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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象一下，如果这部书披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二、无法肩负的重任
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
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
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
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
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己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己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说太后杨艳。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芷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
十四年过去了，杨艳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艳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作为外援。
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
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楷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
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
“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
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己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
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己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晋朝皇帝的敬畏与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来朝廷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被司马衷轻而易举地打破。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
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
三、两位受惊的祖父
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给杨骏佩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并且允许杨骏“持兵仗出入”禁宫的时候。所以杨骏一点都不低调，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
这些举动给国丧平添几分杀气。太极殿里设有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却看见虎贲环侍，身边刀光闪闪，令人心惧。
这个惊悚场面暴露了杨骏内心的虚弱与不安。武帝在世的时候，有这棵大树撑着，无论杨骏在树荫下如何胡闹，都不用担心无法善后；如今大树轰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杨骏这才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单薄瘦弱，他感到非常无助。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都认为这是杨骏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体弱多病怠于政事，实际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谋划下亦步亦趋。武帝要将政权、军权分别交于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职掌中央禁军。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没有史料显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关部署从太康初就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前后近十年。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攸、太康八年对于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是武帝默许的。
到了武帝快驾崩的时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变生腑肘，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的最后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顾命的行列，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分、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