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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声起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陈道生很快就想清楚了，卖一个肾，把钱全部还完跨世纪，要是能卖三十万，他还完债还可剩下四五万，将来开个小店，要是只有二十五万，那就靠政府发的低保金，再打点零工聊以度日，反正只要能把债都还了，他什么都愿意付出。更何况两个肾与两只手不一样，少一个无所谓的。这就更加坚定了陈道生的卖肾的信心。
那么他到哪儿去卖肾呢？不能找赵文丽，也不能对院子里的人讲，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一刀切下去，切断了血管主动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了，这种拿命换钱的做法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信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卖肾的事只有出卖者跟病人家属谈妥，然后通过医学检查，活体合格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就像买卖煤炭和粮食一样，而且一次性付钱，合同中必须注明对出卖活体者此后的生死一概不负责任，双方签字后生效。
陈道生要赶在跨世纪之前，将自己的肾卖出去，他想一下子还完了二十五万块债务后该如何解释钱的来历呢，他甚至想到了一种很幽默的回答，“刘思昌回来了，把钱都还给我了，还付了利息呢。”这当然只能是笑话，后来他想好了，实话实说，等所有的人都收下钱后，他就说是用肾换来的，那时候别人也不会把钱再塞回给陈道生了。
陈道生准备卖肾前，刮掉了脸上胡子，将衣服浆洗得很干净，棉袄上口袋炸线的部分，赶紧缝好，一双旧皮鞋又擦了些油，他要给病人家属干净而健康的形象，在秦大爷的杂货店花三块八毛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后，他就以看望病人的探视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医院里。医院里气息是熟悉的，医院里的走廊是他当年进出最多的通道，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让他对医院充满了家的依恋。
只是陈道生乔妆打扮使他心情像个混进革命阵营的特务，因为他根本没有探视对象，在走廊时，他很熟练地问医生，“尿毒症住在哪一层？”一个戴口罩的医生头一偏说，“四楼。”
陈道生在四楼的第一个病房里试探着问了需不需要。肾，病人家属是一位中年妇女，床上躺着她的十几岁的儿子，陈道生看着漂亮的男孩得了尿毒症，心里一阵难受，他很愿意把自己的肾分一个给他。可那 位中年妇女很可疑地看了一眼头发花白的陈道生，“你多大年纪了？”陈道生说，“刚满五十，在移植的年龄段之内。”中年妇女噢了一声，“我们不需要了，一个星期后要枪毙一个二十三岁的抢劫杀人犯，已经联系好了。”陈道生就像推销矿泉壶的小贩子被用户拒绝一样，有点自讨没趣的难堪。
为了迎接新世纪，最近市里要枪毙一批强奸杀人抢劫绑架的死刑犯，而且个个都是年轻力壮的死囚，肾源还比较充足。陈道生是在第六个病房里遇到买主的，患者是一个电机厂的下岗工人，叫邱成虎，四十二岁，她妻子听说陈道生要卖肾，就抱着丈夫的头哭了起来，“成虎，你有救了！”邱成虎一点反应都没有，脸上是冷漠而麻木的表情。邱成虎妻子的激动很短暂也很不牢固，当她的手摸到自己的口袋时，一种更大的绝望比没有肾源还要强烈，“成虎，我对不起你呀，哪有钱换肾，家里连饭都没吃的了，二三十万，借不到，抢也抢不来呀！”说着就瘫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邱成虎一如既往地坐在那里，也不用手拉妻子，他像一个冷血动物一样，眼神呆若木鸡，过了一会，陈道生发现，邱成虎的眼睛里流下了一串泪水，但他斜躺的姿势依然没有变，那是一种心如死灰的姿势。陈道生能理解这一切，他拉起了倒在地上的女人，说，“妹子，你说你有多少钱，我分一个肾给这位兄弟。”邱成虎妻子摇摇晃晃站起来说，“东拼西凑了九万块钱，连一半也不够。”陈道生连想也没想，说，“给八万，我卖给你。”
第二天一大早，陈道生来医院验血做体检，医生听说陈道生的肾只卖八万块钱，就对他特别小心，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位雷锋，还是一位脑子有问题的疯子。在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后，医生从各种仪器和数据中得出结论，“肾源很好，完全符合移植标准。”于是陈道生走出检验室就跟邱成虎妻子在医生办公室里由主治大夫主持，签了合同书。陈道生签完姓名的时候，感觉到后腰上凉凉的，好像钢笔一落，肾就少了一个。医生像记者一样用采访的口气问陈道生，“八万块钱，你怎么愿意出让活体肾，要知道一般情况下都是三十万。”陈道生说，“我欠了二十五六万，本来我是想卖肾还债的，可人家两口子都是下岗工人，家里还有孩子，饭都吃不上，比我还要难，我缺的是钱，他不仅缺钱，还缺活下去的机会。所以我就卖了，就这样。”医生冲过来跟他紧紧握手，陈道生感到医生的手里有一股药味。
换肾的手术要由最权威的医生来主刀，因为这牵涉到两个人的性命，所以那位头发全白了的老专家在手术前一天查看了各种数据后，要求再做一次。陈道生又一次被推进去做了检查，老专家在对陈道生的血压做了连续五次测量后，皱起了眉头，他说，“活体。肾源提供者的血压不稳定，两次正常，三次不正常，这在移植案例中出现过，属于不符合移植条件的活体。因为他的高压达到了一百六，要是手术时，高压继续升高，那就下不了手术台。”
邱成虎的妻子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老专家安慰她说，“我们要对两个人负责，这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你不要急，再等等吧，会有肾源的。”而陈道生被宣布不符合移植条件后，就像宣判了死刑一样很绝望，八万块钱的还债计划已经盘算过多少次了，这下也完了。
临走的时候，陈道生像犯了错误一样对邱成虎妻子说，“妹子，对不起你了！”邱成虎妻子不哭了，她望着蓝汪汪的天空说了一句，“他命该如此，哪能怪你呢。”
陈道生卖肾计划破产了，他是以失败的心情很不情愿地跨进新世纪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陈道生突然想起了邱成虎，他想去看看邱成虎是不是找到了肾源，顺便将两瓶水果罐头送过去。到医院病房一问，护士告诉他，邱成虎在得知肾源提供者不符合移植条件后不到五分钟，跳楼自杀了。
陈道生站在病房里，看着空荡荡的床铺久久地发愣，窗外的天空飞过一群鸽子，鸽哨声划过窗口，陈道生觉得邱成虎跟鸽子们一起飞到天上去了，想着想着，泪水夺眶而出。
3
陈道生是背着一身巨债跨进新世纪的，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二○○○年元月一号与所有的日子没有任何区别，太阳升起来了，形状大小一如既往，天上有些旧棉絮一样的云，阳光就缩水了，混沌而灰暗，像是从蒙着塑料布的窗子后面渗出来的，报纸电视上对这一天捏造了许多意义，可对于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中生有的一天。
湖远县乡下的陈道生表弟何桂泉过年前来找陈道生，自打六年前上门讨要一千二百块钱债务后，何桂泉觉得驳了陈道生面子，一直不好意思上门，陈道生因家里不断遭遇变故，也没心思与亲戚往来，走亲戚也是要本钱的，一个被生活挤压得端不起碗来的人，哪有联络亲情友情的优雅而浪漫的情调呢，所以说穷人没有亲戚是有一定道理的。何桂泉以前也是一个穷人，三十六岁还打着光棍，被一个妓女敲诈了两千块所谓的打胎费后，气得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爬起来后，他揉了揉血红的眼睛，开始发愤，先是倒卖粮食，后来办了一个饲料厂，由小到大，滚动发展，他来找陈道生的时候，已经是年产三万吨饲料富甲一方的农民企业家了，家里盖起了楼房，而且娶了一个农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做老婆兼副总经理，比他整整小了十六岁，前年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何桂泉出现在陈道生面前的时候，腋下夹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当年混乱的头发也向后梳去，而且打了不少定型胶，这样的发型再配上一身藏青色的西服外加一条打得很不规范的红领带，看上去很有点副乡长的派头。何桂泉早就听说表哥陈道生的遭遇，得知钱家珍跟陈道生离婚后，打了多年光棍的何桂泉深知没有女人的苦楚，所以这次来是想给陈道生介绍一个女人，他对陈道生说同乡有一个小学民办教师四十二岁，刚刚跟当了副乡长的男人离婚，她男人有外遇。何桂泉说你们俩都是感情受过挫折的人，挺般配的，年龄也合适，你把她带到城里来，晚上睡觉也好有个焐被窝说话的人。陈道生摇着头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能养得起别人？”何桂泉说，“你俩做点小生意，吃饭应该是没问题的。”陈道生有些激动地说，“我在没还清债之前，不会再找女人，不是我不想，是我不配，女人嫁给我，等于就嫁给了一大笔一生也还不清的债务，钱家珍受不了罪离了，跟一个犯罪分子跑了，虽说她有责任，但我这个大男人养不了家，是我害了她。”说到这里，陈道生眼圈就红了，何桂泉说，“是她背叛了你，你又有什么惭愧的？你就是心太善了，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一点都不错。”陈道生不说话，将头埋在烟雾中，“也不知道钱家珍跑哪儿去了，被通缉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何桂泉说了声活该就拉着陈道生出去喝酒了，在一个干净而体面的小酒楼里，两个人将一瓶“剑南春”喝了个底朝天，酒喝多了，陈道生话也多了，他说他想去投奔表弟，到表弟乡下的饲料厂当推销员，卖多少猪饲料提成多少钱，要是做得好的话，还债会快一些，“我总怕这辈子还不完了。”何桂泉说，“你不适合搞推销，像你这样的老实人，在没学会骗人之前，是不能做生意的。陈道生说，“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也会骗人了？”何桂泉笑了，“不能说我学会骗人了，但人家骗不了我，倒是真的。当年敲诈我的那个小婊子，去年我给公安方面的弟兄们打点打点，找了一个理由把她弄进去了。要是骗你的那个大骗子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话，我出三十万把他的脑袋卸下来交给你，这他妈就是一个以恶制恶的年头。”陈道生对探讨这些深奥的问题没有兴趣，他要何桂泉表态，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何桂泉说，“不行，你不适合搞推销。”
旧历年底又到了，陈道生这一段时间没有出去找活做，挣的钱全都还债了，这个春节，他只有靠低保金过日子了，最近低保金涨到了一百五十八，过年的钱够了。他很想去找于文英谈谈，但又不知道她家的电话号码，想去大昌公司，可一进去就会让他想起手铐，而且那也不是谈私事的地方。腊月十八那天，于文英却主动找上了陈道生的门，这让他很意外，是早晨七点多钟，院子里的男人们正要出摊去，于文英很从容地跟他们打着招呼，胡连河他们还开玩笑说，“老板娘怎么有空到我们贫民窟来视察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院子里送点温暖吧，大昌公司现在气粗了。”穿得一身清爽的于文英笑着说，“还是等刘思昌来送吧，他不是送了好多塑料盆给你们吗？”大家也就说说笑笑而已，坐在门口的陈道生双手抄着袖子，嘴里咬一支香烟，脸埋没在烟雾中，看上去像一个孤寂的五保户老头，一种没落的气象让于文英看起来心酸。
于文英进了陈道生的屋里，自己找了凳子坐下，她从口袋里摸出两包“阿诗玛”香烟塞到陈道生手里，“没出去找事做？”陈道生将手从袖子里抽出来，不停地搓来搓去，“没什么事做，我正想找你征求意见呢，能做些什么买卖呢？都跨世纪了，这么多钱一天不还，我一天就抬不起头来。”于文英说，“我就是来找你问问打算做什么买卖，我想跟你一起做。”陈道生说，“你不是在大昌公司干得好好的吗，跟我一起做什么买卖？”于文英望着他，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我跟王大昌离婚了，手续昨天办的。”陈道生嘴里咬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
王大昌的公司做大后，买了写字楼，包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在“碧云花园”租了一套房子寻欢作乐，一天早上，住在碧云花园的赵文丽发现王大昌挽着一个年轻而苗条的小妞走在小区弯曲的鹅卵石小路上，她走上去跟王大昌打招呼，王大昌的手迅速地离开了细软的小腰，对赵文丽说，这是他女儿，那个被称作女儿的女孩子撅着猩红的小嘴显得很不高兴，而且很刻毒地说了一句，“谁是你女儿？于文英那个黄脸婆才是你女儿呢！”土得掉渣的王大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尴尬地干笑了几声。赵文丽当然将这一场景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跟王大昌闹了起来，王大昌对于文英说，“当初那个女人嫌我养不活一个老婆，把我给蹬了，老子现在养两个老婆给她看看。你在家里是老大，这个地位永远不变，行不行？”于文英哭着扑上去打了王大昌一耳光，王大昌回了两个耳光，然后他们就去办了离婚手续，于文英要跟王大昌平分家产，王大昌说最多只给一万五，要么就不离，于文英说一万五就一万五，离婚比结婚容易多了。
于文英是拿着王大昌的一万五千块钱回到三圣街老屋的，她要跟陈道生一起干，拿一万五千块钱做本钱，重出江湖，于文英说，“当初服装店是倒了，可我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们俩做不成生意。”陈道生此刻想的不是生意，而是人生无常，王大昌那么憨厚的一个人，像老黄牛一样勤恳，怎么也能做出这种事来呢，于是触景生情地说，“真不知道现在还敢相信谁，你就不怕我将来也骗了你。”他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男女之间的暧昧，怕于文英误会，就进一步明确地说，“你就不怕将来我也把你的钱骗个血本无归？”于文英说，“我相信你，所以就是你骗了我，我也认了。”陈道生说，“那你不就像我对刘思昌的态度一样了吗？”于文英坚定地说，“你跟刘思昌不一样。”陈道生说，“你怎么知道呢？”于文英讲不出理由，却一口咬定，“我知道。”
是开服装店、饭店、杂货店还是开书店、面包店，他们一直拿不准主意，项目越多，选项越难，这跟找媳妇一样，对象越多，挑选起来就眼花。他们眼花倒不仅仅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不能走远路、弯路，更不能选错路，还有资金技术的不足让他们的选择比选对象还要困难。
两天后，湖远乡下的表弟何桂泉托人带信来让陈道生去一趟，陈道生以为何桂泉同意让他去饲料厂当推销员了，就很激动地找到于文英说，“当推销员要是做得好的话，一年能挣两万多块呢。”于文英也很高兴，说我跟你一起去吧，陈道生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们坐了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赶到了湖远县乡下建在公路边的饲料厂，饲料厂里机器轰鸣，许多灰尘很厚的汽车、拖拉机将一车车猪饲料拉出厂门，陈道生和于文英还闻到了酒糟的气味，几个两层楼高的正在发酵的罐子冒着热气缭绕在冬天的阳光下，像一些纱缦卷来卷去的，一些生动的场景让陈道生很新鲜。
走进何桂泉古为今用的办公室里，陈道生和于文英在两张太师椅上坐下，何桂泉亲自泡了两壶茶送过来，是两把宜兴紫砂壶，上面还刻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唐诗，办公室颜色偏暗的墙上还挂了仿欧阳询的书法和一些笔墨粗糙的劣质山水国画，何桂泉显然是想以这些字画和茶壶将自己和农民划清界线，小学五年级毕业的他敢于附庸风雅足见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当然不能说骗人，他确实在练书法，一张枣红色的古旧的办公桌上摊放着宣纸笔墨和一些墨迹未干的糟糕的书法。
何桂泉见陈道生带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女人进来，就很不含蓄地说开了，“怪不得给你介绍对象你不要呢，原来我早就有嫂子了。你那天跟我云里雾里地说养不活之类的话，不全是唬人的吗？就凭你有这个绕来绕去的本事，你就能干推销员，卖猪饲料不仅要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还要能把活的说成死的。”陈道生没有反驳何桂泉，他看于文英也平静得恰如其分，就没纠正何桂泉误认的俩人关系，而是问，“你同意我当推销员了？说真的，我在双河待不下去了，挣不到钱，还不了债，每天见着街坊，胃里就像吃了猪饲料一样难受。”
何桂泉示意二位喝茶，“紫砂壶泡黄山毛峰，味道一绝。”然后他开始切入正题，“今天叫你来，倒不是让你当推销员的，当推销员最多一年就挣个一两万，你二十多万要还到实现共产主义那天差不多才能还清。回来后，我想了想，你最好到乡下来，把我们生产队当年三十多间猪圈牛圈修修补补，办一个养猪场，饲料就用我的，批发价卖给你，还少了运输费用，至于那些破圈，十几年都没用过了，也不用谈什么租金，年底杀一头猪请乡亲们吃一顿就行了，这个工作由我来做。按每次出栏两百头猪算，一头猪最少挣两百，这就是四万，一年出栏两次，就可以挣八万，三年不就把债还清了，当然了，养猪是很辛苦的。”陈道生听得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他说，“我最不怕的就是吃苦。”何桂泉又说，“当然养猪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遇到市场行情不好，还有猪瘟，那也可能就 是倾家荡产的事。”于文英说话了，“我表姐是医生，我也懂点医的。”何桂泉就说，“只要表姐能支持，我看可以赌一把，钱不够的话，我的饲料先赊给你。”
回来的路上，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