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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生去找何桂泉借钱买猪仔，何桂泉把眼睛一瞪，“我不借！”
陈道生递上去一支“茶花”牌香烟，何桂泉也没接，他自己拔出一支“红塔山”点上，“我是好心帮你一把，你不但不领情，还去举报了，要是我贩死猪，你也会把我送到牢里去的。”陈道生小心地说，“我是举报耿铁头的，那死猪肉要是真的让人吃了，出了问题可了不得。”何桂泉说，“耿铁头是我叫过来的，举报他不就等于举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死猪肉不是老鼠药，吃不死人的，早年是乡下人吃，如今让城里人吃，很公平嘛！耿铁头做了十几年死猪生意了，他从不在本县卖，全都卖给江苏上海的肉类食品厂做成了香肠、火腿肠、肉肠了，那玩意儿本来就掺了不少淀粉，没多少肉，又调了味精、香料，卖得火得很，这么多年都下来了，从没听说吃过一个拉肚子的，更不要说吃死人了。”陈道生问，“你卖给我的猪饲料也是假的？”何桂泉说，“不能说是假的，但也不像袋子上印的呢，三十万元的债虽说是我陈道生借的，但也不是借来给自己花的，是为了救女儿才借的，女儿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扔下孤立无助的丈夫，是乃不仁不义，陈道生想说，要不是为了还债，他早就在妻离子散的绝望中自尽了，这究竟是我害了你，还是你害了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算什么？但看到钱家珍一副落魄而凄惶的样子，话到嘴边了，又都咽了回去，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他已习惯了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所以就关心地问，“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
钱家珍跟了大人物郭文达后，一开始她以为真的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郭文达还给她办理了蓝色封面的“工作证”，她对郭文达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他不仅是钱家珍的上司，还是她的男人，为了保密需要，她跟陈道生离了婚，躲过了债务纠缠，也躲过了贫穷的毫无尊严的生活，直到公安那天来抓捕郭文达的时候，钱家珍都不知道她的秘密工作究竟是什么，郭文达拉着钱家珍提前逃跑了，逃亡的途中郭文达对她说遇到敌方的追杀，钱家珍想到为了国家的机密而逃避追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一路上为他买香烟打洗脚水铺床叠被，直到他们在一间乡下小旅馆里被撞门进来的公安用枪顶着脑袋的时候，钱家珍还振振有词地教训公安人员，“你们想坐牢是吗？”公安人员说，“想坐牢的是你。”见郭文达浑身筛糠一样的，她有些糊涂，中央派下来的，怕什么呢？后来，她当然知道了，郭文达是一个假币贩子，这些年在全国各地贩假币超过一亿元，更让钱家珍痛苦的是，这个假币贩子，是乡下的一个早年偷过生产队耕牛后来还强奸过妇女的光棍农民。郭文达很快就被枪毙了，钱家珍因为是被骗上当，而且确实不知真相，关了一段日子，就放了出来。钱家珍不好再回三圣街，离婚了也没脸再找陈道生，而且一想到那一辈子肯定还不了的债务，也就一个人四处流浪，后来就跟临水县城一个六十多岁的开私人诊所的牙科医生姘居在一起，今年冬天牙科医生患心脏病暴死，由于没有名分，牙科医生的儿女们就将钱家珍逐出门外，走投无路之时，她就回到了三圣街76号大院，她要陈道生给她一间房子住。当初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陈道生，三十万元债务也归陈道生，现在陈道生还清了债务，钱家珍又来要房子，陈道生就说，“那你就住小莉那间屋吧！”钱家珍泪眼汪汪地说，“你不要我了？”陈道生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你总要让我不窝囊一回吧！”钱家珍见陈道生这样说，哭着抱住陈道生的腿跪下了，“我对不起你，可我跟你二十年了，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呀！”陈道生拉起钱家珍，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塞到她手里，“你先拿着用吧！”说着转身就走出了老屋，出门的时候，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他想对她说，我在卖血，给人家端屎端尿，背死尸，卖糖葫芦昏倒在雪地里，那时候，你钱家珍在哪里？陈道生越想越伤心，泪水滚滚而下。
他去找于文英，于文英说，“你就住我这不走了。”陈道生就真的住下了。三圣街的街坊们都知道陈道生跟于文英早就在一起了，甚至他们认为早就结过婚了，所以第二天早上陈道生从于文英屋里出来的时候，74号院子里没有人对此表示惊讶，他们还主动跟陈道生打招呼，“老陈，早呀！”陈道生说，“你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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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风海鲜酒楼灯火辉煌，大厅里滚动着《喜洋洋》的民乐，三圣街的三百多位债主们全都聚齐了，三十桌宴席同时开席，三圣街的街坊们把过年穿的好衣服都提前拿出来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豪华体面的酒楼，他们走在酒楼里，脚步很虚，低下头再看，原来是毛茸茸的毯子，少数人问要不要脱鞋子，见过世面的就哈哈大笑起来，嘲笑着说孤陋寡闻之类的话，要脱鞋的街坊们脸就红了，说，“吃饭的地方铺上毯子，弄脏了怎么得了。”
音乐声、说笑声、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陈道生穿了一身新买的棉袄，脚上还换了一双新皮鞋，他迈着大功告成的步子频繁地跟每一个来宾握手，于文英忙着给每桌发两包“红塔山”香烟，又摆上三瓶“河远特曲”，她和陈道生共同接受着街坊们的恭维与夸奖，有人说，“还是于文英有眼光，陈道生是藏龙卧虎之人，钱家珍看不准，也没那个福分。”还有人开玩笑说，“于文英早就跟陈道生勾搭上了。”于文英脸红了，王奎从另一桌跑过来说，“摊上欠债三十万的男人，谁愿意勾搭？要我说，于文英是深明大义的巾帼豪杰。”
开席前，大家请陈道生发表讲话，陈道生一见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慌，就说大家喝吧吃吧，赵天军跑到正前方的卡拉OK大屏幕前拿起话筒大声地文不对题地喊了起来，“今天是三圣街的大喜日子，是养殖专家陈道生大老板的庆功日子，我们请陈大老板上来说几句祝酒词好不好？不同意的就不要鼓掌。”
下面潮水般的掌声把陈道生推到了话筒前。
温暖而稠密的灯光照亮了陈道生的新棉袄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他抖着手拿起话筒，憋了好半天才说，“各位街坊，各位老少爷们兄弟姐妹们，我能活到今天，能在这里请你们喝酒，命是你们给的，酒钱是你们付的，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债务，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算，我算是个罪人。”说到这里，陈道生的眼泪流了下来，下面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陈道生的抽泣声像细铁丝一样抽在每个人的心里，陈道生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我一直记得刘思昌对我说的话，人活着图什么，不是钱，而是情义。这话说得多好。我把大家请过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刘思昌对我不讲情义，可你们对我讲情义，刘思昌骗了我，可我不能骗你们，情深似海，义重如山，你们都是我的恩人，我还清了钱，但还不了恩，我只能备几杯酒，敬你们，敬我的恩人，这杯酒我先喝了！”陈道生将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全场欢声雷动，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很好奇地在一旁议论，“这样的宴会还没遇到过呢，钱还掉了就不错了，还请人喝酒。”
陈道生和于文英两人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陈道生老胃病，本来于文英跟他说好了的，一桌敬一杯酒，可陈道生一到了街坊们面前，他就忍不住一人敬一杯，在敬到周挺这一桌时，周挺主动跑过来拉住陈道生的手，“大哥，我先敬你一杯，当年多有得罪，你大人不要记我小人的过。”说着抢先喝下了一杯，陈道生将酒端过去跟他碰在了一起，“周老板，有文字在先，怪不得你！我敬你一杯！”周挺连忙端起来放低杯子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大哥，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在你面前，我们算什么，乌龟王八，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钱家珍也来了，在远远一桌缩着，没人跟她说话，她也没跟别人说话，见陈道生端着酒杯过来敬酒了，钱家珍悄悄起身走了，她留下的空位子上余温尚存。陈道生酒喝多了，于文英扶着他劝他不要喝了，陈道生说，“不，我要一个一个地喝！”他来到钱家珍这一桌时，问，“钱家珍呢？”其他人摇摇头说不知道，也有人说可能上厕所去了，在敬完了一圈酒后，他突然端着酒杯对着钱家珍的位子上的空椅子说，“钱家珍，来，我敬你一杯，你苦，我比你更苦！”说着他将酒往嘴里倒，这杯酒没倒进喉咙里，而是倒进了脖子里。
这倒进脖子里的一杯酒像一把箭刺中了陈道生，陈道生手中的酒杯跌落在地毯上，无声无息，他的身子也随之一软跌倒在了地毯上。也就是说陈道生在敬到第八桌的时候，被送进了医院。
送到医院的陈道生很快就醒了，第二天一早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对第一天晚上酒场失态很不好意思，于文英对他说，当时大家都以为陈道生喝多了，就没怎么在意，以为去卫生间吐了，大家接着喝，喝得很尽兴，桌上的菜风卷残云般地全卷进肚子里了，一点都没浪费，酒也喝光了，陈道生听了很高兴，就说自己想喝稀饭，于文英立即下楼去买稀饭了。
陈道生喝了稀饭下床要走，于文英说反正最近也没事，你就把胃病看一看吧，陈道生说没事，多喝点稀饭胃就好了。于文英不同意，说，“你要是不看病，我就不跟你去乡下了。”陈道生只好答应了。于文英跑下楼挂了号，她要医生对陈道生做全面检查和治疗。
先做B超，做完了医生说要做胃镜，做了让人恶心的胃镜后，医生脸色严肃地说要再接着做CT，陈道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就说，“检查了这么多也查不出个毛病了，回去了！”医生说，“只有全面检查，我们才能确诊，这是对你负责。”于文英劝他耐心些，陈道生只好继续做CT，做CT比胃镜舒服多了，不疼不痒，难怪要收好几百块钱。
医生的结论上午就出来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问谁是家属，跟我来一趟。
于文英说我是。就跟医生走进了一间会诊室。里面许多医生都在表情严肃地看着片子，一位老医生对于文英说，“胃癌晚期全面扩散，化疗做手术都晚了。”另一个医生说，“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病例，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毅力。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要是其他人，早在三个月前就过去了。”
于文英当时就昏倒在地。
陈道生在一个星期后的早晨离开人世，终年五十三岁。临死的时候，他的手紧紧地攥住于文英的手不放。窗外的阳光照着他苍白的脸和花白的头发，他的表情很安详，像是一个累极了的人睡着了。
陈道生火化的时候，三圣街的街坊邻居们都来了。
陈道生被推进火化炉里的时候，火化工老严头皮一麻；他对老林说，“这不是老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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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失声痛哭，院子里的街坊们陪着小莉落泪，当听人说起家里的变故和父亲艰难的八年挣扎，小莉昏了过去。后来，小莉给父亲在小天山公墓买了一块最好的地皮，安葬了陈道生的骨灰。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先父陈道生之墓”。
接收了五十万遗产的胨小莉听说了这些年是于文英帮着父亲漉过了难关，感动之余投奔已经回到乡下养猪场的于文荚都里，她们按照陈道生的遗愿成立了“道生畜牧有限公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钱家珍守在陈道生的老屋里。小莉定期给她生活费。钱家珍再也不打牌了，她时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愣。一年后，脑子出了问题，住进了神经病院。
五十万块钱确实是刘患昌汇给陈道生的。陈道生去世一个月后，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到了三圣街居委会，他手里拎着公文箱要找陈道生，说受总裁委托一定要面见陈道生先生，居委会的人说，陈道生去世了，年轻人说那就见陈道生的妻子，居委会说他跟妻子已经离婚了，听说跟于文英结婚了，但又没来开过证明，不知是不是在乡下办了，于是居委会的人带拎着公文箱的年轻人找到了于文英，年轻人从箱子里拿出一张支票，支票是通过“中国银行”汇给陈道生五十万元人民币。于文英问钱是从哪里汇来的，年轻人说从南美的多米尼加“加华国际商贸公司”汇来的。汇款人人，刘思昌。
于文英很淡地说了一句，“人都已经死了，汇这些钱有什么用呢？”年轻人说，“陈太太，我是受刘总委托特地来找陈先生的，既然陈先生已仙逝，就请您代为收下吧！”于文英对年轻人和居委会的人说，“我和陈道生没有结婚，这个钱我不能收。”居委会的人说，“不说你们在一起都三年了吗？”于文英说，“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不想连累我，才没结婚的。只有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很惆怅地离开了三圣街回多米尼加去了。临走前，他把支票交给了市民政局，希望民政局能交给陈先生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钱家珍曾来问过这笔钱的事，民政局说只有陈小莉有权继承这笔遗产。钱家珍很落寞地走了。
陈小莉是二○○三年三月提前释放回来的，一进家门，她见到的是陈道生的遗像，她跪在父亲的遗
刘思昌当年逃往泰国后，又买了假护照，转逃南美洲小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从做小买卖起家，最后成立“加华国际商贸公司”，专门从中国进口轻工纺织产品，公司很快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大国际贸易公司之一，资产逾千万美元，有自己的庄园和私人飞机，他做中国贸易，但他的私人飞机从来不敢飞回中国，自己也不敢踏上国土，不过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却是家喻户晓的富豪，二○○一年还被授予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为两国贸易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那位年轻人从双河回到多米尼加一年后，刘思昌也死了。有小道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也有说他死于飞机失事，但最可靠的消息是来自于当地的一家小报，报上称刘思昌死于跳楼自杀，他从自己位于二十六层的办公楼窗口跳下坠地身亡，死因不明。
刘思昌确实是死了，死亡日期是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陈道生死后整整一年的那天，这个日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至于刘思昌究竟为什么而死，小报上含糊其辞；如果是自杀，自杀的动机又是什么，也不得而知。不过，刘思昌的死对于陈道生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其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
责任编辑：韩新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