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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3）
接下来，才有了着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试探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受世俗诽谤；有独立思想者，必傲视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还是不成，智者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苗头来。草民是不可与之谋划一件事的开始的，只可与他们共享事成之后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于俗调，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据此可证：圣人做事，假若可以强国，就可不依照旧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旧礼制。”
秦孝公：“不错。”
甘龙：“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易民俗而实施教化，智者不变法而治国。依据民俗而教化，不需费劲儿就可成功；沿袭成法而治国，官吏轻车熟路而草民安之若素。”
商鞅：“（哂笑）甘先生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类人，居官守法是能行的，但不能与之讨论超过既定法律之外的事。三代不同礼而成就王道，五霸不同法而大展霸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智者创立法则，而愚者受制于法；贤者变更礼制，而平庸者受拘束于礼制。”
杜挚：“（摇头晃脑）没有百倍之利，不能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换家伙什。效法古制，不会出错；遵循礼制，可免偏激呀。”
商鞅：“治世哪能只有一个道道儿？要利国，就不能膜拜古制。汤、武不循古而成就了王道，夏、殷没变更礼制却玩儿完了。从这一点看，反古者不可妄加非议，而循礼者也没什么可夸赞的。”
秦孝公：“（击掌）好！”
商鞅雄辩滔滔，气势无前，在秦国诸大夫的满脸惊愕中，胜利结束了辩论。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4）
下殿之后，秦孝公就决定了：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颁布变法令，由商鞅来具体执行。
——秦国，要翻身了！
在这里要考证一下，商鞅究竟得了个什么官儿。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合一，既是爵位，又是官职。
他们的分工是：大庶长赞襄国君，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右庶长是嬴姓公族大臣的头头，左庶长是非公族大臣的头头，驷车庶长是执掌公族事务的。
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公族大臣担任之外，其余全是由嬴姓公族担任。
可见，商鞅是一下就当上了主政大臣。
这样，一纸《求贤令》，就引来了一个奇人。
这个人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而改变了命运之后的秦国，又改变了整个华夏族群的命运。
在4000年有文字描述的中国历史上，有两篇雄文，两次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一篇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孝公的这篇《求贤令》，另外一篇，是近代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可以说，一纸《求贤令》胜过雄兵百万！
一个君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渴求人才，做出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慷慨许诺，这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专制者的局限。
更易陈规，荡涤污浊，以青年之朝气，冲决旧式之樊笼，这已经完全摆脱了最高既得利益者的局限。
《求贤令》激起的是民族史上最深刻的一场政治海啸。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1）
接下来的事，就是商鞅负责起草所有的新法令。这些法令涵盖之广、力度之强，远超过山东诸国的变法。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众价值观，使秦国在国号未变、政治框架未变的前提下，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基座，不再是子承父业的老世族，而是广大的地主、自耕农及城市平民。
商鞅变法的实施，也使青年君主嬴渠梁从一位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蜕变成了一位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本已走向没落的奴隶制秦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新兴地主国家。
更多的草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无数上升的管道已经打通。
这就是变法之后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动因。
商鞅变法，是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
尽管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颇有非议，但他在描述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掩盖不住历史本身就富有的激情。
在新的法令起草完毕后，为树立新法权威，商鞅搞了一次耸人听闻的“市场推广”，效果极富戏剧性。
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个故事只有寥寥数语：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人情世态，呼之欲出。我们不得不叹服古汉语之精炼！
商鞅搞的这套“南门徙木”的把戏，据说是有所本的。早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改革家吴起就干过一次。吴起在镇守原秦河西之地时，为取信于民，就在郡城南门外竖起一木，说谁能扳倒它，谁就能得官做。一个“二愣子”一把推倒大木，于是就得了个“长大夫”的官职（见《吕氏春秋·慎小》）。
长大夫，上大夫也，为大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这次苦力，出得真是值啊！
如此，商鞅把变法的舆论造足后，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变法。
在这里，我们要先破除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革命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也不等于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力量，彻底改造这个国家的既存制度与道德。
据考证，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的，前面的6年未动，是为酝酿期。变法共进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蓝本就是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有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国法典之大成而编定的。商鞅据此细化、扩展，改称《律经》。
“律”这一概念，是从秦始，实际上就是“礼”的意思。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但究竟伟大在哪里？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国的痛点？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如若不是顺应了潮流，也是万万不能见效的。
自战国形成“七雄”并存以来，有些知识分子已看到了未来“天下定于一”的趋势，某些君主也做过这个梦，可是列国的实力不分上下，争斗的结果可能是长期迁延下去，最后谁也吞不了谁。那样的话，中原就可能是七个国家并存，征战连年不息。
可是农耕经济对大水利的要求、对息战（和平发展）的要求，是历史最深层的驱动力，它驱使其中必有一国，要在国力和军事能力上高出别国一大截。
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完成“定于一”的重任。
商鞅变法，就是来做这个的。
无论是36年前的所谓“批儒评法”，还是当下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都没能说透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商鞅何以能那样地意气风发？
要弄明白商鞅变法的要窍，首先要弄明白商鞅施政纲领的核心，那就是“重农重战”。商鞅主张税收公平，奖励垦殖，使百姓乐于种地；还主张“重刑少赏”，使百姓不敢犯法，只能乖乖服从政令。
他推重农战，贬斥儒术和商业、手工业，认为知识分子、商人和手工艺人都是投机取巧者。他说：一千个农夫里边，要是有一个人干上了这些，一千个人就都会怠惰。人们之所以从事这些“末流”，就是为了“避农战”。人民要是都偷懒，那收成怎么能不少？兵力怎么能不弱？
有了粮食，有了兵，秦国自然就能打恶战，破六国，进而底定天下。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捕蛇者，他只打七寸，别的不问。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2）
他实施的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鼓励检举。把居民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编组，凡是告发奸人的，与杀敌斩首同赏，不告发的要腰斩。旅店收留无证者，旅店主人与奸人同罪。
二、禁止私斗，奖励公战，以军功授爵，废除世袭爵禄。他推出了一整套新的爵位等级制——二十等爵，按爵位高低，分别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官职、俸禄。从此全社会以军功大小来定尊卑贵贱。公族宗室的“铁饭碗”完全废除，宗室没有军功的，开除宗室籍，与平民无异。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开荒。凡生产模范者，可免税、免劳役。凡从事末流或因懒惰致贫的，罚没为官奴。
四、禁游说之士，焚烧《诗》、《书》。商鞅焚诗书，是先于秦始皇开了焚书之先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儒家思想“（效）法先王”的主张与变法冲突，所以干脆不要传统的意识形态，以法律取代之。同时废除知识分子，以官吏取代之。
如此力度的改革，必然触及贵族集团利益，所遭遇的反弹异常强烈。据载，变法之初，栎阳城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物议如沸，群情汹汹。
老世族的特权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怎能甘心？
知识分子忽然变成非法游民，他们怎么服气？
秦国执法历来严苛，这些失意者不敢与新法对抗，就唆使年幼的太子嬴驷故意犯法。
商鞅早知道，“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原本想狠狠治太子的罪，但考虑到太子是嗣君，不得施加刑罚，就下令对太子傅（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对另一位太子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脸上刺字），处罚他们的连带责任。
自此，秦人都知道这个左庶长不好惹，全都低首下心地服从新法，没有敢犯法的。三年之后，新法畅通无阻，百姓也纷纷称便。但是，商鞅毕竟是一个精英分子，他的法律有利民的一面，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本人对百姓其实并不在乎。
有老百姓当初说新法不便，而后来又跑到商鞅面前说新法是便利的，商鞅都极为厌恶，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小民。”于是全部把他们迁往边地。这一来，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如何了。
法令如何，是国家事，与民无关，不用你们多嘴。
商鞅明白：于公于私，他要的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威权。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强邻魏国，与赵、齐等国征战不休。秦国趁机搞了几次偷袭，出兵击魏。大约是变法后秦民变英勇了吧，几次偷袭，回回得手。
秦孝公八年，魏国正倾全力围困赵都邯郸，秦军趁机突袭魏国的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拿下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商鞅升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最高的官职，兼领文武，相当于三晋所设的相，后世因此也称作“商鞅相秦”。
这一年，魏国正与齐国激战，秦孝公令商鞅领兵包围了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守军举城而降。
第二年，商鞅又领兵突袭魏国的固阳（今地不详），魏守军又降。
秦国当时的高官，文武不分，商鞅带兵打仗是分内的事，后世不大提他这方面的功绩，虽然不算太大，但却没有败绩，可见他治军也还有一套。
变法进行了一轮之后，秦孝公和商鞅考虑到要消化一下成果，且对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所顾虑，所以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没有新的举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集中的变法，主要内容是：一、开阡陌（田间小路）平封疆。过去实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间的标记，封疆则是奴隶主封邑的边界。现在把这些标记统统铲平，完全废除了井田制。铲平的地方视为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
二、普遍建立县制。全国共设四十一县（一说三十一县），实行县、乡、里三级管理体系，各级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贵族封邑，形成完备的官僚机构。这与前期秦国在扩张中的“灭国设县”有很大区别。
三、移风易俗。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类陋习，强制百姓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
四、统一度量衡、统一赋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一种铜家伙，是称粮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这次变法的同年，秦国正式迁都至咸阳。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3）
魏国此时迫于秦、赵的军事压力，已拟将都城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秦都东迁，落脚在渭河北，着眼点还是便于东进。
连续两次集中变法，大有收效，据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战，乡邑大治”。
这时候的秦国，蛹化为蝶，已完全成了一个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现代国家”，将奴隶制国家残余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这时已年近不惑，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实验成果，他也许常常抚髭大笑。这笑声，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回荡，空旷而无回音。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寿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年就会消失。能力也很有限，离开十五步远，就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切入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他就可以获得强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远，能达到何等广大的疆域，能延续到何其遥远的后世？
没有商鞅，130多年后那个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个北抵阴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没有商鞅，150年后那个叫刘邦的无赖亭长，想建立一个为民族、为文字、为语言永久命名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独的笑。唯一能够感觉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业的，大概就只有33岁的开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为何如此开明，是因为他是青年吗？是因为他是超人吗？都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根源还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时候，刚过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聪明过人，也不可能有预知两千年的智慧。
他的奋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国如果不变，就有衰落的危险。
父亲秦献公在石门大捷中曾夺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后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将庞涓攻秦，秦军战斗不利，连都城栎阳也被庞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迁回旧都雍城，以避其锋。原已夺回的河西之地，也尽都丧失。
嬴渠梁终于清醒了：秦国虽已复振，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变，仍是无法伸展，甚至有走向灭亡的可能。
作为一个个体，嬴渠梁不愿跟着没落的制度灭亡，于是选择了身份转换，不想再代表原来的那个阶级了。
正因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为他不想为旧制度殉葬，所以才对商鞅无条件地支持。
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