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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不比齐王、河间王，他听到了罗尚的呼救声。
于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去支援罗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取代罗尚，统领益、梁两州军事。
长沙王并没有能力像当年平定关中叛乱一样，直接派出禁军良将去蜀中对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荆州都督新野王司马歆的力量。
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派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关中的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宗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
只是祸福相倚，宗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长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后再禀。
诏令下达后，宗岱就率领着三万荆州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入长江上游的支流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长驱直入蜀中腹地。长江上游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原本奇险无比，但是因为战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为进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
宗岱水师未至，但是官兵大军压境的消息已经传遍成都内外，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已经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军，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李特及其长兄李辅，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
几乎与宗岱出师同时，侍中刘沈也启程赶赴蜀中，他走的路线与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刘沈走的是北方的陆路，借道关中，由关中入汉中，经剑门关到达蜀中。
但是刘沈最终没有到达蜀中，他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
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
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
祸胎依然是李含。
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
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
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
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
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
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
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
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
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
“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
这些复辟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影响不小。当时孙吴故土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鼓吹孙吴复兴的歌谣能够产生并且广为传诵，说明当地平静的外表之下，潜伏着许多汹涌的暗流。晋武帝临终特地在长江中游、下游设立两大军事重镇，派出两个皇子镇守，也表明了他对此处的重视与担忧。
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
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
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
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
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
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