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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自然非普通妇人所能比拟；小吏出身低微贫贱，平时可能三个月不洗澡，满嘴黄牙，一腔口臭，又不见有何才学，贾皇后委身于这样一个人，是否太自轻自贱？
再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与小吏做了几夕欢娱的露水夫妻，以贾皇后的心狠手辣，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后患？如果说小吏真正是天生尤物，令贾皇后情不自禁，以贾皇后的手段、权势，在偌大皇宫里藏一个人，应该不成难题，何不把小吏留在宫中常伴左右？
即使贾皇后确实不得已，不能金屋藏娇，保险起见最好让小吏远走高飞，何苦又让他在天子脚下的洛阳街头招摇过市？
招摇过市倒也罢了，小吏的生活似乎也未见很大改善。以贾皇后的身份，随便赏赐点金银珠宝都可以令小吏吃喝不愁，又怎么可能用几件破衣裳打发挚爱？而且她似乎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在衣服上留下贾府的痕迹。
凡此种种不合理，唐朝人一概不予考虑，铁了心的要将此事写入《晋书》。
这种不加甄别、一意孤行的行为多次发生，成为《晋书》为人诟病之处。唐朝人刘知几就曾批评《晋书》的编者选材不严谨，好用“稗官之体”，《旧唐书·房玄龄传》里评价《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这话一点都不冤枉。
除了引少年入宫淫乱，唐朝人说贾皇后还和宫中的人关系暧昧，“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
太医令程据是晋朝有名的一个佞人。第一章提到此人曾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向武帝献了一件雉头裘，恰逢武帝提倡节俭，正苦于没有反面教材，程据自己撞枪口，被武帝痛斥。
太医院的太医都是先成为各地方名医，再被搜罗进宫的，程据进太医院时恐怕已经不年轻，更何况从咸宁四年到元康年间，中间隔了二十年，程据搞不好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牙齿缺落的糟老头。说正当盛年的贾皇后与这么一个糟老头私通淫乱，未免太妄污古人。
不过虽是无稽之谈，此谣言却并非毫无价值，它从侧面反映了元康年间的贾皇后求子心切。
贾皇后是司马衷嫡妻，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嫡长子，到时候贾皇后废黜太子司马遹，立自己儿子为嗣，名正言顺，没人敢不服。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贾皇后前后生育四次，都是女儿，分别封为河东、临海、始平公主，最后一个小女儿夭折，追谥为“哀献皇女”。
西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绝育，为求子嗣，陈皇后求医问药花费数千万。贾皇后的情况虽与陈皇后不同，但是晋朝人不懂生儿生女取决于染色体组合，当时的医学又类同于玄学，贾皇后少不得会让太医进呈种种所谓的偏方秘药，有些药还可能取材怪异、见不得人。所以程据每次见贾皇后总是鬼鬼祟祟的，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谣言遂起。
从表面上看，求子心切可以构成贾皇后秽乱宫廷的动机，其实不然。
在贾皇后之前相传秽乱宫廷的皇后，有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且不说这些也只是传说而已，就算传说属实，也都事出有因。陈阿娇本来就不育，后来又失武帝欢心不得侍寝，所以有可能求助外人；赵飞燕本身也是不育，她与妹妹赵合德虽然始终得到成帝宠爱，但是汉成帝荒淫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必须借助春药才能行房事，生育能力也大有疑问，赵飞燕求嗣心切，出下策借精求子，也是可能的。
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
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
三、晋世宁
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
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
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
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
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
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
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
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
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
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
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
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
四、诡异的母子情
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
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
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
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
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司空陇西王司马泰之子司马略、太子太傅杨济之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之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之子张祎、尚书令华廙之子华恒，轮流到东宫陪太子读书。
在此安排下，曾经在武帝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何氏、杨氏、卫氏、裴氏、和氏、王氏还有张华，都去了东宫。
这套华丽组合是杨骏替太子配备的，里面虽然包含杨骏排挤老臣的私心，却也体现了杨骏对于太子的重视。他煞费苦心地把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士族当家人与后起新秀都集中到东宫，与太子培养感情，这样等太子登基之后，就能轻易得到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巩固帝位。
杨骏确实是太子真正的靠山，可惜太不结实了。杨氏倒台之后，张华、王戎、裴楷、何劭被调任朝中显职，和峤是贾氏仇人，还被留在东宫，元康三年病死。其余各高门士族子弟也先后被调离东宫。
在贾皇后的努力之下，太子的属官开始良莠不齐，那些名满天下的高门子弟不再有机会辅佐嗣君。渐渐地，东宫成了真正的官场垃圾堆，有处理不了的人事问题，就往东宫塞，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赵王司马伦，他在元康年间出镇关中，激起民变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洛阳，就被安排到东宫做了太子太傅。
到了最后，东宫的官员任命越发莫名其妙。有一次，贾皇后任命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入职东宫。陈匡、韩蔚当时还是年幼的顽童，裴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进谏说：“东宫是培养储君的地方，东宫官员一定要选择有道德的英才俊杰，陈匡、韩嵩年幼无知，不懂君子立世为人的道理与气节。太子天姿优异早慧老成，如今派两个懵懂童子去伴随左右，这可无益于太子的成长。”
虽然裴是贾皇后依重的大臣，但是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贾皇后显然与他意见相左。
东宫官员泥沙俱下，而贾皇后的手段不止于此，她还有意派许多奸佞之人，去诱导太子学坏。
《晋书·愍怀太子传》里说：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
据说他们的诱导下，太子原本聪慧过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变成了本章第一节那样令杜锡痛心疾首的人。
教育工作颇具成效，但贾皇后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经常派贾谧去东宫监视太子。贾谧是个轻浮子弟，与太子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元康九年太子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容后再表。
太子越来越不成器，难免会有人劝谏。贾皇后这时又使阴招，谁对太子推诚置腹，就将其调离东宫，并且贬官以示惩戒。杜锡被贬为卫将军长史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与杜锡同病相怜的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原本在洛阳担任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掌管部分禁军。后来有一次成都王到东宫去，正撞上贾谧与太子下棋，贾谧的态度相当不恭敬。成都王与太子同岁，从小一起在西宫玩到大的，感情应该不差。看到这情况，成都王怒了，他厉声呵斥贾谧：“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
此事过后没几天，成都王就任命为平北将军，被赶出洛阳，到邺城去了。
试想，在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如果太子真如武帝所夸奖的那样聪明，他应该怎么做？
是表现的像杜锡所希望的那样，做个修身勤奋的好嗣君；还是如贾皇后所愿，成为一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
因为贾皇后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