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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用哭？我去找。”母亲在村子里走走停停，边走边喊：“谁看见我家牛牯？我家牛牯不见了。”
母亲的叫声招来了村人，都说没看见。母亲这才慌了，与我村里村外找了多遍，希望侥幸能找到老虎，在焦急中想起经常彻夜不归的父亲，骂骂咧咧道：“他死哪儿去？死哪儿去了，家里牛丢了也不知回来。”
牛丢了，在村里是大事，村人也很关心，他们猜测说，说不准伯虎牵去卖了。母亲说，嗯。继而又摇头说，不会的，他要卖，也不用偷偷摸摸。村人说，说不准他打赌输钱牵去押赌帐。母亲说，要是那样，我跟他拼命。于是大家对父亲都产生了一种期待心里，可是父亲不知哪儿去了。
傍晚时分，父亲的身影总算出现在村口，大家呼叫道：“回来了！回来了！”父亲走过老柳杉，隔着一排一排的棕榈，身影不断在棕榈间闪动，看上去走得飞快，好像家里有急事等他回来解决，到离我们不远处，他突然停住，挽起袖子，右手扶着左手仔细地看，这时，大家发现了他手上的手表，不约而同呼叫道：“手表，手表，伯虎手上戴手表。”大家让手表吸引，遂忘了牛，都围上去观赏手表，这稀罕物儿村人只有在进村的公社干部手上远远见过，可以这么近观还是头一遭，一时间，父亲成了兴趣中心，俨然重要人物。他对这种戏剧性效果显然相当满意、得意，不厌其烦回答众人的提问：
“准不准？”
“准，仅差三十秒。”
“什么牌头？”
“东风牌，带夜光的。”
“还带夜光？我看看，我看看。”
“现在看不见，夜里才看见。”
“钟点怎么数的？”
“讲起来蛮复杂，以后有功夫慢慢教你。”
父亲戴手表，母亲大概觉得也蛮有面子，明知故问，“什么东西？这么神奇。”
“手表。”父亲说。
母亲盘问说：“你哪里得来？”
“自己买的。”
“你有钱买？”
“那就借的。”
“谁借你手表。”
父亲开心说：“偷的。”
“偷？”
“打赌赢的，相信了吧。”
“打赌赢的？不稀罕，手还未戴暖，就是人家的了。”虽说不稀罕，到底缓和了情绪，母亲平静问：“牛你牵去卖了？”
父亲一惊，挥一挥手说：“你做梦？说梦话。”
“那牛怎么丢了？”
“牛又不是跳蚤，那么大东西怎么会丢？”
“找了半天，也没影迹，怕是被偷了？”
父亲随即显出紧张，急忙要去找牛，母亲确信牛是丢了，顿时号啕大哭起来，说她忍饥挨饿花三担稻谷买得牛犊养得这般大，说丢就丢，家里就它值钱，它怎么能丢？它怎么能丢？父亲大丈夫气概说：“你哭丧？不就丢一头牛。”好像他家有几十头牛似的。村人也安慰说，丢一头牛，赢一只手表，也算扯平，莫哭，莫哭。我忽然手指着父亲说，是他偷卖了我的牛，换得手表。我的语气坚硬、冷漠，充满仇视，村人全被我的话所震惊，父亲涨红了脸，一时不知所措，待他反应过来，我脸上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像一节鞭炮在众人中间炸响。你个兔崽子，我宰了你，父亲骂道。我并不屈服，用更加坚硬、冷漠的口气说，就是你。我看见父亲的巴掌苍鹰搏兔似的朝我猛扑过来，但立刻被众人挡住，纷纷拉扯道，小孩子言，不要当真，不要当真。
此后多日，村人都沉浸在手表带来的新奇之中，特别是妇女们，有事没事总爱问现在几点，父亲抬起左腕，很庄严地瞟上两眼，高声说，几点几分。好奇一些的还要上前亲手摸摸，脱下戴自家手腕上试试，父亲趁机胡乱捏她们乳房几下，引得一阵“要死，要死”的欢笑来。更有迷信者，家里孩子受惊哭夜，亦别出心裁欲借手表一试，父亲虽然不舍，但事关人命，也偶尔出借，嘱咐千万小心千万小心。他们嘴里喏喏，千万小心拿去悬挂孩子床前，孩子夜里看着手表的一圈荧光，果然不哭。这使村民愈发感到手表神秘。
手表确乎唤起了村人的时间意识，它不仅是计时工具，同时也明确昭示着生命存在。现在，我在回乡的车子里想起村子，它与手表何其相似，手表对于时间，不过一圈一圈循环往复；村子对于历史，不过一代一代循环往复，它们不停地重复，时间就记下了，历史就延续了，就这么简单。村子似乎也可以拿来作为计算历史人生的工具。
但手表也险些被没收，父亲戴手表很使大队长伯良不快，看他得意洋洋地向妇女们宣布现在几点几点，颇有犯上之嫌。他表情严重说，伯虎，你这手表，打赌赢的，来路不正，应当上交。父亲就像三九天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嗫嚅着半天应不出声。伯良又严正说，手表你暂时戴着，等大队研究后，再作处理。伯良说完急急离去，好像马上就要研究。父亲愣那里惹得妇女们嗤笑说，看你爱出风头，活该。好在母亲明察暗访，很快探出手表并非打赌赢来，而是偷卖了牛牯拿钱买的。你可以想象接着而来母亲铺天盖地滔滔不绝的诅咒和谩骂，可父亲对付母亲向来很有办法，就是不予理睬。
父亲自然不关心他偷卖老虎给我带来的伤害。不久，我正式入学，一位女教师来到村子，她美丽的形象渐渐替代了老虎在我心中的位置。
三
西地在很冷僻的山凹里，下车后还得走２公里山道。下车时我毫无来由被一种孤独感攫着，那感觉来得突兀而强烈，若不是千里迢迢，我可能会回头逃走。我就坐在岔口上抽起烟来，不一会，一辆拖拉机轰轰烈烈地驶来，伯乐站在车斗内，我看见他就不能作孤独状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招呼道：“伯乐老师。”
当伯乐从车斗爬下来，我吃了一惊。他走路一跛一跛的，像船夫摇橹，身体也比先前短了许多，肩膀和背好像在同一个平面上了，他仰了脸朝我点头说：“呆瓜，你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腿，又说：“伯乐老师？”
伯乐也看看自己的腿，丧气说：“别提，去厦门开牛肉铺，让车撞的，钱没赚来，白白赔一条腿。”
“你不教书？”
“腿都瘸了，不教书还能干么。”
我说这样的。伯乐从袋里搜出一根劣质纸烟，见我手里有烟，划根火柴独自点了，说：“呆瓜，你回家是为父母的事吧？”
“是的。”
“你知道了？”
“不太知道，你说说吧。”
“其实我也不懂，说错了别怪罪。”
“随便说吧。”
伯乐想了想，慎重说：“我得先总结一句，要说你母亲，不用说是个好人。你父亲自然也是个好人，就是风流一些，这也不算什么，当皇帝的更风流呢。关健出在离婚上，依我看，这一层大可不必。为什么这样说？第一，快六十的人都闻到棺材气了，离婚让人笑话；第二，让当子女的难堪；第三，……”伯乐严肃地大口大口吸烟，大约在搜索词汇。
乡里人，识几个字的，都喜欢在他认为重要的人物面前，动用公文体以显示水平。经他这么认真总结，我反倒觉得滑稽，游戏似的。我说：“我父亲新找的女人，你见过吗？”
“当然。她也住在村里，就跟你母亲一块住。”
“跟我母亲一块住？”
“奇怪了吧。”伯乐看我一眼，突然幽默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奇怪，以前男人娶三房四房女人，还不是都住一个屋子里”
伯乐说的确实没错，那么我父亲就是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了。这些年，父亲在外面经商，大概很赚了些钱，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致富带头人。重新换个女人，在这些新阔起来的人里普遍得很，官方内参称为“蓄妾”、“养小老婆”。这是容易理解的，富贵思淫欲吗，连女人都不想要，还阔起来干吗。与众不同的是父亲正儿八经闹离婚，他大概刚看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类洋话。
村边照样还立着一排一排的棕榈。村里棕榈是很多的，它们屋前屋后随处生长，将村子覆盖，毛糙的圆杆撑着一团团大叶子，像一朵朵绿云飘浮在村子之间，这恐怕是西地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村子变化不算大，却也触人眼目，这变化来自村子中间的二间水泥房子。村子原先一律是祖父辈以上留下的木房子，苍老而古朴，颇具文物价值。现在，山下随处可见的二间水泥房子生硬地插在中间，显得格外愚蠢而又傲慢，村子就像被强暴了似的。
我说：“那二间新房子谁家的？”
伯乐说：“你家的，你不知道？”
“我家的，是吗？”
“你家是第一个盖新房子的，我们村的好事都给你家包了。”伯乐很是羡慕地说。
我在新屋门前站了好些时间，而懒得进去。周围的老屋都围在厚重的石墙里面，墙上爬满了爬行类植物，隐约有人声自墙缝间漏出，墙边摇摆着几只懒散的母鸡，公鸡们昂首跟在边上，不时振翅咯咯寻欢。这景象我是很熟悉的，便认真观赏它们，几乎忘了我是因为父母闹离婚回来的。
突然，我头顶上有人说话，楼下那个人是谁啊。我抬头看见三楼阳台的栏杆上倚着一个女人，她正好奇地观赏着我。不一会，父亲的脑袋出现在她的身后，我想她就是父亲的小老婆了。父亲低声说，你回来了。那女人很灿烂地笑了笑，立即下楼来替我开门。
开门出来，那女人又很灿烂地笑了笑，说：“呆瓜，我还是头一次见你呢。”
“我也是。”接着我又不怀好意问：“我叫你什么呢？”
“当然是名字，我名字叫李小芳。”她倒是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好像很早我们就是一家人似的，一点也没有拆散我的父母而觉得有点对不起我，比如脸上露出那么一点尴尬。她倒是像我妹妹，很热烈地迎接我回家。
她应该比我还小几岁，脸儿也白净，身段也挺，衣着也是城里打扮，甚至可以说时髦，不像西地一带的女人那么土里土气，在村里实在是很跳的。她使我想起以前的女老师林红，这样一想，我对她也就不那么敌视了。
父亲迟迟不下楼来，似乎是在躲我，也许在后悔，要我务必回家一趟。在他眼里，我已经是个大知识分子，他可能有些怕我。
我不见母亲，上楼问父亲：“我娘呢？”
父亲表情有点僵硬，说：“她在老屋整理房间。”
“她不住这儿？”
“她住这儿，但是她说要搬回老屋住。”
我说知道了，便去老屋，但又有些怕见母亲，路上就磨磨蹭蹭的。青石砌的门楼里面是天井，走过将天井砌成两半的碎石子路，踏上三级踏跺，是八开间正屋，住十几户人家，中间一个大厅，供红白喜事用，楼上中间也是一个大厅，供奉祖宗用，踏跺两旁挖两眼水塘，原意大约模仿富贵人家的莲池，实际上专门作垃圾塘用，正屋原来也模仿富贵人家雕梁画栋，窗棂、廊柱和榫头间刻着许多瑞草瑞兽和人物图案，比如梅花鹿、蝙蝠、牡丹、佛手、灵芝、八宝、桃园结义、岳母刺字、柳毅传书、刘海钓蛤蟆、鲤鱼跳龙门，许多经典故事，我最初就是在屋子里看到的。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它们似乎也纷纷离家出走了，窗棂、廊柱和榫头都已驳落得不成样子，随时可能倒塌下来。它现在就像我的母亲，快要被人抛弃了。
幸好母亲不是我想象的那般，是个弃妇。她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健壮，一副吃苦耐劳状。她见了我，停下手中的活儿，脸上夕阳似的，把整个老屋都照亮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问离婚的事，母亲却自己说了：“你爸要跟我离婚了。”母亲的口气很是满不在乎，继而她又说：“我都半截入土了，离婚有什么关系。”
这样就好，若是母亲一见我就大哭起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叹了口气，说：“爸干吗要离婚？”
“不是他要离，离不离他才无所谓，是李小芳要他离，她要明媒正娶，不要当小老婆。仔细想想也是，要是我也不愿意，就是明媒正娶我也不愿意，这样好的一个大姑娘，嫁给他，他们年龄都差三十来岁，可惜了。”母亲就像说着别人的故事，显出惋惜的神情。接着，她就说起村里的稀奇事儿，
“伯乐又生了一个儿子。”
“伯乐不是结扎了，怎么还生儿子？”
“就是吗。”母亲笑笑说。
四
据说伯乐出去做生意，他老婆在家里肚子大起来，村人当面只当没看见，背后说，伯乐老婆，嗨嗨，伯乐老婆。伯乐老婆也不去引产，足月就在家里生下来，像上一趟厕所一样方便。
伯乐不在家，村人反而照顾得周到些，给她送鸡送面送尿布，轮流着帮忙。这样，伯乐老婆不要男人，月子也坐得好好的。
孩子一日一日长大，伯乐老婆抱出来，别人看见，就过来抢着抱，夸孩子贵人气，左看看右看看，说：“伯乐真有福气。”
伯乐老婆就说：“瞎，他哪里会生。”
男人们就乐着争当孩子爸爸，伯乐老婆也乐着说：“你们想死呢。”
伯乐瘸了腿回来，自觉无颜见乡亲父老，到村口躲竹林里等村人入睡，才偷偷摸摸回家来，伯乐老婆已在信里得知他折了腿，哭也哭过，伤心也伤心过，所以见面也不特别难过，说你回来了。就去给他烧水洗身，做饭。
伯乐睡觉的时候，发现床上多了一个孩子，奇怪问：“孩子谁家的，怎么躺我们床上？”
伯乐老婆说：“你的。”
伯乐以为她说笑，又问：“谁家的？”
伯乐老婆说：“你的，就是你的。”
伯乐疑惑地看着老婆，上前捏她乳房，出奶的，确实刚生过孩子，怒道：“孩子是谁的？”
伯乐老婆说：“你生什么气？你不花一分力气，就得一个孩子，还不高兴？”
“孩子是谁的？”伯乐大怒道，撑起巴掌想揍老婆，举到半空看老婆并不畏惧，又停住了，先声讨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伯乐老婆说：“村里谁谁谁不是这样？你也知道，不是照样做人！”
“我跟他们比？”伯乐骂道：“你这个婊子！我出去做生意，你在家里生孩子。”
“你骂我婊子！好，你老婆是婊子，那你是什么？”伯乐老婆也生气了。
伯乐喉咙里就发出一种吼吼声，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完也就完了。
这种事也是平常的，性，就像吃饭，村人于性方面是相当随便的，性在村里可谓一项大众化的娱乐。入夜，村子静谧而又生动，那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们和刚刚发育完全的毛头小子，鬼似的穿梭于男人外出的妇女窗下，男人不在家，妇女们闲着也乐于接待，他们往往大多如愿以偿。不少妇女还拥有固定相好，公开的和不公开的，都相安无事。许多男人对待老婆就像自留地，谁爱来播种就来吧，反正收获是自己的，生下孩子照例叫他爸爸，而不叫别人爸爸。
只是伯乐的老婆生下孩子来，多少有点儿不妥。十多年前，伯乐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送去结扎，事先谁也不知道，他县里回来宣布自己已经结扎，村人大惑不解道：“伯乐，你送去阉了？”
“是结扎，不是阉。”
“你阉了干吗？现在公家又不要太监。”
“是结扎，不是阉，跟你们讲不清楚。”伯乐大声说，而且有些居高临下。
“那你结扎干吗？”
“结扎可以转正。”
“国家有这个政策？”
“政策是没有，事在人为么，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结扎，我响应号召结扎了，国家还会亏待你？我的事迹都上了地区报纸，县里广播也播了，还能不转个正？”
“那我们去结扎，是不是也能转个正。”
伯乐笑道：“国家只重视赶在前头的，哪里管得了后面跟班的。”说着郑重其事拿出报纸供大家欣赏。村人没几个识字的，说乌鸦鸦看不懂，你念我们听听。伯乐就神采飞扬高声地念：“民办教师去结扎，只因计划生育好……”
此后，伯乐便专心等候转正，变了个人似的，除了教书，猪不杀了，牛不宰了，田也不种了。伯乐杀猪，既准又狠，一刀子进去，猪还来不及痛快嚎叫几声，就咽了气，伯乐抖抖手上的鲜血，快活得眼角抽筋，很为自己的手艺精湛而陶醉。宰牛场面则很残忍，牛牵到溪滩边，绑树根或竹竿上，伯乐抡起斧头猛砸牛头三下，牛轰然倒下，淌着眼泪喘气，伯乐立即拿尖刀划破牛肚活活剥皮，有时牛皮剥下晒溪滩上了，大牛眼还张着，淌着眼泪，伯乐照样快活得眼角抽筋，很为自己的手艺精湛而陶醉。相比之下，他教书不算出色，领读和尚念经似的，没有平仄、抑扬、顿挫，经常打嗝，咕噜一声便是停顿了，并且伴随着一股酸气，半个教室都可闻见，前排孩子就皱鼻子嚷嚷：酸，酸。伯乐听了，摔下课本，操起箬竹教鞭甩在黑板上，很响，经常吓得人尿裤子。现在想起来，伯乐集教师和屠夫于一身，挺有意味的。只是结扎以后，再没有看到他杀猪宰牛，不知结扎与当屠夫有什么冲突。村里少了这么一位技艺精湛的业余屠夫，大家都怪可惜的。
半年过去，国家还没给他转正的意思，伯乐不长胡子的三角脸上很多了几道皱纹，那时我父亲已是村长，他时常找上门来，颓丧道：“伯虎，再打个报告，要求一下，要求一下。”
“好，报告你自己写，我盖章。”父亲其实并不赞同他拿结扎换转正，以为聪明过头，他关心的是那东西还有没有用。
伯乐说：“有用。”
“总不一样吧。”
“就是不流那个了。”
父亲哈哈说：“不流那个，还来什么劲，女人就喜欢那点东西。”
父亲和伯乐曾经很要好，村人形容他们好得就像一粒米。这形容汉语里没有，很地方特色的。伯乐小父亲十来岁，当过兵，他的文化知识大部分是部队上学的，复员后，指望国家给他安排个公社人武干部当当，可他是农村户口，没份。回村懒得种田，就赌博，找女人。这方面父亲是他师傅，他们结伴同行，在方圆百里内结交了许多同道，还不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