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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放在父亲的藤椅上，没有人去动。又有时候，南昌的眼睛会停留在上面。当他发现自己在打量那包裹时，也会将眼睛移开。弟弟妹妹们都是时而来，时而走，自那天晚上之后，再没有聚齐过。两个最小的妹妹，由大姐做主，已经送到乡下去了。家中常住的人，就只是他和大姐，还有二姐。二姐原先也是住学校，跟一个文艺宣传队活动，这一段却搬回来了。是因为年龄增长，不喜欢集体生活了，还是和队友们发生了龃龉。总之，在外面过得不怎么样，却又似乎是不情愿而回来的，脸色总是沉郁着。这一家里的人，多是沉郁的表情。二姐和大姐年龄接近，背景相同，又都是女孩，但因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没什么话说。但她在家，对南昌却是好事，和大姐有些不可少的交道，就由二姐来传达了。所以，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没有人来找南昌，南昌也闭门不出。常常有游行队伍从窗下经过，锣鼓点疾风暴雨似的，流利之中带着油滑，显然出自老练娴熟的手。南昌顺着窗玻璃向下看，只见梧桐树叶间晃动着无数安全帽，是产业工人的标志。这些日子里，革命的进程经历了许多转折，离开南昌越来越远了。他心里隔膜得很，前段时间的事情都有些想不起来了。他的东西都丢在学校，他的“星星之火战斗队”里，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只是一些书，他正在抄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现在，他差不多也忘了。躺在父亲的狭窄的行军床上，看着房问另一角里父亲的书柜。父亲的书并不多，也是狭窄的一具，多是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几本俄语书，再加上一本哲学辞典。他远远注视着父亲的书，没有去动一动。有几次，他发现自己靠近了书橱，陡然地，又离开了。他好像骇怕走近并且了解父亲，还有母亲。这是一种何等奇异的心情！只会产生于至亲的人之间，常常是，至亲的人反是最不敢接近的人。可他又总是呆在这间房间里，好像要和自己过不去似的，像要惩罚自己什么似的。
这一天，家里来了人，听见门响和脚步声。南昌并不动弹，家中来人都是由大姐和二姐应对，可是这一次他的房门却被推开了。南昌保持着两手枕在脑后的姿势，看着这人朝他走来，直到停在他的床边。来人是陈卓然。陈卓然白了，胖了，将他的轮廓略削平了，有些不像，可是眼睛依然是他的，有一股锐利的亮，但对着他器重的人，就会含笑意，于是，又柔和下来。现在，他就是这样看着南昌。他们一上一下对视着，彼此都有点哽住。停了一会，南昌坐起来，陈卓然则在床沿坐下，互相移开眼睛，感到了害羞。又坐了一会儿，陈卓然说，出去走走！南昌就翻身下床，在床前摸索鞋子，穿上。当两人一同站起时，南昌发现自己的肩膀正抵陈卓然的肩膀，他差不多和陈卓然一般高了。他们一同走出房门。来到街上，太阳极好，已是五月天。向看公寓的老头借了打气筒，给自行车打上气，然后两人上车，沿了街，一路骑去。
近午的日头将他们的身形投在光影斑斓的街面，南昌感觉自己的额角，鼻梁，眼睫，都承着热和亮，似有无数的晶片在四周闪烁，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净。他随了陈卓然转过街角，并不知道他们将去什么地方。车轮流利地行驶在柏油路上，十分畅快。无轨电车行行地从他们身边开上来，偶然“叮”的一声。两边的楼房也在流利地向后退。他们是在向西行驶，这个城市的西区比较东区，更为现代，有一种华丽的格调，光线都显得亮一些。陈卓然的车头一转，驶进一条宽阔的短弄，弄底一扇大门，门边的牌 子使南昌车头一歪，这是他母亲的工作单位。陈卓然已经直入门内。南昌正正车把，努力一蹬，跟随而去。
陈卓然绕过一个水泥花坛，骑到一排石头墙基，红砖墙面，水泥拱券门檐的楼房跟前，下了车，推车走进门洞。眼前忽一暗，有一股森然之气涌来。南昌紧随陈卓然，穿出门洞，来到一个逼仄的后院，有米面的微酸的蒸汽传来，是食堂。紧挨食堂是水房，空地上堆着煤和碎木片。另一侧，兀自立了一幢青砖外墙的小楼。陈卓然将自行车靠墙停放好，头也不回地走进去。这楼房有年头了，楼板松动得厉害，走上去，空空地响。楼梯转角的窗口，透进几线模糊的光，里面有一些模糊的絮状物翻卷着。南昌看见楼板上自己的模糊的影。楼梯的边缘已经被鞋底踩得坍塌，天花板却还隐约可见旧时的雕饰，藤蔓花草的图案。上到三楼，本是到顶，却在墙边又斜上一架木扶梯，原来还有个阁楼。南昌腿一软，险些绊倒，陈卓然听见动静，回过身来伸手牵住他的手。他触到陈卓然的手，暖和和的。男生之间很少有身体的接触，要有，也都是冲撞和摔打的方式，像这样温和的触碰，会让他们难堪的。但是，现在南昌变得软弱了，而且，陈卓然又是这样一个男生。他不止是同学，还是一位兄长。牵着陈卓然的手上了阁楼，阁楼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陈卓然推开窗，扑楞楞地惊起几只麻雀，正停在窗前瓦顶上啄食。越过瓦顶，可看见对面的楼房，中间隔着一条后弄，从上往下看，就像一条隙谷。陈卓然停了停，说，你母亲是在这里——
南昌茫然地向窗前走去。褪了漆色又朽烂的窗框，外面是灰色的瓦爿，错了排列，又碎了多少片的，长了几茎无名的草。隔一条后弄的黄色拉毛的楼房外墙，由于背阴，就有大片的潮湿的霉迹，尤其水落管子边上，留下深黑的条条印痕。他听见底下的后弄里有人声传上来，嗡嗡的，就探出头往下看，看见了弄底的地面，清洁的水泥地上，布了网状的裂纹。他看见后弄和这边院落之间还有一道隔墙，墙头插了碎玻璃片，玻璃片里夹了杂草，太阳照过来，给那墙头镶了一道毛茸茸的光。他心里慢慢明白过来，明白这曾经是母亲视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还是隔膜，因母亲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年少的他，缺乏想象力，想象亲缘的关系。只是在这一刻，视野里的景象将他和母亲合二为一了。他没有觉得悲戚，他甚至是淡漠的，这一个印象不是以通常意义上的难过进入他心里的，却是一个实有的占位。一些细节，琐碎但是尖锐地凸出在视野里——对面楼顶晒台的水泥围栏，忽然蠕动起来，游走开了，原来是一只猫；就像要与这异常的柔软形态作对比，边上一具水管的阴影里，藏了一道极深的裂缝，似乎要将楼体一劈两半；瓦楞里的无名草上顶了针尖大小的一朵紫花，竟有四瓣花瓣……目光渐渐收回来，收到窗框上，右边窗框上有细细的刀痕，刻下三角、梯形、圆、平行四边形，好像一个刚学习平面几何的中学生的作为。他听见陈卓然在身后的咳声，那不是真正的咳声，而是为了要掩饰窘态，咳出的几声。咳了几声，陈卓然说，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当看见转过身来的南昌，眼睛是干的，便止住了。南昌说了声，没什么，两人就都有一种释然。男生间的安慰与被安慰就是如此，有些尴尬，有些文不对题，其实是不言而喻。
6 户内
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成熟条件，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来到，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一张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顶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二姐，没有积怨，却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白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他从地理上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力量削减一半；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国土广博，列宁、斯大林，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为全世界无产者作出实验，也作出榜样，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属唯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文化根源上，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第三国际就有这问题，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陈卓然说：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更是面向世界——
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不知觉中，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推开窗户，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摇摇晃晃，溢出来，由下面的叶接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一些清泠的市声掠过耳畔，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电车的行行，早起人的脚步。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