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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但要是遇上个拉炮竹、剧毒药水、化工制剂等危险品，一趟就能挣个五六十块，要是遇上贩黄带子、黄书刊和盗版教材的，开价最少要八十，陈道生说，“那可是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干的。”王奎说，“那你就拉危险品，只要是当心不能伤了自己。”
陈道生几乎毫不犹豫地就蹬着三轮去了汽车站附近的三角地带，他想拉危险品多挣钱，别人能拿性命做赌注，他也可以试一试，要是命中注定他死于车后面的危险品，那也是天意。陈道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现在是属于债主们的，有时累极了他就想，要是债主们愿意让他以死抵债的话，他就跳楼，当然这种想法很短暂，也很不可靠，当他想起伺候过的那些重症病人躺在病床上顽强求生的垂死挣扎，他知道好死不如赖活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金三角”地带的拉货生意特别难做，陈道生一个月下来，只挣了三百多块钱，更多的时候，他是与三轮车夫们窝在一起，看他们打牌和下棋，打牌下棋都是带彩的，偶尔为了三五毛钱还骂起架来直至动手，陈道生混迹其中，很不入流，每当玩“三张翻”时，就有人鼓动陈道生下注，他就摇摇头，尴尬地笑笑说，“我没钱。”于是急着下注的车夫就对他横起了眼，“不玩你占着茅坑不拉屎，去一边！”一掌就将他推开了，陈道生一个踉跄，被推出了圈子，然后他就坐到车斗里看城市的风景。
这天陈道生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拉了八件烟花送到西市日杂批发市场，他小心地用绳子捆好，更加小心地蹬着车，他知道身后满满一车烟花只要被路上的一个烟头扔进去，也就相当于四颗手榴弹同时爆炸，处于爆炸中心的他粉身碎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日杂批发市场大门口有一个牌楼，牌楼下面人很多车也很多，但今天却多得有点过分，路都不通了，陈道生想从后门绕进去，正在犹豫之际，一个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人已经站到了他面前，红袖章拉住他的车龙头，命令道，“下来！后面拉的是什么货？”陈道生很老实地说，“烟花。”红袖章问你是货主吗，陈道生说货主在后面的出租车里，说着就回头张望，他发现一直跟着自己的货主不见了，红袖章说，“烟花爆竹是危险品知道吗？危险品运输安全条例学过没有？危险品运输许可证呢？拿来我看一下！”陈道生说，“没有。我拉得很小心，不会出事的。”红袖章严厉地训斥道，“你说没事就没事了？有事怎么办？爆炸了怎么办？你不想活，还想拉上路上的活人陪葬是吗？”陈道生张了张嘴，面对着对面袖子上的那块红色，哑口无言。愣了一会，陈道生说，“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红袖章说，“看你态度还不错，就不没收你的货了，罚三十吧！”陈道生拉这一趟总共才挣了三十五块钱，怕讨价还价加重处罚，他不敢辩嘴，迟疑了一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三张汗湿了的钱，“血汗钱哪！”他心里想着。
货主看陈道生把烟花安全地拉了回来，激动得有些过分，他把一块切好的西瓜往陈道生的手里塞，陈道生说，“罚了三十块，能不能给我补点？”货主的西瓜悬在半空，瓜汁滴落到了地上，“罚款收据呢？”陈道生一摸口袋，当时急于离开忘了要，“我去找那个人要发票！”说着就要往市场大门口走，货主拉住陈道生，掏出三张，又抽回去一张，“你不要再去给我找麻烦了，补你二十块钱！”
这一天陈道生倒霉透了。
8
太阳已经偏西了，陈道生出了西市日杂批发市场，蹬着三轮直接回家，不知不觉中抬头，发现车已到了市二院门口，他想绕也绕不过去了，这是一个让他光荣也让他伤心的地方，本来想多挣点钱还债，吃再大的苦也认了，好不容易干成了二院的明星，却没想到又犯了错误被开除出门。后来他认真想过自己的错误，那晚即使值班医生在病房，首长也肯定是要死的，脑血栓引起心脏猝死就像刚结过婚的人很容易怀孕一样正常，所以首长的死是必然的，不死是偶然的，为什么一个调查组不调查偶然中的必然，而偏偏咬住必然中的偶然不放，当年全国人民学辩证法的时候，早就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所以陈道生虽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不足以将他开除，他心里不服。
从此他再也没走进过市二院的门，能绕就绕开了，但今天已经抵到了这个门口，他就停下车子，抹了一头的汗，站在门口的金字招牌的下方，用目光重温院子里的水泥路和树，心里竟有些温暖，温暖来自于病人家属的恳求的目光，还有来自于医院窗口递出来的饭菜与声音。自吴奶奶代表三圣街全体人民的意志对陈道生进行教育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跟于文英联系过，于文英也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76号大院一次都没进过。他们就像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远房亲戚，只是在记忆中保留着一些省略不掉的轮廓。
于文英是沿着里边的围墙出来的，她跟陈道生突然相遇，俩人都有点猝不及防，于文英惊讶地问，“陈叔，你怎么在这？”陈道生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说，“刚好路过这里，我以为你下班了呢。”于文英在夕阳的暗黄色的光线里发现了陈道生很沮丧就问怎么回事，陈道生将这一天倒霉的经历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好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喋喋不休起来，“自从被医院开除后，这大半年来，一直不顺，你说人不会永远倒霉，我怎么就连着倒霉呢？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于文英说，“比一生近，比半年远，要是你这样的人一生都翻不过身来，那人世间就真的没有公平了。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人间没有道理，头顶上有天理。”陈道生说，“我又不活在天上。”于文英说，“不说这些了。我看你每天拼命地蹬三轮，无论是抢还是打架，都不是人家对手，还不如趁早就歇手算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到大昌公司去帮忙，平时帮着收拾收拾，有快件和托运来的货就帮着送一下，活轻闲，收入也能固定，工资我可以让老板多开一些。”
陈道生说，“不用麻烦你了，我在公司干不好，当初在刘思昌欧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就砸了好几笔生意。”于文英说，“大昌是个快件公司，没多大业务，主要也就是送货上门，跟刘思昌不一样。”陈道生问，“要是这样，我倒可以去干一段日子，大昌公司你能做得了主吗？”
于文英很轻松地说，“没问题！那是我男朋友开的公司。”
陈道生全身上下像是被电麻了一下，肌肉绷直了，脚步也就抬不起来，鞋子被固定在路面上，咬得死死的，这种反应很短暂也很隐蔽，不轻易能看出来，陈道生迅速稳定住自己的心脏，站在原地“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于文英像是在跟叔叔汇报工作一样地说，“这两年，我都被缠死了，三圣街的人，还有一些亲戚同学朋友都给我介绍男人，我都推了，可这一次是我表姐赵文丽介绍的，她帮过我们，欠她人情，也就跟王大昌见面了，人很勤劳，能吃苦，三十八岁的时候被老婆蹬掉了，开了间小公司，赚不了多少钱，日子倒也是能过的。”陈道生问，“你男朋友多大了？”于文英说，“四十七，比我大十三岁。”陈道生说，“也好，毕竟有一家公司，不像我，连一间小店都开不好。”这话听起来有点酸，话音没落陈道生就后悔了，于文英只能按照陈道生的字面意义上往下说，“也不是开不好店，要是你愿意卖假名牌，不早就发了，一开始，我也觉得真的肯定能打败假的，可眼下的世道，假的肯定能打败真的。”陈道生说，“现在哪有什么真假，挣不到钱的男人就是一个假男人，钱家珍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你男朋友能开得了公司，说明人家有硬道理，所以就能找女人了，像我这样的，没钱没发展没硬道理的人，也就只好打光棍了。可我饿死累死不会干缺德事的，假货挣的钱花着能安心吗？”陈道生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气话，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于文英接着他的表面意思继续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五年十年以后，有钱的肯定是你，你手里攥着的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大昌公司租住在沿河路一幢两层小楼里，办公室一间，库房两间，这种格局使得办公室更像是仓库保管室，里面只有一部灰蒙蒙的电话和两张样式陈旧的桌子，椅子的腿不牢固，陈道生坐上去的时候摇晃得很厉害，四十多岁的王大昌看上去像五十多岁，推一个寸头，衣着朴素而呆板，标准的下岗工人形象，他对坐在摇摇晃晃椅子上的陈道生说，“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中转货站，接货送货，很简单，卖苦力的，所以也就委屈你了，一个月开你五百块钱，不嫌少吧？”陈道生说，“不少，不少。”
陈道生的秋天按部就班，他谨慎地蹬着三轮车，甚至害怕轧死路上无辜的蚂蚁，这种神经过敏在季节进入冬天的时候就渐渐地消失了，或者是麻木了，天太冷，他蹬车的速度快了起来，这一天他骑着三轮车送一箱从广东发过来的货到临河小区87幢502室，箱子是木头做的，钉得很死，外包装上写着“电子元件”，因三轮车不许在城内跑，陈道生要专门拣小巷钻，他像个游击队员多绕了四公里路才赶到临河小区，扛着很重的木箱爬到五楼时，陈道生已是满头大汗，敲开502的门，门缝里出现了陈道生很熟悉的半边脸，好像见过的，等到门完全打开的时候，这张脸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陈道生，是钱家珍。
钱家珍看着一脸汗水的陈道生，一惊，随后她用嘴指挥着陈道生进屋的走向，“进来吧！放到里屋的铁柜子下面！”陈道生搬着箱子走进了设施简陋的两室一厅，房间里的一个大彩电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正在比赛唱歌，凌乱的席梦思床上胡乱地摊着花被子，床头柜上一堆瓜子壳注解着钱家珍在这屋里的生活情景，放下箱子，陈道生抹着一头变冷的汗，“这是你的新家？”衣着显然已经变得邋遢的钱家珍很不满陈道生的口气，“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要不是来送重要文件，是不能进来的。”陈道生说，“木箱子里面不是电子元件吗？”钱家珍说，“不要多问好不好？”
陈道生不问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一幅放大了的彩色照片上，照片上的钱家珍穿一件夸张的红色羽绒服，依偎在一个显然比陈道生更有风度的男人怀里，男人看上去比陈道生年轻，但眼角的皱纹暴露了他骨骼的老化与脆弱，陈道生并没有什么激动，只是对钱家珍说，“小莉减了一年半刑，她在信里要我告诉你，让你不要跟我吵架了，有空去服装店帮忙，提前释放后她就去店里干活，哪儿也不去了。我没说店关门，也没说离婚，被骗三十万更不能说了。”钱家珍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她伤心地说，“你要是像个男人，我又哪会跟你吵架，哪会走到这一步。”陈道生没有了刺痛，也没有了恼怒，但他有一股犟劲，“我没有钱，没有势，我什么都不是，但我是一个男人，没有哪家条文规定，有钱有势的才是男人。”钱家珍止住了哭，她被陈道生的话噎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陈道生指着墙上的男人说，“如果这个大款真能让你后半辈子过上舒心的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钱家珍向陈道生要了女儿的地址，她说要给女儿寄钱去，陈道生说，“小莉没出来前，不能把被骗三十万，还有离婚、服装店关门的事告诉她，地址也别要了，每次信里我都说你惦记着她呢，算我求你了，好不好？”钱家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钱还了多少了，陈道生说，“你还能记得这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总共还了两万七千多块钱，反正这三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抽过一包好烟，两毛八一包烟，每天只抽半包，能省的钱都省下来还债了，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我闯下的祸，我认了。”钱家珍不吱声，她坐在光线明亮布局混乱的房间里发愣。
陈道生临走时说，“你能不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要是厂里发买断的钱，我好通知你去拿。”钱家珍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保密的。”
此后，凡是有临水小N87幢502室的货，陈道生总是自告奋勇地去送，每次去送货都是钱家珍接收，他一次都没看到过那个大人物，陈道生第三次去送货的时候对钱家珍说，“你要是有什么苦处不好说的话，我代你去报案。”钱家珍把脸一沉，“你是我什么人呀？瞎操心！”陈道生也不生气，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说，“我总感到这屋里气味不对，我是怕你被骗了。”钱家珍跳起来说，“你才是骗子，我被你骗了二十年。”陈道生一听这话，没接话，很没趣地走了。
陈道生是第五次送货上门时被警方抓获的。
他扛着一箱子货爬到五楼很辛苦，他本来想进屋后问一问钱家珍，电子元件怎么这么重呢，累得他每次气都不够用。他敲门的时候，先是没反应，然后他就在屋外喊，“钱家珍，钱家珍，开门！”这一次门开了，他搬着箱子一进屋，只感到腿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地上有一些瓜子壳和香烟头，他听到头后面有人喊，“铐上，铐上！”
审讯室大同小异，而且陈道生已经不止来过一次了，所以他很镇定地面对着神色激动的警察，警察问他跟货主什么关系，陈道生说以前是夫妻关系，三年前离婚了，警察很兴奋，他们的兴奋使得语言和动作都凶狠了起来，先是拍响了桌子，然后又让他老实交代，陈道生说他是大昌公司送货的，货是广东发来的，就这么简单，他站起身想走，可手上戴上了手铐，于是陈道生就对警察说，“把铐子打开吧，你们抓错人了。”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不理他，他对身边的警察说，“快去，立即把大昌公司的老板抓起来！”
抓捕王大昌的警察回来了，说王大昌弟弟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他去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了，警察赶去的时候，他刚上飞机走了。“货恰好也是从广东发过来的，对吧？这是一条狐狸！”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说。
主要嫌疑人郭文达和钱家珍在警察进屋前就已经逃走，供货的王大昌又去了广东，这个链条一断，陈道生就成了这个案件中至关重要的嫌犯。交锋了一晚上后，陈道生已经讲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自己送的货原来是假币，警察告诉他，经他手送的假币就有三千二百万，陈道生听得头皮都炸了，三千二百万要买多少脑袋呀，钱家珍呀钱家珍，你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脑袋的买卖呢？他眼前猩红的灯光像是枪毙钱家珍喷射出的鲜血，湿漉漉的，心里的恐惧一阵阵地袭来。
王大昌是在广东弟弟的火化炉前被抓获，押解回双河后，审讯了三天，讲的情况与陈道生一样，大昌公司不过是全国联网的一家快件公司在双河的一个中转站，收货送货赚一点手续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是无权开箱检查的。陈道生和王大昌当然是无罪的，他们是一同被放出来的，警察在送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安慰性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于文英没敢去76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她知道陈道生晚上会去秦大爷的杂货铺买烟，终于在第六天，她与买烟的陈道生似乎是不期而遇了。
站在漏风的巷子里，暗黄的灯光的阴影后面，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乇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作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己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上来说，“没什么，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