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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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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过后的那天晚上,玲玲又来找我玩,见我剪了头发,她开口就问,刘健你是不是要去当兵?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玲玲说,感觉呗。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当兵呢?    
    我说,到军队去呼吸新鲜空气。    
    玲玲说,呵,有意思,带我一起去吧?    
    我说,行啊,等我在那儿混熟了就回来接你。    
    玲玲说,说到做到啊。唉,刘健,不去行吗?    
    我说,这不痛不痒的日子我过够了。    
    玲玲说,我真担心几年过后你回来,变得跟刘叔叔一样,满身臭脾气,我可不想你那样。    
    我说,你怎么就不祝福我到军队后像巴顿、朱可夫、麦克阿瑟那样,一不小心从普通一兵混到将军、元帅?    
    玲玲笑着说,噢,忘说了。刘健到军队后啊,先是一不小心当了个将军,然后又一不小心当上了军委主席。最后一不小心是,喂,还有什么官比军委主席大?    
    我说,够了,混到将军我就可以大展鸿图了,就怕万一我……    
    玲玲急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巴,说,不许你乱说!    
    随即,玲玲把她的手从我嘴上挪开,嘴巴堵了上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吻,到达军队好几天,口腔内部吻出的水泡还在隐隐作痛)。我跟玲玲也算得上青梅竹马,虽然没一块儿光着屁股做游戏。玲玲模样挺好看,最大缺点是特爱看书。床头整整齐齐地摆了一大堆,《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红楼梦》之类,全是大师们的经典之作,连《江青传》她都敢看。奇怪的是她脑子里却没多少斗争和反抗意识。我怀疑她把书上的知识吸收到阑尾、盲肠和皮肤里面去了的同时,也担心她再这样下去,不被知识消灭就是被狼吃掉。    
    …………    
    我敲开了史迪的房门,想不到,史迪也未曾入睡。    
    见我背着吉他,史迪说,嗨,我操,你还真把琴给带上了。    
    我说,你把贝司也带上,到军队以后咱们继续玩音乐,给解放军提提精神。万一影响大了,歌声感动了军队,或者咱们的才华被某某将军赏识,没准儿就出息大了。    
    史迪说,别扯了。解放军唱的歌曲跟咱们写的歌曲是两码事儿,风格不一样。他们是合唱,咱们写的那些歌曲一合唱,味儿全变了。    
    我说,史迪你就赌一把吧,把音乐当做咱们在军队烧的一把火,烧旺它!    
    史迪说,估计没戏。贝司我带上就是了,就当是带了根防身用的木棒…… 太阳出来了,史迪换好军装,把大红花别在胸前,然后把贝司背在身上。


第一部分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春药

    到了火车站,我看到广场上站满了和我们一样身着新军衣的年轻人。朵朵大红花映红了一张又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庞。以拥挤和混乱而著名的火车站广场因为我们的到来,充满了青春与活力,还多了些节日的喜庆气氛。不大一会儿,几辆车顶上装有警报器的“广州标志” 开进广场。    
    接兵军官从车里钻了出来,在他们雷厉风行的指挥下,我们迅速排出歪歪扭扭的队伍。    
    军官拿着档案袋点了一遍我们的名字,一个都没少。随即,他开始宣布我们即将奔赴的服役地点。所有的人都不再闲谈,静心倾听。果然不出所料,我和史迪一同被分到了在广场上所有即将入伍者看来都是无可挑剔的某省军区守备部队。我俩把背包和乐器扔在地上,互相击掌,兴奋地跳跃、拥抱。尽管我们对即将去守备的是什么东西一无所知。我抱着史迪的肩膀,要他呆会儿千万别忘了问接兵军官我们将要去军队守备什么,却无意间看见了父母的身影。他们两个共同拎着一个大大的食品袋,站在广场边缘一个华丽典雅的路灯下,向广场中央的我们翘首观望。    
    我朝父母挥了挥手,准备走出广场与他们道别。这时,接兵军官下达了进站的命令。我一手拎起地上的背包和吉他,另一只手朝父母高高挥舞着走进候车厅。遗憾的是父母却没看见。在候车室门口的“安全检查器”旁边,以偷窥旅客私密为生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我们身穿象征了正派和安全的军装而对我们携带的物品产生信任。我和史迪把行李送进机器嘴里,满怀不满地站在出口处等待机器把行李吐出来。这时,接兵军官从我们身旁路过,史迪赶忙迎了上去,问:    
    ——首长,守备部队具体是守什么备什么的?    
    军官很不耐烦地看了史迪一眼,说: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别问,去了你就明白了。    
    火车呼啸着,载着我们的光荣梦想,穿越了无数个大好河山。    
    两天过后,列车喘着粗气在南方边陲的一个中型城市歇了脚,我们急不可待地把脑袋伸出窗外。像破卵而出的小鸟,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与故乡已经相隔千里的新世界。列车下,几位迎接我们的军官混杂在铁路工作人员中间,翘着脚尖向我们张望。我们并没有羞怯地低下头,而是与军官坦然对视,彼此间虎视眈眈。长长的行李车从站台里悠然驶过,史迪打开车窗,朝军官们挥了挥手。军官视而不见,一位小贩倒是机灵,把食品车推了过来。    
    史迪从口袋里掏出钱,准备再来两瓶啤酒,车厢内的喇叭里传来了列车广播员的甜甜声音:    
    ——乘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站到了。请您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感谢您一路上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下次乘车再见。    
    车厢里早已乱成一团,与我们一路相伴的军官在我们的亢奋情绪中高声叫喊:不要乱不要乱,一个一个下车。下车后到站台上集合,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出站台!    
    兄弟们如开闸之水,争先恐后涌出列车。把背包放在脚下,蹦蹦跳跳。迎接我们的军官走了过来,我打量着他们,觉得他们脱掉军装的模样未必比我们兄弟英俊。兄弟们全都下了车,与我们一路相伴的军官把档案交给他的同类。迎接我们的军官拿着档案,命令我们提起行李排成两队,毫不客气。    
    我们在站台上排好队,一位相对肥胖也是相对好看的军官走到队伍前方,连彩纸都没有抛撒就开始向我们致语: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下面我开始点名,没点到名字的同志原地待命,听到自己名字的同志请提起背包出列,准备出站!    
    我和史迪顿时纳闷起来,难道还有人要继续乘车去别的地方?    
    军官点名完毕,站台上的队伍被点走了一大半。很庆幸,我和史迪都没听到自己的名字。不幸的是我们俩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点到名字的兄弟,一个接一个走出站台。我们傻乎乎地提着背包,在站台里站着。与我们一路相伴的那位军官再次走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把背包放在地上,原地休息。    
    我和史迪再也忍不住了,走到军官身边探问究竟。    
    史迪说,首长,在我们家乡的广场上,你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省军区守备部队。省军区已到,为什么不要我们出站?我们在这里等待什么?难道我们将要守备的是这趟火车?    
    军官看了史迪一眼,说,你小子怎么这么多嘴?    
    我插嘴说,你这什么态度呀,问问为什么就错了?    
    军官说,你闭嘴。    
    我朝着军官使劲儿地闭了闭嘴唇,拉着史迪的手回到队伍中去。史迪心中的怒火却一直无法平息下来,三番五次要挣脱我的手去找那位军官争论,说,看看他破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春药?嗨,我操,玩猫儿腻呢!为什么把别人接走,让咱们留在这儿守备火车?他妈的我老爷子在“古都宾馆”请他们吃的那几顿饭岂不是等于喂狗了?    
    我说,算了,别自讨没趣了,免得挨揍。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他妈的市井流氓还讲点儿江湖义气呢。


第一部分一座令人万分失望的站台

    我们与其他不幸的兄弟一起坐在站台上,诅咒着戎马生涯的出师不利。半个小时过后,一辆漂亮得出人意料的双层列车驶进站台。军官再次把我们引上列车。尽管双层列车非常漂亮,但兄弟们登车的步伐却是慢腾腾地不大情愿。两位比较勇猛的兄弟登车时,还故意用背包狠命地撞击了几下车门。    
    门下站着的女列车员看见了,高高皱起眉头,好像那位兄弟撞的不是车门,而是她的身体。列车员要我们爱护列车,说,解放军哪能和外出打工的盲流一样呢?列车是国家财产。连爱惜国家财产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够保卫祖国?这可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最豪华的列车呀,带空调的。     
    本来我也想用背包撞击车门,列车员的话打消了我的想法。于是我就用拳头狠狠地击了几下车门上的玻璃。没想到,这玻璃比车门还要坚硬。    
    兄弟们全部登车了,列车一声长啸,朝着南方继续行驶。    
    一路上,我和史迪都陷入了沉默,望着窗外那些交错起伏的崇山峻岭,一言不发。    
    军官从我们身边路过,看见我们情绪低落,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问我们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心里面不舒服?我和史迪头也不回地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倒退的险恶山峰,实在是懒得理会他的明知故问。军官又问了我们几句不痛不痒的废话,窗外高低不等的苍山干扰了我们对他的回答。    
    军官讨了个没趣,反而挺大人大量地不与我们一般见识,拿几个苹果放在我们面前,叮嘱我们把苹果吃掉,起身与另外几位表情沮丧的兄弟闲聊去了。史迪把军官送来的水果拿在手里,左右看了看,说,    
    ——看见了吧?看明白了吧?这就叫软硬兼施,这就是军队的风格,打一巴掌给块糖。几个小时过后,列车再次进站,我们怎么也无法像起初那样兴奋起来。    
    列车停靠的是一座令人万分失望的站台,不但空旷,而且灰黯,连个卖食品的小车都没有。    
    我看着眼前的一片荒凉,连愤怒都懒得了。好在站台不远处的山脊上有几头耕牛,否则我真会猜想这地方没有人烟。小站候车室里空无一人,候车室墙壁外部粉刷了白色涂料,上面用蓝色涂料写满了“谁放火烧山,谁倾家荡产”、“想致富,少生孩子多修路”之类的宣传标语。像候车室一样,站台围墙上也被人写了广告:县城东街出售碎石机,地址和联系电话被十几辆一溜儿排开的军用卡车遮挡了。    
    军车屁股上笼罩着墨绿色帆布篷,排列得十分整齐。司机们在车前笔直地站着,木偶般表情僵固。兄弟们一个比一个表情黯然地走下车,把行李放在脏兮兮的地上,慵懒地活动着筋骨。宁静小站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喧嚣、沸腾起来。这时,站台对面突然冒出几位黝黑瘦弱的长发姑娘。    
    姑娘们身穿漂亮的民族服装,长发乌黑亮丽。异族人特有的突兀颧骨和幽深双眼使她们的瘦弱看上去特有骨感,野性诱人。我们打量着她们的时候,一位姑娘也把双手搭在了额头上,向我们张望。兄弟们顿时骚动起来,宁静的站台因为姑娘的张望变得活跃起来。站在我和史迪身边的一位正在与家里通电话的帅气兄弟赶忙关掉手机,朝姑娘挥舞手臂,高声叫喊:嗨,我们是解放军,来这里保卫你们的!    
    姑娘听到了,羞涩地垂下了头,兄弟们哄然大笑。    
    史迪说,这小子真他妈贱,咱们还没喊呢,他倒捷足先登了。    
    那兄弟听见了史迪的话,朝史迪做了鬼脸,说,兄弟,打个赌吧?我可以让那姑娘把上衣脱掉?    
    史迪说,你牛B,像当兵的。    
    说着,史迪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放在了我的手里。那位兄弟毫不示弱,掏出了两张面值100的人民币,放在了我手上。我替史迪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自己手里,然后把400块钱丢在了地上,用脚踩了个严实。那位兄弟说着“如有反悔,五雷轰顶”跳下站台越过铁轨,昂首阔步朝对面的姑娘走去,边走边用手指梳理着头发。    
    史迪说,这小子脸皮可真够厚的,看来这200块咱们是输定了。    
    我说,少数民族女人都很野蛮,听说出门就挎腰刀,没准儿小子还挨砍呢!    
    就在我们密切关注这位兄弟将采取什么手段赢我们这200块钱的时候,一声巨吼由远处传来:    
    全体集合,立正——!    
    “正”字的余音被拉得老长,像是在唱一个被标注了无限延续的乐谱。顺声望去,我发现巨吼是从一位身材特别魁伟、脸也特别黑的军官嘴里传出的。说话间,黑脸已经走到我们面前。我赶忙把脚下的钱捡了起来。已经越轨的兄弟停止前行,转身跑了回来,从地上捡他那200块钱,说,不好意思啊,天灾人祸。    
    兄弟们逐渐从骚动中安静下来,我想这安静绝非是出于对命令的畏惧,而是为了能够听清黑脸将会在乖戾的口令过后对我们再说些什么,譬如他说:我的伙计们,再过十分钟,你们就可以吃上新鲜牛肉啦!    
    不料,黑脸关于牛肉只字未提,而是迈着一种十分滑稽的步伐,一溜儿烟奔跑到人群之外。那儿有一位年纪大些的军官巍然屹立,似乎在等待黑脸的到来。果然,黑脸跑到巍峨军官面前抬手敬礼,昂首挺胸向他大声朗诵了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猜无非就是“报告首长怎样怎样”之类。


第一部分万径人踪灭的鬼地方

    随即,在黑脸的指挥下,等候已久的木偶们迅速奔上驾驶室,点燃引擎。    
    军车轰鸣着由“一”字变成“十”字,车屁股对着我们,把我们包围。    
    黑脸回到我们面前,拿着花名册把我们的名字挨个点了一遍,然后把我们分成若干小组。很幸运,这回我和史迪不但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被分到同一个小组。黑脸的又一声令下,兄弟们按照组次登上了贴有号码的大屁股军车。站台上只剩下铁路工人了,军车长鸣喇叭,一辆紧接一辆,浩浩荡荡地驶出站台。场面壮观极了,令车上的我们热血沸腾。    
    一个小时过后,车队路过小镇,再往前就是险峻山谷了。我以为军队就在小镇附近,谁料军车却没有按照我以为的路线行走。而是沿着简陋的公路,向山谷深处开去。仅仅是片刻光景,路上就再也见不到行人和牛群了,军车的速度接近疯狂。起初我和史迪还装作气定神闲,数路边的里程碑。可不出一分钟,我就能看到一个数字模糊的里程碑。每过一个里程碑,我的心就凉下一截。    
    车队开进了一条绵延起伏的拙劣土路,连里程碑都没了。    
    我开始感到心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充斥着头脑。    
    或许是晕车的缘故吧,兄弟们全都安静下来,闭着嘴唇、眼睛和脑子,不说不看也不想。    
    史迪坐在背包上掏出香烟,扔给我一根。车身颠簸得十分厉害,我俩把头凑在一块儿,费好大劲儿才把香烟点燃。一根烟抽完,史迪站了起来,脑袋磨擦着帆布篷,眼睛漠然地注视着后面紧跟的车辆,身体随着车身左右摇摆。军车后面飞扬的尘土中,总有几片枯叶被轮胎带起,打着旋儿飞舞然后又急剧地跌落在地。史迪揪起短发,脑袋撞击着帆布篷,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为什么会感到恶心?    
    我说,车开得太快,你晕车了。    
    史迪说,不,我没晕,我很清醒!我感到恶心不是车开得太快,而是这一切变得太快了!我们被骗了!知道吗,刘健,我们被骗了!操,早知道来这种千山鸟迹绝、万径人踪灭的鬼地方,还不如呆在家里忍声吞气!    
    我说,我倒觉得挺刺激,没准儿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个仙乐飘飘的世外桃源。    
    史迪说,刺激?再弄块黑布把眼睛给蒙上就更刺激了。也许咱们要去的地方是山洞,洞里住着一帮研究细菌或者核武器的科学家。咱们的任务就是整天呆在山洞口,守备里面的科学家。什么他妈的世外桃源啊,连个池塘都没见着。    
    我说,史迪,心放宽点儿吧,别忘了咱们来到军队并不仅仅是为了服兵役。    
    史迪说,我知道,咱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可这穷山恶水之处,写歌唱给谁听?    
    我说,当然是唱给解放军了。    
    史迪说,解放军要是不愿听呢?    
    我说,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史迪说,我已经失去信心了。干脆咱们跳车得了,往草丛里一藏,等车队开过之后想个办法跑回家。不愿回家就到国外闯荡天下去。十年八载混出头来,买一辆加长“凯迪拉克” 开到学校,带咱们教导主任到海边兜风去。    
    我说,别沮丧,咱们现在连军队的大门还没进呢,还有希望。《好兵帅克》你看过吧?    
    史迪说,你想告诉我古代名将色诺芬手里没有一张地图依然踏遍了亚细亚,哥特人没有任何地形上的知识,居然完成了他们的远征。凯撒的军队在遥远北国的时候,他们也没靠任何人的指引就走到了罗马,后来便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名言,对吧?    
    我说,还有呢,色诺芬率领一万希腊大军跨过鞑靼海峡,深入荒地,解救友军,一路上净是想对他下毒手的敌人。后来色诺芬就根据这些故事写出了著名的《远征记》。    
    史迪说,还有比色诺芬更牛B的呢。杰克·凯鲁亚克,美国六十年代“垮掉派”的灵魂人物,《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别人都去训练场,他把枪摔在地上藏进图书馆,后来被军队医生用一张网给罩走,在一家疯人院里关了六个多月,以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名义被军队解雇了。    
    我说,到时候咱们要是受不住的话,也把枪摔在地上,藏到图书馆去!    
    史迪说,恐怕他们不会是拿网把咱们罩起来这么简单了。    
    说完,史迪扯掉胸前的大红花,做了个擦屁股的动作,扔下车去。军车在山谷里左右冲撞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没有看到研究细菌或者核武器的山洞,而是看到了大片楼房。军车朝着楼房开去,大老远的,我看到军队的简陋大门上高高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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