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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一品-第8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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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岂止是吏部尚书的人选?七月里,吕调阳去世,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当他看到大臣们推举的名单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名单上的两个名字,分别是陶大临和孙鑨。

这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明知道为吏部尚书的人选,皇帝已经气得七窍生烟,竟然还要推荐这两人,明摆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再次将任命搁置,反正内阁六个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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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想不明白,沈默明明打倒了,他在军政两方面的党羽也剪除了大半,剩下的也偃旗息鼓,芶延残喘。为什么自己还是感到窒息般的无力呢?

答案就在尚未远去的历史中,他虽然熟读列祖实录,但并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坐在列祖所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权力,已经和他的前代不同了。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视为金科玉律,为臣子们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将其言行奉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认定的,任何超出认定范围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无道之举,会遭到文官们的集体抵触。

这种变化尽管在形式上保持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早就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实际的权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

每个官员的产生,都要经过十多年悬梁刺股的苦读,然后经历最严酷的层层选拔……不要听信那些科场失意者对科举的抨击,那都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这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上官之后,还是不能松懈,除了定期的考察,平时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言官的弹劾,弄不好就前途尽丧,就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还得做出成绩,才能一级级往上爬。沈默的爬升速度已经是极限了,也用了将近二十年,才有资格站在皇帝面前。

绝大多数人立不了那么多大功劳,三十年就算很快的了。不是顶尖的社会精英,绝度走不到这一步,早就被优胜劣汰下去了。幸亏这样的一群人从来都心不齐,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互相掐上了。要是他们齐心协力,想要把皇帝赶下龙椅,是一点难度也没有的。

而皇帝只是因为恰巧生在帝王家,又恰巧是他爹死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便成为了天下的至尊,并不是经过优胜劣汰决出来的。而且为他们树立三观的老师,正是那些成了精的大臣。大臣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的皇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在政治无法解决时,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决,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且从不插手具体的政务,只需要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彰显王朝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就是最好的皇帝了。因此从成祖以后的皇帝,无论是仁宗、宣宗、英宗、景宗、还是宪宗、仁宗,都基本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能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保持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他们越是这样,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他们也就越发被束缚住手脚,直至任凭臣子们摆布。

就连以荒淫无道著名的正德皇帝,一直追求也只是个人的自由,对于那些束缚他的规章制度和讨厌老头子,他也只是想方设法的逃避,却从没想过去破坏。归根结底,他也是老头子们教出来的学生,只是青春期太长,叛逆心太强罢了……

唯一的例外是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野孩子,没有接受过一天皇家教育,自然也没有被灌入谦抑温和的因子。在他的眼里,皇帝就是无上的权威,而没有任何自我压抑的义务,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恰巧他可以算得上,有明一代智商最高的皇帝,有着前任们难以比拟的政治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操控一切,他也以为自己做到了。但历史能够证明,他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严家父子便已经悄悄的窃取了他的威柄,在他把他们当做提线木偶的时候,自己也做了他们的木偶。而在生命的晚期,他已经清晰盛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也被夺走——徐阶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凌驾于世间所有强权之上,包括嘉靖皇帝的皇权。

正是嘉靖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大臣彻底不再对皇帝报以幻想,将与皇权的博弈,看成事关存亡的大事。文官集团对臣权的追求,已经从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变,这直接着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文官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不过在他的继任者,和嘉靖的继任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过程被极大的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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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皇帝的端拱寡营,几乎将国家的权柄让出。他的儿子万历,年仅八岁登基,在万历八年之前,完全与国事无缘,这给了文官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徐阶之后的两大首辅,高拱与沈默,一个锐意进取,大胆揽权,一个长袖善舞,最会收拢人心。两人相继相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十几年,一代人,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许多事情成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沈默离任后,文官集团依然要紧紧握住权柄,而不是交还给皇帝。多少年来,文官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万历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政权十分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而且对此毫无办法……

但这不代表皇帝就会认命,至少万历皇帝不会,他可是以乃祖为目标,已经击败了有史以来最大权臣的少年雄主,岂能任凭大臣摆布?他一直希望再度启用张四维。张四维也早就巴望着了,在蒲州老家憋了一年多,感觉风头过了,便写信给皇帝,暗示自己又重新斗志满满了。万历心领神会,便下了圣旨起复他。张四维担心夜长梦多,一接到旨意,便赶紧上路,谁知走到半路,家里传来讣告,他那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爹,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四维只好转回家奔丧。

万历皇帝不寒而栗,他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毁灭性的力量,足以伤害到自己。为了自保,除了殚精竭虑的与大臣作斗争外,他还不遗余力的培植宦官力量,实指望着太监军团能成长壮大,成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墙。

所以他才会如此偏袒这些不成器的家伙,甚至唯恐他们不够嚣张霸道,治不住那些目无君上的大臣。

所以南京发生了民众反抗钦差太监的事变,皇帝不仅不怪罪张清,反而趁机把早就看不顺眼的孙鑨逮到北龘京,甚至想要逼他自裁,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结果这时候皇长子出生,太后懿旨大赦天下,倒让孙鑨逃过一劫。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万历亲自写下‘发回原籍、永不叙用’的谕旨,彻底封死了此人东山再起之路!

当时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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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卷【海雨天风独往来】第九零七章 见龙在野(下)

不论什么人,摊上这八个字,政治生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有多大背景,如果下野之后没有上台,慢慢地就会被边缘化,直到彻底完蛋,从无例外。包括那位神一样的刘伯温,包括号称百官之师的徐阁老,都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但经验只是对过去的总结,如果靠经验就能预测未来,未来也就算不上未来,只是对昨日不断的重复。终有一天,会有与经验不符的例外诞生,那才是真正的未来……

例外,就从孙鑨这些人身上开始。

按照本朝惯例,因为为民请命而险些被皇帝害死的孙大人,毫不意外的盛名满天下。从他入狱的那一刻起,就有数不清的官员、士绅、甚至布衣百姓上疏为他鸣冤,他离京的那天,百官出城相送,大家把酒赋诗,豪迈之情激荡天际,毫无离别悲切之意,反倒像是庆祝凯旋的大会,更不在意皇帝的感受。

孙鑨一路南下,无一例外的受到所经府县的盛情招待,不仅地方官扫席以待,百姓士绅也争相出迎,甚至有人步行数百里,从临省赶过来,就为一睹这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人的英姿,然后给他鞠个躬。

孙鑨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他对每个来拜访自已的人都热情接待,无论是贫是富,是官是民,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以诚相待。有人问他,您与愚夫愚妇费那些口舌,能有什么用处?他微笑道:“我看每个人都是圣人。”闻者不由肃然起敬。

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

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日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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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欲望也日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腐败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腐败,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腐败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败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腐败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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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

钱德洪为《阳明年谱》作序中,便直言不讳道:‘师既殁,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正如他所言,王阳明的一传子弟便纷纷,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阴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刘君亮、永丰聂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称为王学四门。到了嘉靖末年,后两家渐渐式微,前两家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满了分歧与争执。

其中王畿一生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南都及吴、楚、闽、粤、江、浙,皆有其门下书院,年已八十犹周游不倦,东南士人莫不以其为宗盟,是为浙中学派。这一派将阳明心学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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