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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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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分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丰乳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着满腹的心思和欲望上路，他们像怀孕的孕妇一样，肚子里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 责任与使命，这样，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就跨不过世纪，它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一个很吉利的日子正式破产。港商孟遥往来于香港和双河之间，他带来只是许诺和理念而不是资金，一条德国的旧生产线刚刚上马，就生产出百分之八十的不合格的产品，而另外三条生产线就放在德国的仓库里永垂不朽了。在香港开赌场的孟氏父子，他们最大的本领是会博弈和下赌注，而不会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所以双河厂灭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双河厂正式破产让下岗近八年的工人们最终没从资本家手里拿到许诺的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人就更惨了，他们一个月拿二三百块钱工资等着时来运转，可等到的却是合资与外企美梦的破产，他们在头发熬白后，成了正式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
世道无常，变化莫测。几年下来，五十岁的陈道生头发全都花白了，离婚后的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原来的慢性胃炎已经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佝偻着腰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糖葫芦，夏天的时候，糖葫芦没人买了，贩一些冰棍沿街叫卖，天热得狗都拖着舌头的日子，他又蹬三轮贩西瓜摆在三岔路口的树阴下卖，遇上连天阴雨和气温突然下降，西瓜就像地雷一样堆在他的视线里成为一种威胁，亏得找不到家门，亏得胃里出血。陈道生不敢冒险就只好再接着做小生意，他是一个不能再输一分钱的人，不是他小气，而是输不起。一九九九年冬天陈道生的腰更弯了，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地面，像是在地面上不停地寻找一把回家的钥匙，这种姿势日复一日，他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追忆逝水年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国营双河厂的工人找对象就像重点大学招生一样，分数线很高，都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漂亮的钱家珍当年能嫁给陈道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手里先是拿着一朵鲜花，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把鲜血淋漓的刀。三圣街和76号大院被这把刀砍得遍体鳞伤。
被砍得最重的吴奶奶死了，当年劝陈道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吴奶奶是喝老鼠药自尽的，死的时候脸色成酱油色，很怕人，眼睛顽强地睁着，属于死不瞑目。吴奶奶儿子儿媳下岗后就去了浙江宁波的一个皮革厂打工了，留下孙女吴粉丽跟吴奶奶相依为命地住在76号大院，吴粉丽跟陈小莉不一样，从不浓妆艳抹，也从不出去鬼混，而且非常孝顺，奶奶的洗脚水每晚都是她打好了送过去，帮奶奶梳头，给奶奶倒尿盆，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一个好孩子，她是作为陈小莉的正面典型出现在三圣街和76号大院的，大家都说吴奶奶教育有方，吴奶奶就说孙女自身品行端正，很是谦虚。吴粉丽先是在一个理发店学理发烫发，打算学成后自己在三圣街开一个小理发店，可理发店一直没开起来，人却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进了美容院，吴奶奶问为什么不进理发店而进美容店，吴粉丽说现在人都讲美容，理发的很少，吴奶奶也就没怎么在意，可干了没多久，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三圣街76号大门前，警察通知吴奶奶准备五千块钱罚款送到公安局去，而且告诉她吴粉丽要拘留十五天，家里最好送些衣服去，天已经很凉了。吴奶奶问怎么能抓我孙女呢，多听话的一个孩子，警察告诉她吴粉丽在蓝天宾馆卖淫被当场抓获了。吴奶奶听了后，说马上就去，她没去拘留所，而是去了农贸市场，买了两包三步倒的“毒鼠强”，回到家里净身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老鼠药和着红糖水喝了下去。她临死的时候除了脸色难看，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
吴奶奶的儿子儿媳回来奔丧，从老人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借给陈道生一千八百块钱的欠条，陈道生拿出账本对吴奶奶儿子吴天根说还过两百了，吴天根哭着说带的钱不够办丧事，陈道生就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二百块钱掏了出来，还差一千四，院子里的街坊邻居不能眼看着吴奶奶不能按期火化，就纷纷掏钱，陈道生说，“你们凑的一千四百块钱都记在我头上，我认账。”
陈道生认账也就是口头认账，这么多账这么多年都认不了，眼下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认什么账呢？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当真，可陈道生在吴奶奶丧事办完后，规规矩矩地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了具体数字。陈道生想，要尽快把这一千四百块钱还了，要是这些钱不先还上，大家对后面的债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有时真希望大家来跟他吵架逼债，逼债只是让他难堪，不逼债却是对他绝望，反正不管怎么做，陈道生都很痛苦，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在年底前先还上一千四，可卖糖葫芦的生意越来越淡了，如今冬天的孩子们喜欢糖葫芦的少了，大街小巷不知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卖烤羊肉串的，还有卖炸串的，沿街叫卖糖葫芦串就像沿街挑个剃头挑子招呼人剃头一样很不合时宜了，有时一天都挣不了十块钱。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历史的无情。
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道生对三圣街不提还债的事很不踏实，他甚至盼着有人来逼债，真的等到债主们一上门，陈道生却又有着生不如死的痛苦。
糖葫芦已是卖到尽头了，要想在跨世纪的年关还上一大笔钱，除非把糖葫芦在锅里熬成一张张百元大钞，陈道生在院子里一边劈碎木柴，一边胡思乱想，吴奶奶办丧事留在院子里的残存的纸灰在风中盘旋，花圈的纸瓣花花绿绿地被卷到半空中，他突然想起，那天吴奶奶喝药死在床上后，殡仪馆的车子开到巷子里，吴奶奶的房门很窄，担架不好抬，只能背到车上去，背尸体的劳工一开口就要二百块钱，还说这是最低的价格，背尸工用一根红绸带子扎住吴奶奶已经僵硬的腰，然后慢慢地挪到后背上，稳住，再小心翼翼地将吴奶奶背到了殡葬车带轮子的担架上。就那么四五十米远，就挣了二百块。
陈道生想到了当年在市二院曾护理过的一个癌症病人是市殡仪馆馆长的父亲，老人临死的时候对馆长留下的遗言是“陈师傅比你们当儿做女的都孝顺呀！”老人死后，馆长为感谢陈道生周到的护理，就把老人病榻床头柜上的一个旧台灯送给了他，另外还送给了他三包“红山茶”香烟，当时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去殡仪馆找我。”陈道生心里很不高兴，找殡仪馆能有什么事，不就是火化吗？找医院也不能找殡仪馆呀，这人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忌讳呢？
他记得馆长好像是姓杨，四年过去了，也不知馆长是不是换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算去找馆长，他想当背尸工。
陈道生花五块钱在秦大爷杂货店买了一包好烟“红山茶”后，骑着自行车去市西郊的殡仪馆，路上骑了一个半小时，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活人，而且看上去与死亡毫不相干。殡仪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要不是走到告别大厅前听到哀乐声和哭声，很容易把这里误认为是一处度假山庄。
陈道生穿过二号和三号告别大厅的夹缝，沿着一条铺满青石板的窄窄的过道来到后面的两层办公楼里，敲门推开馆长办公室的门，见馆长正在办公室里埋头看一份文件，“要排队，都来开后门，我也没办法。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陈道生小心地凑过脑袋说道，“杨馆长，你不认识我了？我给你爸当过护工。”杨馆长站起身来，仔细地揣摸着陈道生脸上的格局，突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你姓陈，对不对？老爷子临死的时候，不说我好，偏说你孝顺。”说着就上前来紧紧地握住陈道生的手，看陈道生表情不像是家里死了人的，于是就说，“是亲戚还是朋友火化，我给你破个例，提前安排一下。”
陈道生掏出“红山茶”香烟给杨馆长敬了一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一再说，“要是还需要人的话，就请杨馆长帮帮我的忙，不然我真的跨不了世纪了。”杨馆长听了后很爽快地说，“正好我们要换人呢，可根本找不到人来顶，你愿意干算是帮我忙了。”陈道生有些不安地说，“要是你们不缺人手，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抢人家饭碗。”杨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说，“是这么回事，现在的背尸工是河远县乡下的，都五十八了，背不动了，一个月前就要回乡下了，一直找不到人顶，你来了正好，我这就通知财务科让他结账走人。”
半个小时后，那位背过吴奶奶的瘦老头来向杨馆长辞行，他很委琐地站在杨馆长的身边，悄悄地塞给杨馆长一沓票子，“杨馆长，多亏了这两年你照顾我，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去拜年了，这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杨馆长一把推开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收你的钱跟拦路抢劫是一样的，快走吧！回家把房子翻盖好，留点钱喝点小酒打打牌，这两年也不容易了。”
杨馆长将老头的五百块钱又塞回了他的口袋，老头抹了一把眼泪鼻涕说，“杨馆长，你是大好人呀！菩萨会保佑你！”说完就走了。
职业分工是很有讲究的，既有面子又有钱的职业很少，大多数职业是有面子，但没钱，要想找挣钱的职业，必须干别人不愿干或不敢干的事，这就是剑走偏锋，比如当男护工，当火化工，当背尸工，当妓女，当骗子，当强盗。不过，人活在世上，也就是图个面子，所以人们都愿意要面子不要钱，哪怕一个月只拿两三百块钱，要是你是坐办公室的，就很让人尊敬。陈道生也一样，他是极要面子的人，但眼下为了多挣钱，他根本顾不了面子，如果继续走街串巷光明磊落地卖糖葫芦，今年年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那将是既没有钱，也没有面子的鬼门关。他决定当背尸工几乎是义无反顾的。
一般人都了解宾馆而不了解殡仪馆，不是难以了解，而是不愿了解，陈道生当然也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死亡地点应该是死在医院里，死在医生抢救的最后一秒钟，当然也有暴死于车祸现场施工现场以及溺死于河湖水泊的，此类死亡比较好办，殡仪馆车开去后，抬上轮式担架直接推进车里送殡仪馆冷库，等到发布了讣告吊丧三天后，在殡仪馆告别大厅作最后遗体告别，哀乐声哭声惊天动地过后，化妆很好的死者就推进炉子里化为灰烬了，火化工们烧人就像烧柴一样，边看炉火，边抽烟，很冷静，很从容，没人烧的时候，他们很失落，就像旷工和工作不努力一样的神态，心里很空虚，这是一种职业反应，与人本性是否善良与残忍无关。
陈道生的背尸工作与一种另类死亡有关，像吴奶奶那样死在担架推不进去屋里的，还有心脏病突发死在办公室里的，夜里睡觉脑溢血死在很高的楼房里，这类死亡的几率不高，但比较麻烦，窄门里轮式担架推不进去，高楼电梯里太狭小，担架长度不够也进不去，死了的人总不能让四个活人一人拎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从楼上一层一层地往下抬，很麻烦，也很不方便，这时候就需要陈道生这样的背尸工，将尸体用自布裹好，再用红绸带捆扎上，由背尸工背到担架上，这是双河本地的风俗，死了的人不能被几个人搬运，更不能一人拎一条腿抓一条胳膊，那叫五马分尸，很不吉利。平房里是两百块钱起价，楼房是两百起价每层加二十块钱，要是从十五层楼上背下来，一次就能挣五百。背尸体的收入由殡仪馆跟陈道生三七分成，从平房背一个死人，陈道生可以得一百四十块钱，而从楼房里背一个下来，就可以得二三百，甚至更多。只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
陈道生平时的工作是跟殡仪馆的运尸车一起出动，双河市每天死的人不少于七八个，但需要背的很少，有时一天能遇上一两个死在家里或死在高楼里需要背的，有时三五天都遇不上一个，要是到医院运尸，陈道生就不用跟车了，他跟火化工老严老林一起在炉前抽烟说闲话，甚至还可以谈论女人和爱情，没有人会对火化工的工作态度提出质疑，死者家属总是要送给火化工们一条烟让他们烧得小心点仔细点，陈道生跟老严老林在炉前的时候很轻松，香烟一支接一支，关系挺融洽，老严一点都不严肃，他跟陈道生开玩笑说，“将来我烧你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烧得干净些。”陈道生说，“你怎么知道我比你死得早些呢？”老严说，“你五十，我四十八，按先后顺序也该你先进炉子。”他们谁也没有当真，说了也就忘了，仅限于说说笑笑而已。
76号院子里都知道陈道生不卖糖葫芦了，但不知道陈道生在外面找了什么工作，按说陈道生找到了工作应该主动说一下才是，可这个工作不能讲，在医院当男护工不过有些丢面子罢了，而当背尸工会让院子里沾上晦气，院子里大多数街坊估计陈道生可能又去找了男护工的活，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
陈道生每天天没亮就出门了，一是火葬场在西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还有就是怕被院子里的人发现，他出门的时候就像去当小偷一样，动作很轻，姿势也不够光明磊落，要是谁家的开门声响了，陈道生就会吓得一跳，然后推着车慌不择路地骑上蹬得飞快。背尸工让他的腰直不起来，心也直不起来，他总觉得这钱来得太快，像是敲诈勒索一样，而且有点发死人财的难堪与可耻。每天骑车快到城边上的时候，天就亮了，太阳在他的背后升起来了，他跳下车买一块烧饼就着一碗稀饭喝下去，喝下去后胃里却更不舒服了，像喝下去了死人的血肉。直到有一天他问杨馆长，“我这钱就该这么多？”杨馆长对他说，“这个价格是经过物价局核过的，少是少了点，可我们也没办法。”陈道生本来嫌多，杨馆长这么一说，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陈道生并不怕死人，他在市二院当护工的时候，那么多人死在他面前，甚至到临咽气的时候还拉着他的手迟迟不愿松开，死者把手心里最后的余温留给陈道生，陈道生常常是伤心得泪流满面，现在背尸体的时候，他总想着自己是在背着一口袋粮食，没有丝毫的恐惧，从感情上来说，他有时候把心理调整到背自己的父亲母亲上来，一种孝子贤孙的感动油然而起。他真正的恐惧还是来自于对挣钱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死者家属敢讨价还价，这种强行交易的不公平让他的胃里倒海翻江地难受。
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刘皋是突发心脏病死的，在市政府十六楼办公室里，他正在召集市公安局长和防暴队长研究如何应对楼下一千多上访的工人，那些没饭吃的下岗工人们情绪很激烈，上午十点的时候开始冲击政府大楼，副市长非常恼火，“冲击政府办公场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防暴队给我将带头闹事的抓起来！”闹事的还没抓起来，副市长却倒下来了，他捂着胸口说了一句，“快叫医生！”就扶着桌子慢慢地瘫倒在地上，公安局长防暴队长共同架起副市长，副市长软软地往下沉，眼睛的瞳孔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等到医生赶到时，他们折腾了一会后说，“通知殡仪馆来车吧！”陈道生就跟着殡仪馆的车来了，楼下闹事的工人们听说市长被他们气死了，全都一哄而散。十六楼的副市长办公室里挤满了一屋子的市长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们，陈道生进去的时候，领导们都要陈道生慢点轻点，再慢点再轻点，脸上巨大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兔死狐悲的伤感四处蔓延，陈道生看到副市长非常年轻，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只是脸上扭曲着死不瞑目的痛苦，陈道生对死者一视同仁，他很镇静地将副市长用白布裹好，又用红绸带扎好系到自己的后腰上，一步一步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政府大楼的电梯很小，设计的时候从没考虑过抬死人的担架能否进来，所以陈道生必须从十六楼往下背，背到五楼时，陈道生头上汗如雨下，气喘得厉害，副市长好像是每下一层楼就增加一些重量，压得陈道生脚步越来越沉，到了一楼大厅的时候，他几乎支持不住了，腿晃了几晃，身后许多声音惊叫着，“稳住，稳住！”陈道生屏住呼吸，咬着牙稳住了，当他把副市长平稳地放到担架上时，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一屁股坐到了坚硬的水泥地上。现场很乱，没有一个人掏钱，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