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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
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
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
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
历来内臣与外臣、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以外臣、士人的惨败而收场。陆云不可能不知道秦末的赵高与李斯，也不可能不知道西汉的石显与萧望之，他敢于公然得罪孟玖，底气就在于陆云认定成都王不是那无知的秦二世，不是那愚蠢的汉元帝，也在于陆云认为自己对于成都王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都超过孟玖。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这是可悲的错觉。
成都王对于二陆的信任与日俱增，二陆得到的忌恨也与日俱增。此次成都王进军洛阳，二陆获得的恩宠达到了顶峰。
人人皆知这次出征不是普通的征讨，而是在改朝换代，为了能从邺城顺利到达洛阳，坐上皇帝的宝座，成都王倾其所有，招募来二十万军队。然后，成都王任命陆机为大都督，将这支军队交给了陆机，这即是说，成都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陆机。
这也意味着，如果成都王如愿以偿的成为皇帝，陆机将是新朝第一功勋，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卢志等人都得仰看他的脸色。对于卢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众多心高气傲的北方士人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志是文士，不能领兵上前线，所以即使忌恨而死也无法影响战局，但是成都王麾下的宿将也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这就很致命了。
当时聚拢在邺城的知名将领有王粹、牵秀、石超等，都是出身名门并且功成名就之辈，他们依附成都王也远远早于陆机，在他们眼里，陆机只是被武力平定的敌国残余，一个雕章琢句的无用之人，在邺城寄人篱下乞食而已。此次出征战功唾手可得，成都王却把它送给了陆机，陆机此前没有尺寸微功，如今后来居上，怎能让人心服？
对于同僚的心理，处于风口浪尖的陆机心知肚明，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向成都王请辞都督，比如说三世为将不祥，比如说羁宦他乡资历不够，等等等等，搞得成都王很不解。成都王心想此役十拿九稳，多少人想当大都督争拥立的功勋而不得，我特意留给你陆机，你还推三阻四，不知是什么居心？莫非你向着长沙王？
一来二去，陆机发现成都王恼了，不敢再推辞。当时同在邺城的吴人孙惠不知内情，看到陆机要往火坑里跳，急忙赶来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
孙惠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有王粹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论官职，王粹是北中郎将，除了成都王，整个邺城就他官职最高；论出身，王粹的爷爷就是当年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城”的龙骧将军王濬（与陆机可算是冤家路窄）；论地位，王粹尚颍川公主，是惠帝的妹夫成都王的姐夫。如果此人来督军，无人会有异议，奈何成都王就是认准了陆机一意孤行。
对于陆机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受任命出征，那是凶多吉少，打败了必死无疑，打胜了将招来更多的敌意，也未必是福；但如果继续推辞，则意味着失宠，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此前十几年的辛酸荣辱全部付诸东流，光耀门第从此成为妄想。
因此陆机对着孙惠苦笑，说不能再推辞了，否则成都王“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
陆机心中应该还有一番话无法对孙惠实话实说，此次出征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不仅吴郡陆氏能实现复兴，他本人的功业也将超越父祖，流芳百世。
巨大的诱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陆机最后决定咬着牙赌一下了，富贵险中求。
出征之时，成都王再次勉励陆机，并许下重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将军为郡公，担任三公级别的官职。将军好好干，我不食言。”
但是陆机显然不敢太乐观，他说：“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才得以成为春秋霸主；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今日成败，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殿下对我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陆机这话分两层意思，一是自比管仲乐毅，表示要为成都王立功；二是担心领兵在外后院起火，卢志等人趁机诋毁自己，所以给成都王打预防针。
卢志一听陆机指桑骂槐，心里老大不痛快，一转身就对成都王说：“陆机自比管、乐，却把殿下比做庸君暗主，像这种自视奇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将领是很难成功的。”
《晋书》上说成都王听了卢志的话，“默然”，看来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王爷对自己知人善任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内部钩心斗争，军中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陆机指挥着二十万无法统御的骄兵悍将启程了。
一离开成都王的视线，军中那些不安分不服气的跋扈将军马上给陆机来了个下马威。
孟玖的弟弟孟超当时在军中，麾下有一万多人，孟超部军纪涣散，还没交战却先扰民抢劫，陆机将为首几人捕获，准备军法处置。孟超竟然带着一百重装骑兵冲击主帅大营，将人劫走。临走，孟超还公然挑衅陆机：“貉奴能作督不！”
主帅没有威信肯定是无法带兵的，时任陆机司马的江南人孙拯劝陆机杀孟超以立威，但是陆机看着一屋子武将寻衅滋事的嘴脸，犹豫很久，选择忍气吞声。
陆机这么一忍，就不仅威信全无，连颜面也扫地无遗了。此后，各中层将领视帅令如废纸，自行其是甚至公然犯上，军中令出多门上下离心。这样的军队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吃败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孟超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宣称：“陆机将反。”他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中与长沙王联络，首鼠两端，有意贻误战机。
孟玖收到这封来自前线的密报如获至宝，赶紧添油加醋向成都王渲染，成都王则将信将疑。
如果陆机最终凯旋，所有谣言都不辩自明。可是河桥一役，陆机战败了，孟玖不失时机的再次诋毁陆机有贰心；当时孟超不服节度，轻兵冒进结果战死，孟玖却指证陆机杀人灭口，死者为大，陆机的辩驳处于不利地位。
在成都王看来，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难以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那就得找出原因，即使找不出原因，也得编造一个理由，将这战败变得合乎逻辑。
最简单直接最能让死人瞑目活人逃脱罪责的理由，就是主帅叛变。墙倒众人推，那些平时就忌恨二陆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裨将王阐、郝昌、公师籓，冠军将军牵秀都指证陆机暗怀异心。
人证有这么多，可谓铁案如山，事情发展至此，陆机是铁定要替成都王的一意孤行受过，也铁定要替部下的跋扈专横受过，非死不可了。成都王勃然大怒，派出牵秀去捕杀陆机，于是就有了上节开头的那一幕。
与陆机一同罹难的有孙拯，还有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与陆夏。
但是卢志觉得还不够解恨，他提醒成都王除恶务尽。成都王于是下令将陆机“夷三族”，派人收捕陆云，以及陆机的另一个弟弟陆耽。
成都王的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连忙替陆云求情。他们说，陆机指挥不力导致败绩，应当受刑，但是通敌的罪名查无实据，“夷三族”的处罚太严苛了，用刑必须谨慎，万一杀错人后悔也来不及，不如先将陆云等人收押，如果罪名查验属实，再杀也不迟。
参军王彰则劝成都王冷静思考，他说：“今日之战，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即使是庸人都知道长沙王必败，更何况陆机？陆机是吴人，而殿下对他过于宠信，北土旧将因嫉生恨，所以才陷害他通敌呀。”王彰就是当年推辞做杨骏司马的那一个匈奴人，冤案的迹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
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志提醒成都王斩草要除根，他冷冷地说：“当初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其子赵骧。赵骧于是投奔殿下反击赵王，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蔡克一听这话，心知陆云很难幸免了，他在成都王座前不停叩头，直至头破血流，他说：“孟玖一向忌恨陆云，此事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陆云的罪行未经查实，如果贸然处死，必定会引来无穷非议，有损殿下的美誉。请殿下三思。”身后同僚数十人也刷刷下跪，流泪固请。
但是眼泪救不了陆云的性命，一旁孟玖看到成都王有了松动，急忙劝成都王入内休息，撂下群僚直挺挺跪在空堂之上。
到内堂后，孟玖拿来一份供词，上面是孙拯的口供，内容是承认陆机与长沙王暗中勾结。成都王原本正在犹豫，看到供词之后坚定了杀心，当即下令将陆云、陆耽等人斩立决。成都王还夸孟玖做得好，他说：“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
成都王不知道，这份供词是伪造的。孙拯下狱后，孟玖示意孙拯做伪证诬陷陆机，遭到拒绝之后对孙拯严刑拷打，但直至两脚的肉都被打飞，露出白森森的踝骨，孙拯依然不肯就范。孟玖只好伪造一份供词去糊弄成都王。孙拯有两个门生叫费慈、宰意，四处奔走，替孙拯与陆机喊冤，也被孟玖偷偷处死。
陆云死时四十二岁，可怜他十几天前刚写完一篇《南征赋》，歌颂成都王“崇文德於缉熙，济武功而保定”，不料南征未遂，自己却受累身首异处。
门生故吏将陆云葬在清河国，修墓立碑，四时祠祭。
陆机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江南士族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失败并非仅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还标志着整个江南士族的失败。
伤心至极的孙惠写信给朋友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不久，孙惠不堪侵辱，杀了成都王的牙门将梁俊，遁逃回江南；洛阳的顾荣、华潭等吴人也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江南。
成都王在江南民心大失，日后东海王传檄讨伐成都王，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枉杀陆机陆云。
成都王无疑也意识到这个不利情况，试图挽回人心。琅琊王氏的王澄当时担任成都王的从事中郎，他请杀孟玖以谢天下，成都王于是诛孟玖，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只是成都王的受损的声誉已经无法挽回。
千百年来，二陆的命运一直被后世嗟叹不已。
《晋书·陆机陆云传》中的“赞论”，也就是“人物盖棺定论”这一部分，是唐太宗亲自操刀写成的。唐太宗赞叹二陆的才华，认为他俩既是“百代文宗”，又是“廊庙蕴才，瑚琏标器”，但同时又认为二陆没有避祸保身的智慧。
唐太宗的这一评判很有代表性，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行路难》有这么两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将陆机与李斯并列，也对陆机不能趁早避祸远害，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惨死他乡的命运表示遗憾。
其实李白只是旁观者清，因此才显得睿智从容。写完此诗的十二年后，李白就重蹈陆机覆辙，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永王幕府，结果永王旋及垮台，李白因为“附逆罪”被捕，差点被杀，最后被流放。永王的声誉、权势都远不如成都王，永王对李白的重视也远不如成都王对陆机，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还不如陆机聪明呢。可见说人易说己难，今人一向苛求古人，却不知自己的行径也会被后人笑。
吴郡陆氏的复兴最终由陆机的族弟陆晔与陆玩来实现。
陆晔陆玩是与陆机陆云截然相反的人，他俩淡泊功名，孙吴亡国之后一直隐居江南，在西晋时期默默无闻。陆晔在东晋被封为江陵郡公，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成为晋明帝的顾命大臣，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陆玩的官职比陆晔更加显赫，他被封为兴平伯爵，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又继王导、郗鉴之后，成为东晋的第三任司空。陆玩六十四岁的时候寿终正寝，皇帝特许“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可谓享尽哀荣。
陆晔陆玩的才华、声誉都远在陆机陆云之下，他们的处世态度也相差甚远，但是平庸淡泊的陆晔陆玩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陆机陆云这两个天才梦寐以求而未得、为之殒命的荣华富贵。这种愿望与结局的严重错位，只能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推给玄而又玄的“命运”了。
九、草木萌芽杀长沙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晋文公通过此役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奇怪的是，晋文公打了胜仗反而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直到几天后楚国传来消息：楚将子玉战败而归，被恼羞成怒的楚成王逼得自杀了，晋文公这才喜形于色，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
如果长沙王当时从史籍上读到这个典故，他将露出会心一笑。河桥之战的胜利并不能打消他对东线战事的忧虑，成都王是倾巢而来，后劲十分雄厚，如果全军上下被惨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长沙王万难抵挡二次进攻。
但是陆机的死讯使长沙王彻底放了心，斩杀主帅说明成都王的锐气已经严重受挫，而更可笑的是斩杀陆机的理由竟然是通敌。陆机有没有通敌长沙王当然最清楚了，长沙王马上猜到成都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估计短时间内无法再发起有效进攻，东线可以暂保无虞。
以长沙王的心机，当然不会仅仅求个消极防御，苟延残喘。长沙王的一贯战略是联合成都王打击河间王，即使后来战略受挫，兄弟间兵戎相见，长沙王仍然没有对成都王口出恶声，在征讨檄文中，长沙王也将全部罪恶推诿于河间王。
厚此薄彼是有用意的，长沙王料想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正是媾和的绝好时机。他派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作和事佬，与成都王相约分陕而治。
长沙王智者千虑，但这回他却失算了，他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如今的成都王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操线的执政者，河间王许诺要拥立他成为皇帝，直接御宇天下。相比之下，长沙王给出的砝码太轻了，不值得成都王背弃与河间王的盟约，而长沙王又不可能像河间王一样拥立成都王为帝，在心理上长沙王不甘心、也无法接受弟弟成为皇帝，因此他成为了成都王的障碍，因此这幕兄弟阋墙的悲剧已经没有办法中止了。
果然，王衍等人一脸失望的回到洛阳，成都王拒绝了缔和。长沙王无计可施，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信，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帝受天明命，统摄四海，勤身苦己，才成就帝业，从此天下太平万民以安，恩泽流于后世。后来孙秀作逆，犯上篡位，是十六弟（成都王排行十六）你招集义军，拨乱反正；齐王恃功骄傲肆行非法，没有忠臣之行，并且听信谗言，伤害至亲骨肉，陛下因此不满，令我将其正法。
“你我兄弟十多人同产皇室，被分封于外都，却未能阐扬王教，替陛下经国远略，已然心中有惭，不料你却还与太尉（指河间王）带兵百万，包围宫城。这太不像话了，洛阳群臣都感到很愤怒，陛下也授命我宣示国威，对你薄施惩戒。
“我并未将你当敌人，非要除之而后快。前日交战你丧失惨重，死者累积成山、填满深谷，并非陛下与我不顾骨肉亲情，下手毒辣，而是你的行为实在国法不容，因此你派来的将领陆机都不愿意为你所用，临阵倒戈所致。
“谋逆作乱不是儿戏，会令人身不由己，你明明只想向前跨一尺，结果却会不由自主的奔跑一丈。章度吾弟（司马颖字章度），趁你陷入还不深，班师回邺城去吧，不要再陷先帝的江山于兵火，不要再令我司马家先人蒙羞，不要再遗祸我司马家子孙。我顾念骨肉分裂之痛，所以写这封信给你，请三思。”
成都王的回信则老调重弹，要求长沙王杀皇甫商、让政归藩，以作为退兵的条件。这当然只是托词，说明成都王志在必得，他根本没有讲和的意图。
成都王回信如下：“我司马家在文帝、景帝时期，天命所归已经昭示，后来武皇帝受禅建国，功业比肩尧、舜，当时天下富庶安康，国力强盛。武皇帝广封藩王，期望各藩王做为朝廷屏障，拥护晋室百世不息。谁曾想，日后骨肉至亲纷纷为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