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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
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
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无能。《晋书》中如此评论“汝南（王）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王）习果锐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
这个评论十分到位，汝南王司马亮的无谋无能，在他与杨骏争做顾命大臣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是个不足忌惮之人；楚王司马玮则不仅表面性格果锐、行事狠辣而已，他年轻勇武的身躯内，跳着勃勃野心，他存着侥幸之心，凯觎着他哥哥的皇位。就此一念之差，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楚王落为贾皇后的手中屠刀，然后如过河小兵一般成为弃子。
三月政变结束不久，楚王与贾皇后之间短暂政治联盟立刻危机重重。杨骏消失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在这个问题上，贾皇后与楚王各怀鬼胎。
诛杀杨骏整个过程的现场总指挥是楚王司马玮，急先锋是东安王司马繇，两人居功至伟。
论亲疏，楚王是先帝亲子、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九年之后，皇帝的另一个亲弟弟淮南王讨伐赵王，他很理直气壮的高呼：“赵王欲破我家！”楚王也完全有资格将国事包揽成家事，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他是先帝临终特意安排、托以厚望的一个儿子，位高权重，楚王“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人缘威望也不错。
楚王唯一的缺憾是很无可奈何的缺憾：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元康元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的人“习果锐之性”完全在情理之中，况且楚王是年轻人中的那种狠角色，做将军犹可，但如果做为辅政大臣则肯定不能服众，而且肯定要坏大事。所以，当时朝廷里并没有声音提出让楚王司马玮辅政。
按着贾皇后的心态当然恨不得满朝公卿都姓贾，可是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有心计之人，杨太后父女刚刚因为吃独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骏坟上的土色还是新的，难道她想步杨骏后尘？楚王领着禁军三十六军就在宫城之外，冲进来只需要一盅茶的工夫。
贾皇后这边心存忌惮，在楚王司马玮那边，也觉得这个嫂子心机深沉得可怕，不像正常人。此刻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方面，楚王控制着洛阳的大部分禁军，但是最关键的殿中禁军掌握在贾皇后的手，她的心腹李肇、孟观已升为积弩将军，各领二千五百强弩手守卫在殿中；后军将军荀悝是贾后党人，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车骑司马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
在政权方面，郭彰、贾模还有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东安王司马繇共预国事。
暂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双方都会感到不满意的。东安王虽然是宗室疏族，但是这人野心不小，并且对贾氏存有意见；贾氏这一边，贾谧是个轻浮子弟，宾客盈门，排场比皇室还大，而且行事张扬，早晚会惹出祸事来。
贾皇后未雨绸缪，于是就有了三月壬寅那份令天下人惊讶的诏书：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仔细嚼嚼这一份诏书，就可感受到贾皇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个女人的心计，就如闹鬼山村中的一口千年老井，终年水气缭绕；这份诏书是一个井口，从中可以窥见井里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贾皇后躲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露齿狞笑。
对于贾皇后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楚王对她的威胁，避免成为杨骏第二。但是，她的力量不足以与楚王抗衡，她现在对于洛阳、对于政权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当初的杨骏，想要直接动武那是以卵击石，而想保持现状一来心有不甘，二来也不可能，以楚王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势态，双方交恶其势必然。
权力中枢实在是险地，智者不立危墙之下，那么不如以退为进。贾皇后索性卖乖，摆出高姿态让出政权，专门从外地找一个辅政大臣来，把她和楚王手里的政权全收了，到时候她无欲则刚，有矛盾则是辅政大臣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与她无关。
反正贾家的势力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再不济也比杨骏当政时强。再说她对惠帝的控制这张王牌是谁都抢不走的，有惠帝在手，再加上她主动让权的良好态度，郭彰、贾谧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占一席之地那是不成问题的，贾家的声音还是会有分量的。
那么，政权让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人选只能从宗室里面找，否则根本让不出去。杨骏血的教训摆在哪儿呢，不姓司马的谁敢接着这烂摊子？即使有不要命的蠢货敢接，他也拿不住，楚王一刀过来，连权柄带他的性命一块儿取走，这样一来就是间接让给楚王，到时候楚王两次立威，谁还敢与他争锋？
因此，只能从宗室里选辅政大臣，贾皇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汝南王司马亮。
汝南王司马亮简直就是为贾皇后量身订做的一枚棋子，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做替死鬼的了。
首先，他是宗室元老，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楚王的祖父，宣他入朝辅政，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楚王也没理由表示反对，只能吃哑巴亏；
其次，他与楚王等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宗室虽然都姓司马，但是内部并不团结，这一点贾皇后观如洞火。汝南王在与杨骏的交锋中屡次败北，在宗室心中的形象大损，政变发生前他推三阻四不肯参与，政变成功了他赶来分杯羹，这肯定令楚王等人寒心反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汝南王与杨骏相似，也是老而昏聩不知死活的人，肯定不拒绝这天上掉下来的权力。他入朝之后，势必要与楚王争权，而楚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祖父就自认孙子。两人做鹬蚌之争，贾皇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贾皇后心思缜密，为防止汝南王入朝后与楚王协手联合，让她的如意算盘落空，她又让惠帝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秩千石，官职不高，但却掌握着实际政权，“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史书上对下邳王司马晃的评价不错，说他“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但是此人在朝议处置杨太后的时候，充当了贾皇后的打手，一心要置杨太后于死地。司马晃死于贾皇后当权的元康六年，生前历任三公，死后追赠太傅，享尽了殊荣。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下邳王司马晃是结党于贾皇后的。
尚书仆射也是重要的实权岗位，它的服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有时置左、右两仆射，以左仆射为主。让东安王出任这个职务，一来是褒赏他在政变中的积极表现，二来是由他来扯汝南王的后腿。东安王是个狠角色，“性刚毅，有威望”，汝南王如今名誉扫地，让东安王来服从这个族叔的管教，看来十分困难。
按说安排了这两步棋，只需坐下来看好戏，但贾皇后灵感一来，心想坏事要做就做绝。于是她又在辅政的名单中加上了太保卫瓘，这一招看似随意，却是添花妙笔。
卫瓘，字伯玉，先朝老臣，早在文帝时就已被委以重任。当年邓艾、钟会讨伐蜀汉，出任监军的就是卫瓘，钟会图谋造反割据蜀中的时候，幸亏有卫瓘临危不乱，用计平定了叛乱。
卫瓘后来又多次出守方岳，先后都督关中、徐州、青州、幽州诸军事，入朝后又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高官显职，“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封卫瓘为公爵，以卫瓘之子尚公主。卫瓘功勋重臣、家势显赫，遭世人羡慕，也招来了杨骏的忌惮，因此在武帝末年被废黜。
现在贾皇后重新起用卫瓘，在表面上是遵循先帝的遗愿，由重臣与宗室夹辅王室，其实是一石三鸟。
第一只被瞄准的鸟是楚王，他将被更加有力的排挤出权力中枢。试想，一个是叔祖，另一个是两朝元老，两人从政的年纪都比楚王的年龄长一大截，以后楚王的话语权就更小了；
第二只被瞄准的鸟是汝南王亮，虽然已经有了下邳王与东安王，但他俩是宗室疏族，并且都是后辈，制肘的力量不大。卫瓘是现存朝臣里资格最老的、声望最高的老臣，给汝南王这么平庸的领导派一个他无法驾御的精明副手，估计两人都会很憋屈；
第三只被瞄准的鸟是尚未知情的卫瓘，贾皇后想要杀他。
贾皇后有充分的理由想杀卫瓘。当初反对司马衷为嗣君的群臣中，卫瓘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是贾皇后眼里最阴险的一个。当年武帝突发奇想，设了考场测试太子的应对能力，幸亏有贾皇后帮着作弊才蒙混过关。武帝拿到太子的答卷后，笑吟吟地拿给卫瓘过目，卫瓘“大踌躇”，朝臣们才知道这场考试是卫瓘出的险招。
一计不成，卫瓘还不死心，又多次明里私里进谏“太子不令”，每次都吓出贾充一身冷汗，他偷偷传话给当时还是太子妃的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这对父女对卫瓘忌恨无比。
即使抛开司马衷不论，贾皇后也有理由恨卫瓘。当年武帝给太子选妃，贾南风的最有力竞争者就是卫瓘的女儿。武帝一度钟意于卫瓘的女儿，还作出了比较，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虽然最后在杨艳、荀凯等人的帮助下，贾南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妃，但是被公然说成“丑而短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卫瓘老奴实在可恶，竟敢把女儿生得“美而长白”，可不是该死？
史书上说“贾后素怨卫瓘”，现在有个借刀杀人的良机，贾皇后当然不会错过。更妙的是，仅从表面上看，卫瓘的复出表现了贾皇后胸襟开阔、不计前嫌。
贾皇后要微笑着将卫瓘推向断头台。
二、飞来横福
宣诏的使者从官道上奔驰而来，秦王司马柬收拾行装，黯然上路。
从洛阳传来杨骏倒台的消息，秦王柬就知道，他留在长安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这份招他赴洛的诏书，完全在意料之中。
诏书中，皇帝哥哥很诚恳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并且表示京城有骠骑将军，加侍中、录尚书事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非他莫属。惠帝还让他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这份荣誉曾经被赏给立有大功勋的羊枯、杜预，也曾经赏给被武帝猜忌的齐王司马攸。
秦王柬不想去琢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他的母亲姓杨，所以他不可以再占据被称为“天下形胜之地”的关中。接替秦王柬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先是叔祖梁王司马肜，然后是另一个叔祖赵王司马伦。
关中以及关中以西的雍、秦、凉三州，是汉族、羌族、氏族、卢水胡等杂居的地方，也是晋朝最先起动乱的地方。在梁王、赵王都督关中期间，羌族、氏族叛乱频起，关中民不聊生。无数流民背井离乡，向南涌入蜀中，重重冲突之后，有氏族枭雄李雄割据蜀中，成立伪朝；为了镇压李雄，朝廷在江南大肆征兵征粮，结果官激民变，又引发荆州张昌叛乱。
天下之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八王之乱”未波及江南、蜀中诸郡，但是蜀中最先分崩离柝，江南三度发生叛乱。追溯起源，不得不怪罪于梁、赵二王的统驭无方，也不得不怪罪于中枢用人不当。这是后话，容后详表。
秦王柬到洛阳之后进位为大将军，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干涉朝政。秦王柬在洛阳战战兢兢，整日忧虑，他屡次要求还藩，回到关中的秦国去，但他的请求如泥牛入海。
半年之后，秦王司马柬突然死去。史书上未记载死因，只写道：“元康元年九月甲午，秦王柬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他的皇帝哥哥也十分悲痛，下诏“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秦王柬生前死后，都享受了与他叔父齐王司马攸相同的待遇。
与秦王司马柬的心情截然相反，汝南王司马亮在赴洛途中，绝对是兴高采烈的。晋朝人把意料之外得来的东西叫“傥来之物”，汝南王就被一个天大的傥来之物给砸晕了。所以，他没有去仔细推敲这一份诏书，他也没有在意身边人的议论纷纷，他是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这份诏书的不合理之处：
“嗯？为什么辅政大臣没有一点兵权？”
说完全没兵那是歪曲事实，汝南王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多少兵呢？一百骑兵加一千亲兵，作用相当于仪仗队，这是惠帝给汝南王的优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卫瓘也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同等待遇，武帝时他就被特许拥有一百亲兵，现在惠帝给他增拨至一千。
这种肱股大臣才能获得的浩荡皇恩羡煞旁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不知是否可以很恶意的揣测，这是观众贾皇后为了增加打斗场面的观赏性，而有意布置的背景。
不管怎么样，即使反应迟钝如汝南王，也看出来靠这一千兵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让自己说话更有分量，必须手里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拢禁军，他老人家宣称要“论诛杨骏之功”，统计了参与政变的禁军将领人数，然后大手笔，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还有人在先帝灵柩前大赏群臣笼拢人心来着。接下来还有眼熟的，还记得那个尚书左丞傅咸么？当初劝过杨骏不要滥封滥赏的那位，现在他已迁官为御史中丞了。
傅咸写信给汝南王，劝诫汝南王不要走杨骏老路。傅咸说，这次政变应该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殿下却如此滥行封赏，“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会使大家以后都希望国家有乱事，好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就很危险了，此前东安王司马繇行赏诛伐随心所欲，已经招来了不满，本以为殿下会矫正这种错误，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还十分替殿下你担忧啊。
与当时杨骏的态度相似，汝南王对一切谏言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用来对付傅咸这种文官，但如果将楚王也视为空气，那就很危险了。
汝南王偏偏就这么做了。
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说的，“在讨伐杨骏的时候，（汝南王）远在许昌，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风平浪静了，汝南王却来抢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绪的。而汝南王不仅不安抚楚王，还插手楚王的禁脔，试图到禁军里面去拉关系，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墙角。
楚王还没来得及发怒呢，汝南王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汝南王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宗师”。所谓“宗师”相当于司马家族的族长，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由于职务之便，汝南王对于司马家族内部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王司马繇，兄弟俩一向不合。
东安王司马繇的为人，从他杀人如草芥就可见一斑，但是《晋书》还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辞来掩饰，说他“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言下之意，他还算是一个好人。
东武公司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连《晋书》都找不到词替他掩饰，只好实话实说，说司马澹“性忌害，无孝友之行”。据说他一直眼红司马繇在外面名声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从小对司马繇的宠爱胜过他。因为这个可笑的原因，他对司马繇“恶之如仇”，经常到处造谣诋毁司马繇。
汝南王当政的时候，东武公正在洛阳担任中护军。中护军手中的禁军兵权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东武公也成为汝南王要重点拉络的对象。东武公见缝插针，向汝南王进弟弟的谗言，他说：“司马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
汝南王也早就想处置东安王，东安王杀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记忆犹新的。可是，东安王毕竟新立了大功，这么早就过河拆桥，汝南王还是心存顾忌。
汝南王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向东安王发难，东武公就将借口送上门来了。在傅咸写给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经提到了东安王滥杀无辜，群臣有不平之声；现在连东安王的亲哥哥都看不过去，不惜大义灭亲，可见东安王确实罪恶滔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汝南王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脸，要替文鸯等人报仇雪恨。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进京辅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诏追究东安王司马繇的罪行，内容包括：矫诏、擅杀东夷校尉文鸯等。惠帝罢免了东安王一切官职，以公就第。后来听说司马繇不服判决，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论，于是又褫夺东安王王爵，废黜为庶人，发配辽东带方郡（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
司马繇遭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它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掌握话语权；强者对于弱者，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个法则将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贯穿整个两晋南北朝、贯穿中华几千年一切盛世与乱世。
东安王的被贬震动了楚王。楚王与东安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