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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连自己都不愿相信了，谁还愿意相信别人呢？更何况是要相信一个根本还不起巨债的人？一个没钱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信的人，一个欠了巨款的人更是一个愿意相信又不敢相信的人，这样下结论可以与他的个人品德无关，但与他的能力肯定有关。
陈道生见屋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就把刚熬好的糖葫芦拿出来给大伙吃，大伙都没接，陈道生说，“没关系的，我连夜再做，不耽误明天赶早市。”他觉得欠了这么多钱和人情，吃点糖葫芦也算是他的一点心意，累了一天的陈道生脑子根本拐不过弯来，反应也有些迟钝，因为随后于文英也来了，她是来送店里没用完的一本发票，所以陈道生压根就没想到大伙是来要债的。
二十多人见了陈道生累得像一只虾一样，心里的许多想法已经站不住了，但就算刘思昌的钱没来，他们还是不能接受陈道生那种还钱先近后远的次序，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坐下来，可脸上的眼睛鼻子在各自的位置上还是很稳定的，所以陈道生递烟的时候，少数心理脆弱韵人不忍心当面难堪就接了，陈遭生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小媳妇一样忙着点火，点上烟的人甚至不讲原则地说，“没事，也就是来看看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屋内烟雾水一样漫过头顶，陈道生在烟雾的启发下似乎意识到了一些异样，他就抢先说一些感恩戴德的话，“欠大家钱，也欠大家的情，是救我的难，也是救我的命，会生不报，来世给你们当牛做马。眼下虽然没挣多少钱，但只要我不在马路被汽车轧死了，我就会一点点还下去。”
这样的话分量很重，也很轻，态度很诚恳，落实很虚幻，来世在哪里呢？烟雾中一颗酸枣形状的小脑袋先是骚动了一下，很快，酸枣脑袋的方向就扔出话来了，“道生，都是多年街坊，又是一个厂里下岗的，谁都不忍心看着你再找绳子上吊，你借钱的时候只要口袋里有一毛，没人掏八分的。可你这还钱是怎么还的呢？”
陈道生觉得话里有话，就解释说，“真的对不起你们，我眼下一天只能挣个十来块钱，往后挣齐了一百就先还一家，一家一家的轮着还，就这一百块钱，还得先还最困难的家庭。”
酸枣脑袋继续反问道，“那你说哪家最不困难？三圣街上哪家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做人要讲良心，既然来了，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还钱的都是当初一个车间的，还有设备材料科的同事，不能一碗水不端平吧？”
陈道生一下子被问住了，他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还真的是那样的。陈道生一脸无奈，只得犯罪似的反省自己，“实在对不住各位，我欠了三百多户的债，家家都困难，我没弄清楚，是我昏了头，是我不对。”
交了发票的于文英见陈道生艰难地喘着气，脸憋得青紫，就忍不住说，“欠账又不是赖账，抓住个芝麻当西瓜啃，太不够意思了，你们去问问，76号院子里哪家措的钱不比你们多，谁家来要账了，谁家又还过一分钱了？三百多户，这碗水怎么端平？又不是全还了，每家总共才还一百块钱，那也是一分一分挣来的，要是有钱，谁还愿意欠债呀！做人不是这样做的。”
说完这些话，于文英脸涨得通红。
有人开始打圆场了，“也不是来要账的，不就是跟道生沟通沟通，了解了解情况嘛！”
于文英不听他们解释，甩手狠狠地关上门走了，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跟吃饭回来的钱家珍撞了个满怀。
钱家珍进屋的时候，二十几个男人中林长贵突然挤出人堆，他泪流满面地拉住陈道生的手说，“道生，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小海扒火车上的煤矸石，腿摔断了都快一个月了，没钱住院，绑着石膏在家里天天嚎得人心麻，我没来跟你要钱，总想着你拿不出分文来，你都还了这么多钱，咋就不先还我呢？”说着他扑通一声跪下来，“就算我求你了，你行行好，先还我一百块钱好不好？”陈道生用力要拉起林长贵，胡子拉楂的林长贵赖在地上不起来，陈道生头上直冒虚汗，“长贵，我对不起你，你要是再不起来，我就给祢跪下！”说着陈道生就要下跪，这时大家都过来拉起俩人，林长贵衰败的脸上老泪纵横。
屋内突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像死了，连一点呼吸声都没有。
酸枣脑袋程木柱说话了，“都回去吧！”然后又将小脑袋歪向陈道生，“道生，你不要往心里去，大伙也就是随便问问。”
临走的时候，陈道生从裤带上卸下传呼机，走到，林长贵的身边，“长贵，真对不起你，我真的不知道你家小海腿断了，我呢，店也关了，这个传呼机也没用了，当初花四百块钱买的，你去当铺当个一二百块钱，先拿着用吧！”
林长贵先是不要，大家也都说这样不好，不能拿。陈道生急了，“你要是不拿的话，我就把它砸了！”
见陈道生如此坚决，大家也就劝林长贵拿着传呼机走了。那只黑颜色的传呼机攥在林长贵的手里像是一个偷来销赃的赃物。
钱家珍看着屋内混乱的烟雾穆凌乱的脑袋层出不穷，吃到肚里的山珍海味一下子全翻了上来，她差点呕吐。
所有的人都散去后，钱家珍才走时屋子，屋子里弥漫着讨债与讨伐后狼狈不堪盼气息．地上到处都，是烟头和痰迹，陈道生站在桌边失魂落魄地问，“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良好的心情被彻底败坏了，她回了一句，“这个家还能回来吗？”陈道生也有些窝 火，于是就把一腔怨气撒到钱家珍头上，“你要是嫌人蒙三天两头上门讨债，你就不要回来了。”钱家珍肚里有了那些山珍海味的支持，就针锋相对地说，“陈道生，这话可是你说的。”
第四章 男人是抵住地狱之门打开的那个人
1
年关近了。陈道生急了。
天亮后的巷子里像一个漏风的袖管，匆忙走过的街坊头发很乱，陈道生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卖糖葫芦，总是主动打招呼，打招呼的感觉跟讨好卖乖是一样的，每个迎面走来的几乎都是他的债主，陈道生觉得如果讨好卖乖能够让街坊的内心感受与脸上的表情完全一致，他愿意一辈子都这样。街坊在陈道生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的应和着，但时间一久，陈道生敏感起来，他发觉如果不先打招呼，好像没有一个街坊主动先跟他说话，是自己心有余悸太快了，还是街坊如鲠在喉怠慢了，自二十多户上门问债后，这种情形变本加厉了。
逼近年关的时候，陈道生不想卖糖葫芦了。
每天推着车卖糖葫芦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奔走，走街穿巷的感觉很像流窜作案，这种感觉很窝囊。最焦虑的是，两个多月来，他总共挣了不到一千块钱，平均每天只能挣十来块钱，这买卖不能开店铺销售，季节性又强，到了夏天，太阳一晒，糖衣往下淌，没人吃了，生意就没了。卖糖葫芦糊一张嘴都是季节性的，要想还债，差不多就是痴心妄想，即使一年卖到头，他算了一下，要想还清债务，至少要六十多年，这一段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在一生走完之前，一定要把债还完，他不愿在他死后还被人指指点点。
陈道生许多想法是无法跟人说的，说了也没人听，钱家珍除了抱怨和指责，不会多给他一个温暖字眼的，院子里人嘴上不说，但从他每天捣腾糖葫芦的姿势中早就对还债绝望了，他们都有一种认倒霉的无奈，所以大伙有机会凑到一起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就算抓到刘思昌，他也得被枪毙，骗去的钱肯定是一分也搞不回来了。”说刘思昌，也是在说陈道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陈道生能把债还清，就连相关的片言只语都没说过。在他们的想象中，陈道生要还清三十万就像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重新夺回政权一样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陈道生想的是，要是还不清三十万的话，他宁愿不活，他是为了还债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才还债的。
这些话只有对于文英说。
陈道生推着车不知不觉叫卖到了红蜻蜓快餐店门前，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卖到这条路上来了。已是午饭后时光，店里已经空了，穿着白大褂的于文英正站在一堆饭盒边将剩余的菜进行合并，见陈道生来了，她放下手中的勺子迎了过来，“来，吃一份盒饭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已经吃过了，于文英说算我请你吃的，陈道生说真的吃过了，边说边从车后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芦递给于文英，于文英接了过来，并不吃，拿在手里像拿着一束红玫瑰。
陈道生站在午后清冷的空气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在快餐店伙食不错，脸上红润了许多，她对陈道生说，“一条街的人相信你只是做小买卖的人，可我不信。我早就讲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就清楚了。”于文英的话很抽象，甚至有些标语口号式的空洞，但陈道生听着却像快要死的人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他能感到滚烫的血在全身上下川流不息。三圣街一条街上，只有于文英说这样的话。
快餐店门前法国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飘到了陈道生肮脏的皮棉鞋边，这片挣扎了一个冬天的枯叶很像他的经历，他挪开脚，不忍心踩碎它。
于文英的白大褂给了陈道生一种很隐蔽的暗示，他想起了于文英在市二院当大夫的表姐赵文丽，赵文丽也穿白大褂，他对于文英说，“你表姐还在二院当大夫？”于文英问，“你病了？”陈道生说，“胃不好，我想找她看一看。”于文英说，“我陪你去吧！正好她今天下午值班，店里也没事了。”陈道生说，“我一个人去，她去过我们店里，认得我的。”说着陈道生骑着车就走了，于文英目送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摇摇晃晃，直到消失在人车混杂的视线尽头，她的心里突然涌起尖锐的悲凉。
陈道生胃不好，但他并没有去看胃病，他找到赵文丽说自己是O型血，问医院要不要血，赵文丽当时的反应就是成语中说的“瞠目结舌”，“于文英卖血还差不多，你是当老板的，还卖血，开什么玩笑！”
陈道生于是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告诉赵文丽，“年关到了，我欠街坊那么多，总得还一些才是，求你帮帮我，实在没法子想了。”赵文丽这才看清陈道生一身难民穿着，棉袄上被烟头烧了好几个洞，里面的旧棉花呼之欲出。赵文丽叹了一口气，就带着陈道生去了血库，血库采血的大夫告诉他明天一早来抽血，不要吃早饭。
陈道生对赵文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关照赵文丽千万不要对于文英说卖血的事，赵文丽答应了。
第二天一清早，陈道生骑着车赶到了市二院，采血的女大夫在他的胳膊上涂了酒精，又用一根皮管将胳膊扎紧，暴跳的动脉血管像一条很大很长的蚂蝗从胳膊上爬了起来，酒精很凉，血很热，陈道生在冷热不均的感觉中很振奋，大夫将一个针头刺进蠕动的蚂蝗里，陈道生感觉只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血从针管里流向挂在架子上的一个塑料袋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眼前是红色的鲜血，这两种颜色让陈道生想起了白色代表反革命，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峙中，陈道生有一种神圣和光荣的使命感，他想，为了革命，他身体里的血就是自来水，只要龙头一开，就可以让它源源不断地流下去，还债是一次光荣的革命行动。二百毫升很快就满了，医生拔了针头，又用一个蘸了酒精的棉球按住，血很快止住了，棉球上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血点，他扔了棉球，一点感觉都没有，抽了一袋子血，居然一点都不痛苦，甚至有点像撒了泡尿一样轻松，他问那个戴着白口罩的女大夫，“能不能再弄两袋？”女大夫声音堵在口罩后面很含混，语气却很尖厉，“你要钱不要命了，不是放自来水，懂不懂？一个星期最多抽两次血。”
陈道生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会计室领了二百块钱，他攥着钱走出飘满了药味的医院，快步如飞，身轻如燕，蹬上自行车，他嘴里情不自禁地想唱歌，可眼下的流行歌曲一点都不会，所以他就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时候，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上班的人们迎着冬天寒冷的阳光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岗位，陈道生走向自己家的厨房，他还没吃早饭。走到三圣街巷口，陈道生下了车，在一个炸油条的摊子上，他买了两根油条，摊主是三圣街的丁麻子，丁麻子将油条递过去说，“道生，发财了？”陈道生没接油条，而是在棉袄里面的口袋里掏来掏去的，掏着掏着脸色就变了，他发现两百块钱不见了，丁麻子手中竹签串着的油条悬在半空里，“快拿着，我还要炸油条呢。要是没钱下次再给！”陈道生还是不说话，他匆忙地解开纽扣，脱了棉袄，将里面的口袋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烟屑掉到了地上，陈道生将棉袄倒过来，索性猛地抖着，嘴里叽咕着，“糟了，钱到哪去了呢？”这可是卖血的钱，陈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着，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纸屑、踩扁了的烟头还有一些炸油条撒落的面粉，什么也没有。丁麻子说，“又不是几千几万，不就是两根油条钱吗？看你这失魂落魄的，两根油条送你了。”陈道生站起来，眼睛都直了，他愣了一会，突然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去，一摸，就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原来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过于激动，没想到将钱塞到了屁股后面。丁麻子说，“乖乖，你真的发财了，两毛钱油条你掏出两百块钱，吓我呢？”陈道生尴尬地笑笑。
陈道生拎着两根油条回到家，钱家珍已经出门去了，这些天钱家珍一大早就出去，有时很晚才回来，每天早饭不做，晚饭不烧，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壳也带着一股怨气飞得很远，又过了几天，钱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丝刺绣的棉袄，绿地红花，光鲜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条米色的条绒长裤再加上脚上配的一双棕色皮鞋，钱家珍倚着门框将瓜子壳吐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她神态真像是一个享足了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了，陈道生问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行头，钱家珍说打牌赢的，陈道生说你们不是打五块钱一锅的牌吗，哪能赢这么多钱？钱家珍说，“告诉你吧，我找到一份工作。”陈道生说，“什么工作？”钱家珍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是要犯错误的。”
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能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车后架子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地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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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过年的气象越来越鲜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挂了些腊肉和腌干的鸡鱼鹅鸭，过了腊八，卖春联、鞭炮、糕点、瓜子、花生的年货摊子就依次摆满了大街小巷，买卖一派繁荣。
陈道生家里毫无过年的气象，既没割肉，也没打酒，屋内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剩余的日子。杨白劳卖豆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三尺红头绳，陈道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连三尺红头绳也没处扎，女儿小莉在新疆劳改，而巨大的债务像一剂毒药毒死了过年的心情，过年对于陈道生来说是恐惧和煎熬，而不是吃肉喝酒，钱家珍对这个家和陈道生也死了心，她穿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早出晚归，家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极不情愿入住但又不得不住的旅馆，旅馆的地上爬满了臭虫和冬天不死的苍蝇。
钱家珍已经在郭文达手下干一段日子了，这个梳着背头衣冠楚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工作很重大很神秘，他的办公地点在“临河小区”，是租住在五楼的两室一厅的民宅，晚上也住在里面，钱家珍就在这伟大而神秘的两室一厅里上班，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里屋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一张宽大的床，平时郭文达出门，钱家珍就在屋里守着，偶尔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将皮箱或纸箱送进来，郭文达说是机密文件，让她不要看，钱家珍看到纸箱或皮箱的外面都缠绕上了一道道胶布，就知道五花大绑的箱子确实是很机密的。她从来不看。
吃过山珍海味的钱家珍是第二天到郭文达那里上班的，郭文达将钱家珍带进略显空荡的屋里，很冷静地对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日子其实很清苦，很单调，有钱不能乱花，还不能住高级宾馆，更不允许跟当地领导打交道，像个出家的和尚。这里就是办公室兼我的卧室了。”钱家珍觉得这里的陈设与郭文达的衣服与发型差距太大，她就很疑惑地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郭文达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蓝皮证件递到钱家珍的手里，钱家珍看到“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