再输了，我可还不起的呀！”大人物开玩笑说，“还不起就拿你抵债，像《白毛女》里的喜儿那样。”齐小云说，“你要是能抵给大人物，那就享大福了。”钱家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人家喜儿长得漂亮呢？”高正山说，“钱家珍年轻时候长得才漂亮呢，那时候厂里的小伙子见了她都走不动路。”郭文达说，“女人三十一枝花，像钱女士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是风情万种的年龄，我看挺漂亮的。”大人物郭文达把钱家珍年龄减去了十岁，而且这么有风度又有钱的男人如此夸赞她，钱家珍心里像是喝下老母鸡汤一样舒服，她的脸微微地红了，牌也越打越差，很快二百块钱又输光了。天黑了，高正山一看表，说酒店上客了，要迟到了，说着拔腿就走了。 郭文达对钱家珍和齐小云说，“我请你们去吃饭！”齐小云说儿子放学马上就要回来了，要给儿子做饭，钱家珍输了钱赢了心情，感觉不错，也推说要回家做饭，郭文达不再勉强。钱家珍是跟郭文达一起走出了58号院子的，在巷口快要分手时，郭文达站在黑暗中看着钱家珍，“难道我俩在一起吃顿饭有困难吗？”钱家珍犹豫了一下，没说话，一辆黄色面的突然停在了他们面前。“先生，要车吗？”郭文达拉着钱家珍的手上车，钱家珍想推开他的手，脚却不由自主地上了车。车子穿过路灯稀少的巷子，驶上灯火灿烂的大街，满眼霓虹灯活蹦乱跳地闪烁着，钱家珍头有些晕，郭文达攥住钱家珍的手没有松开，她感到这个五十多岁男人的手又柔软又温暖。
在大富豪酒楼缠绵而饱满的灯光下，郭文达与钱家珍共进晚餐，桌上点了扇贝、基围虾、蛏子、红烧甲鱼、清炖海参，菜不多，道道名贵，钱家珍很别扭地使用着筷子就像使用着陌生的手枪，郭文达不停地给钱家珍夹菜，受宠若惊的钱家珍享受着男人的呵护和温暖，脑子里突然闪电一样划过一道瞎子说过的那句箴言，然后又立即否定了，“这不可能！”钱家珍小心地问了一句，“你在哪个单位呢？”郭文达很神秘地说，“这我不便告诉你，我只能说我在执行一项连你们市长都不知道的任务。”钱家珍说，“你认识市长？那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郭文达说，“这没问题，你要是实在想工作的话，就当我的助手，八百块一个月，怎么样？”钱家珍一块甲鱼肉停在嘴里进退两难，她惊呆了，“八百块？帮助你做什么呢？”郭文达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哪天你到我办公地点去看一看，好不好？有你这样成熟干练而有风度的女士做我的助手，天助我也。”钱家珍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什么风度。”
结账的时候，郭文达付了七百三十块钱，钱家珍伸了伸舌头，“这么多钱？”郭文达笑了笑，“小意思啦！还不抵我在美国吃一小盅干捞鱼翅呢。”钱家珍问，“你去过美国？”郭文达轻轻地拍着钱家珍的肩说，“地球不就这么大嘛！当然了，月球我是没去过的。”
郭文达打车将钱家珍一直送到76号大院门口，下车的钱家珍听到院子里声音嘈杂，像是在吵架。
钱家珍真没想到自己这么有魅力，活了这么多年，还没被哪个男人能这样一句话说到心窝里去，居然让这么一个大人物待为上宾，下了车的钱家珍很草率而又盲目地认为，自己虽然是稻草婆的运势，但命中却是过姨太太日子的福人，嫁给陈道生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转运，但需要一把打开命运之锁的钥匙，钥匙在大人物郭文达手里。她这样想的时候，走进院子的脚步就非常扎实。
推开大院的木门，院子里的不太明亮的灯光扑到她脸上，她有些眩晕，一头就跟于文英撞了个满怀，钱家珍看清于文英的时候，一愣，“这么晚，你来干什么？”于文英说，“你回家看看去吧！”
8
陈道生卖糖葫芦挣到八百块的时候，他去还周挺的钱，周挺站在他那个装修得像澡堂子一样的当铺里，很客气地说先留着自己用吧，坚决不收，陈道生心里很感动就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直到周挺听得麻木了才走。回来后，他本打算先还清郑天宝的八百块钱，这样账本就能销掉一户，还一户就少一户。走到郑天宝家门口时，陈道生突然觉得不对，不能只考虑自己欠债的本子上销掉一户，还钱应该是先外面的后院内的，先还最困难的后还急需用钱的，而且一次不能还多，只能还一百，这样全面铺开来还钱，表明他陈道生一直都在努力，而且不想赖任何一家的账。
于是他就将这两个月净赚的八百多块钱先后还了八户他认为最困难的家庭，还一百块全身就轻了一百多斤，那感觉相当明亮，甚至有点幸福。正当他为自己的还钱计划自以为是的时候，问题来了，八户人家将陈道生还钱的消息到处发布，都说陈道生做人很厚道，他们说，“这个钱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外快，哪能想到陈道生还得起钱？”为了证明此事的真实性，有的人拿着厚厚一叠块票和毛票在院子里炫耀，没还的人家沉不住气了，他们觉得陈道生借钱的时候一律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还分了个三六九等，大家伙无私地帮他，他却自私地还钱，这八户人家都是陈道生当初一个车间的．有的是后来设备材料科的同事，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也应运而生，有人说刘思昌把钱寄回来了，他不愿一次性还清想截留下来自己做大买卖，还有人说陈道生每户还一百不过是遮人耳目的蜻蜓点水。三圣街没有富人，唯一的富人都失踪了，每家借出去的三五百块钱甚至就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他们坐不住了，几经发动，二十多人拥到了陈道生家里。
陈道生的想法当然有些幼稚，三圣街五百多户，借钱给他的有三百多户，他又没有挨家挨户地做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知道先还钱的就一定是最困难的呢，怎么知道还有比这八户更困难的呢？一千多人的大厂，他还的八户最困难的家庭不过是他最了解最熟悉的家庭，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陈道生玩什么名堂的感觉。
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来，陈道生在三圣街口碑一直很好，但这年头人是在变的，没有人会想到刘思昌居然骗最亲近的街坊邻里，所以刘思昌逃跑后，好多人连自己都不愿相信了，谁还愿意相信别人呢？更何况是要相信一个根本还不起巨债的人？一个没钱的人基本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