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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冬，即第五学期，12岁的威特公开发表了关于螺旋线的论文，受到了学者们的好评。又因为在书中发表了他自己发明的非常简便的画曲线工具，所以更加受到了极大的赞赏。
在第七学期，他一面专心致志地学习政治史，又挤出时间写了三角术一书。当时他才13岁。这本书在当时未能马上出版，是1815年他离开了格廷根大学到了海得尔堡大学以后出版的。
1813年，威特父亲接到了国王的通知，通知上说把供给威特的学费延长到4年。1814年4月，威特去维茨拉尔旅行，并访问了吉森大学。该大学的哲学教授们欢迎他并一起讨论了学术上的各种问题，最后承认了他的学术水平特别是1812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价值 ，由校长赫拉马莱博士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那是1814年4月10日的事。随后他又访问了马尔堡大学，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据说如果不是吉森大学抢先了的话，该大学也准备授予他哲学博士的称号。
由于在格廷根大学第八学期的学费是由汉诺威、布朗斯维克和黑森三国政府出的，当威特父子前去布朗斯维克领取学费时，当局就把他们介绍给了布朗斯维克公爵。当时正巧公爵要外出旅行，但仍然高兴地接见了他们，谈了许多话，并热心地建议他们去英国留学。并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去，就把他们推荐给在国内的亲属并愿出学费。
当他们由于同样的原因去汉诺威时，也被聘请做报告。因为威特在此之前曾在萨尔茨韦德尔做过数学报告并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当问到要求讲什么时，对方仍然提出希望讲讲数学方面的问题。威特在接受了邀请的第二天，就在本地中学的大礼堂里作了讲演。当时是1814年5月3日，他年仅14岁。参加的听众，集中了市内的所有知识分子。他用漂亮的德语讲得既流畅又清晰。由于连日来忙于交际，每天很晚才得以休息，无暇准备，甚至有人产生了怀疑，绕到威特的后面想看看是不是有底稿。当这位猎奇者看到威特没有底稿后，就更为惊异了。威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解除听众的怀疑，特意离开讲桌，这时听众们更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威特在热烈的喝彩声中结束讲演后，政府承认了他的才学，并向他提供了比承担的份额还要多的学费。肯布里基公爵也和布朗斯维克公爵一样，建议他们去英国留学，并答应给予推荐和出学费。去黑森时，也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常被邀请到宫中作客。
威特从格廷根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就在考虑他今后的出路问题。如果打算让威特早日成名，作为上策最好是让威特钻研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学问的某个领域，但经过慎重选择，他父亲放弃了这条捷径。他认为这样做只能使威特成为侧重于某一个领域的学者。为了使威特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决定让威特去学法学。一位数学教授得知此事后深感遗憾。威特父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他父亲认为：决定专业方向应该是18岁以后的事，在那之前应该学习所有的学问。等到了18岁以后，如果威特喜欢数学的话，那就让他搞数学。
这以后，威特就到海得尔堡大学专修法学，两年后，也即16岁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还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法学教授。
给他任命的教授头衔还未上任，便又接受了普鲁士国王的赏金去意大利留学。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小威特无意中发现了但丁文献的神奇性，于是开始了对但丁的研究。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研究，他就发现国际上对但丁的研究存在很多谬误。经过深入研究，1823年，年仅23岁的威特，便公开出版了《但丁的误解》一书。他在此书中指出了当时研究但丁的学者们的谬误，为但丁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
当然，他还没有忘记普鲁士国王让他去意大利留学，为的是让他在他国潜心研究法学，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学家。因此，他在意大利一直都热衷于研究法学，对但丁的研究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罢了。经过几年的学习深造，他于1820年回国，并于翌年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法学。在那里教了十几年的课以后，又于1834年转入哈雷大学。威特教授的授课知识之丰富、表达之完善，可谓有口皆碑。就这样，他在学生们一年年的鼓掌声中一直到1883年逝世时为止，享年83岁。
第一部分 卡尔·威特：全能教育法
世界上最早的育儿亲历手记
在威特成名以后，人们谴责其他教育家的无能，甚至责怪他们为什么不能把孩子教育成像威特那样的人。为此，一些思想狭隘的教育家们更加敌视威特的父亲。
即便威特在当时已表现出许多优于普通儿童的才能，但是对于威特的表现，许多人依然认为，他的才能是天生的，并非教育的结果。为此，威特的父亲感到无可奈何：
“人们都说我儿子是天生的天才，不是我教育的结果。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的话，连我的许多亲友也不相信。倘若上帝真给了我一个天才的儿子，这是上帝对我的仁慈，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了减少反对派对他的敌视，也为了向人们阐明正确的天才观，威特父亲决定将他的教育方法公之于世。
威特父亲将自己的教育方法公开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答谢他的朋友们的关心。正如他所感慨的，小威特的成名，使他面对许多敌人，但也结识了很多朋友。他在书中写道：
“朋友们对我的教育方法很同情，常常用谈话或通信的方式来鼓励我。因此我也往往被他们的好意所感动，有时感动得流泪。我的成功大半在于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我终身难以忘却他们对我的一片好心。我的朋友们希望我把我的教育法编写成书公之于众。而我屡屡拒绝，但是到最后还是被他们说服了。我就是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决定公开我的书的。但是不能断言，运用我的教育法的人就一定能像我一样获得成功。另外，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孩子都像我儿子一样接受那样的教育。但是我相信，不管谁使用我的教育法，肯定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裴斯塔洛齐是第一个承认卡尔·威特教育法的人。当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教育法时，裴斯塔洛齐仍然坚定地鼓励他：“你的教育法必定能取得成功！”除了裴斯塔洛齐，巴黎大学的朱利安教授也再三劝说他，希望把他的教育法以书的形式公布于众。
下面就是裴斯塔洛齐先生写给威特父亲的信：
我曾记得14年前，在布夫塞同你谈过教育问题。当时，你说用你的特别教育法能非常有效地教育你的孩子。14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你儿子所受到的教育效果比你预想的还要好！
但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仍怀疑这是否就是你教育的结果，或许还有人认为这是你儿子的天赋所致。有鉴于此，我期待你能向世人详细阐明你的教育方法，以使世上的所有孩子能通过你的教育方法受益。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请你务必考虑。
你最卑微的仆人和朋友 裴斯塔洛齐
1818年9月4日于伊凡尔顿
正是在反对者的压力和赞成者的支持下，卡尔·威特于1818年写成《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一本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育儿亲历手记。
《卡尔·威特的教育》面世以后，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几乎绝版，保留至今的只有很少的几部了。有趣的是，哈佛图书馆里藏有一册，据说是美国的唯一珍本。因此该图书馆把它作为珍品，陈列在贵重品室里。
这本书在当时受到冷遇，一方面可能与它的篇幅过长和叙述方式不吸引人有关。全书长达1000多页，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与主题扯得太远的枯燥议论，而且写得杂乱无章。尽管后来从这本书受益的威纳博士曾将之译成英文，并省略了原著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之处，篇幅也压缩到300页左右，但它仍然使人感到啰嗦和枯燥。
除了书的表现形式有问题外，更为关键的因素可能是，由于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与当时人们的想法格格不入。威特父亲教育理论的核心是：对儿童的教育必须与儿童的智力曙光同时开始。可是当时流行的主导思想是：儿童的教育应当开始于七八岁，这种论调在当时为人们所深信不疑。除了此论调之外，还有一种让许多父母感到十分恐惧的观念是：早期教育有损于儿童的健康。因此，在这种思想观念笼罩下，威特父亲的教育理论，在当时人们的眼里简直是荒唐至极，更谈不上指望父母亲们会利用他的理论将一个“凡夫俗子”训练成“天才”了。
卡尔·威特不仅造就了一个天才，使儿子成为通过早期教育取得显赫成功的典范，而且将他成长的秘密公之于世，为后人成功地培养自己的孩子提供了第一份范本。以下内容就是对他的主要教育思想的介绍。
第一部分 卡尔·威特：全能教育法
天才取决于后天的教育 （一）
爱尔维修说：“即使是普通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卡尔·威特常向别人宣讲这一道理。
这个现代人已经完全接受的观点，在当时却并不容易为人所接受。社会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天才观。一种强调的是天赋，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其天赋的大小决定的，而环境的作用是次要的。另一种强调的是环境作用，认为天赋的作用并不重要。这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卢梭和裴斯塔洛齐。爱尔维修是裴斯塔洛齐派的先驱者，他坚信：人刚生下来时都一样，仅仅由于环境，特别是幼小时期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人可能成为天才或英才，有的人则变成了凡夫俗子甚至蠢材。
威特的父亲显然受到过爱尔维修学说的感化，认识到后天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意义，正如我们在上面已提到的，在威特父亲对儿子的培养过程中，他一直受到那些被冠以教育家头衔的人们的敌视，因为他的教育观念冒犯了这些权威们业已成形的信条。与爱尔维修有所不同的是，威特承认孩子的禀赋是有所不同的。有人攻击他说他不承认孩子之间的天赋差异，他非常不能苟同。
他认为，孩子的天赋当然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孩子多一点，有的孩子少一点。假设我们最幸运地生下一个禀赋为100的孩子，那么生就的白痴其禀赋大约只能在10以下，而一般孩子的禀赋大约只能在50左右了。
如果所有孩子都受到一样的教育，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决定于其禀赋的多少。可是今天的孩子大都受的是非常不完全的教育，所以他们的禀赋连一半也没发挥出来。比如说禀赋为80的，可能只发挥出了40；禀赋为60的，可能只发挥出了30。
因此，倘若能乘此之虚，实施可以发挥孩子禀赋八到九成的有效教育，即使生下来禀赋只有50的普通孩子，也会优于生下来禀赋为80的孩子。当然，如果对生下来就具备80禀赋的孩子施以同样的教育，那么前者肯定是赶不上后者的。我们不要悲观，因为生下来就具备高超禀赋的孩子是不多的，大多数孩子，其禀赋约在50左右。
威特进一步论及，纵观有史以来的伟人和天才，他们大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倘若能给他们以再高明一些的教育，那他们一定会更伟大、更健康、更和善、更宽大、更出色、更聪明、更正直、更博学、更谦虚和更坚强。一言以蔽之，就会成为更加尽善尽美的伟人和天才。
如果对生下来就具备高超禀赋的孩子施以高明的教育，那他的发展就是不可估量的。但遗憾的是，生来禀赋高超的孩子为数甚少。
为此，卡尔·威特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必须与其智力曙光同时开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天才。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威特举了橡树的例子。
如果按照理想状态生长的话，一棵橡树可以长成30米高，那么我们就说这棵树具有能够长到30米高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一个儿童，如果按照理想状态成长，能够长成一个具有100度能力的人，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儿童具备100度的潜在能力。可是，要达到理想状态，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即使橡树具备长成30米高的可能性，要真长成30米高还是很困难的，一般可能是12米或者是14米左右。假若环境不好，则只能长到6～9米。但是，如果给它施肥等等，好好侍弄，则可长到18米或者21米，甚至也可以长到25米或27米。同样的道理，即使是生来具备100度能力的儿童，如果完全放任不管，充其量则只能成为具备20度或者30度能力的成人。也就是说，只能达到其潜在能力的二成或者三成。但是，如果教育得好，那么就可能达到具备60度或者70度，乃至80度或者90度能力的成人。也就是说可能实现其潜在能力的六成或者七成，甚至八成、九成。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儿童的潜在能力达到十成。
第一部分 卡尔·威特：全能教育法
天才取决于后天的教育 （二）
令人遗憾的是，具有像威特父亲那种思想的人仍然凤毛麟角。在19世纪，心理学家们认为，天才只是发生于正常人中的某些极端个案。而且他们还认为，天才是遗传而来的，天才的遗传是心智能力遗传的一部分。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能力相似是一个已被接受的事实，家族中数代出现天才的几率就较大，这使天才具有遗传性的观点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
众所周知，雅典尽管人口不多，却出现了很多举世闻名的天才人物。人种改良论者高尔顿将此归结于希腊人是优秀人种的缘故。他说：“希腊人种优于我们欧美人 ，正像我们优于非洲土著人那样。”遗憾的是，他丝毫不去关心天赋以外的东西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关键的一点是，他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价值。雅典的天才人物之所以很多，希腊人的人种优秀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早期教育已成为当时雅典社会的一种习俗。高尔顿对此却毫无察觉。因此，他的天才观就不能不带有片面性。
尽管高尔顿曾收集过一些所谓遗传性天才人物的例子，但在我们看来，其中的许多例子也未必能站得住脚。很多即便具有天赋遗传特性的人物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也不可能成为天才。正如谚语所言：“天才不传代。”当然，我们绝不是一点也不承认能力是可以遗传的，而且从理论上讲，能力的遗传也是合乎逻辑的。即便我们相信能力是可以遗传的，但遗传论者必须要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天才的遗传比肉体特征的遗传要少得多，以及为什么天才遗传的例子很少见呢？
事实上，人种改良论者也承认，能力的遗传从理论上讲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能力的遗传并不像财产的继承那样。财产的继承是现实的，能力的遗传却不是现实的。由父母遗传给自己孩子的能力只是一种可能性，不发掘它就没有效力，只有发掘了才会产生效力。
天才的出现与天赋有关，但是，更要强调的是，孩子如果只靠天赋那将是一事无成的。孩子生下来即使具有很高的天赋，若得不到发挥，也是无济于事的。社会上曾出现了很多具备很高天赋的孩子，可惜其中很多人由于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成为极平凡的人。尽管能力的遗传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出现遗传性天才的例子却很少见，其原因就在于此。
深受卡尔·威特影响的塞德兹博士说：“幼儿就像烧陶瓷的黏土一样，教育得如何，决定他成就的大小！小孩只要从小接受教育，就可以成为音乐家、画家、诗人、学者等等。”可是，有的人也许会说：“成为音乐家就需要有敏锐的耳朵，如果没有敏锐的耳朵，多么早教他音乐也不行。而敏锐的耳朵是一生下来就有的，所以你的教育我不信。”
有没有敏锐的耳朵，这是对大人或小孩长大以后才说的话。如果两三岁开始训练，是完全可以培养出敏锐的耳朵来的。心理学家所说的视觉型和听觉型，也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在欧洲，有的人说如果三代都是音乐家，才能出一个大音乐家。这是从天才遗传论的角度来说的，是很错误的。从莫扎特的例子来看，他成为著名的音乐家，是由于他出生于充满了音乐气氛的家庭里，从小就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
米开朗基罗生下来不久就被送到乡下，寄养在别人家里，他的保姆是位石匠的妻子。后来他说：不仅在这个家庭里吃了保姆的奶，而且从小就爱上了锤子和凿子。而他的家庭却是非常有名的豪门世家，非常反对他成为雕刻家。但当心之火已经燃烧起来后，他父亲也无可奈何了。
林内家住在湖泊之滨，周围有野花、有森林、有马叫、也有小鱼游泳。他所以能成为大生物学家，就是因为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总之，幼儿像制造陶瓷的黏土一样，可塑性是很大的，环境和教育愿把他培养成什么样就能把他培养成什么样。
名人或学者的孩子不一定成为有名气的人。过去有个学校，五六位教员在一次集会上做出一个结论：博士或名人的孩子一般成绩不好。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判断，而且，孩子能否成为伟大人物，只看学校的成绩是难以断定的。可是，伟人的孩子不一定是伟人，这却是事实。世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才能的问题。才能这东西不光是遗传问题，重要的是脑髓是否发达。
我们决不否定遗传的重要性，但是遗传对孩子的命运来说，也决不像很多人认为的具有强烈的决定力。在《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中，威特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