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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变法阻力过大。只有到咸阳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畅的官僚体系。
对于变法，秦孝公是真诚的，商鞅也很真诚。孝公对于这位知己，是一定要实现他当初的一个诺言的——“分土”。
他要给来自山东的知识分子卫鞅一个封邑。
他要给卫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这就是——“商君”。
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他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了劓刑，公子虔是什么人？
公子虔是嬴姓宗室，是“造父封赵城”这一支赵氏的后代。秦贵族以氏为姓，故应称作“赵虔”，而不是“嬴虔”。
秦孝公让他和公孙贾分别担任太子傅、太子师，可见公子虔的地位之尊贵。
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慎重。商鞅坚持要施以肉刑，那就无异于为自己终局打了一个死结。连秦孝公都很尊重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去触碰？
另有一说是，商鞅第二次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这新法已是推行了10年，秦民大悦，变法再无阻力的时候，还有必要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杀鸡给猴看”吗？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4）
太子驷是秦孝公所钟爱的儿子，也是法定接班人。太子驷故意乱法的时候，还是一个幼童，为何非要处罚他的师傅以示惩罚？古代的君王政治，从来就是“家天下”，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比这个更高。那么欲给太子驷加罪，最难堪的是谁？
再说，嬴渠梁生前可为商鞅挡住任何滔天洪水，但却管不了死后的事。“割鼻子”事件深深触痛了太子驷，这是商鞅为自己打下的第二个死结。
他忘记了他的卫国老乡——改革家吴起的命运。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去了楚国，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为相。吴起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较疏远的公族，照样是大刀阔斧。然而，楚悼王一死，满怀怨恨的贵族就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
这事情就发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前车之鉴，可以忘乎？
站在历史巅峰的商鞅，可能想不起这些。他的目力所及，是下一个更辉煌的成功。
据《商君书》透露出来的思想，商鞅的治国理念，有浓重的军事主义色彩，他认为解决战斗力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他对百姓的管理，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商君书·外内》），也就是说，通过赏赐使百姓不怕死；通过严厉的统治，使百姓不贪生（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
在这种极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贪生不怕死，秦军的战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强了。
那么秦国马上就面临自穆公以来未能完成的东扩计划了。
东扩，目标之敌就是强盛的魏国。
在秦孝公七年，魏国为对付韩、赵等国，曾经向秦国示好，魏惠王还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有过一次会盟。
虽然在会盟后，发生过上述秦国三次偷袭魏国的事件，但魏国一直无力西顾，等到魏国渐次摆平了东、北方，秦国才感觉形势不妙。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双方再次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秦国乖乖归还了偷袭得来的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双方暂时无事。
但是商鞅始终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对秦孝公说过：“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认为，如果魏国得势，它就会“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势，那就是我们收复河西的机会了。
商鞅的判断没有错。到秦孝公十八年，魏国彻底腾出了手来。这时，魏国已是超级强国，“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魏惠王联合了十二诸侯，去朝见天子，要跟秦国算偷袭的总账了。
据《战国策·齐策》里苏秦的说法，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与秦孝公商量：“魏国现在势大，令行于天下，跟随他们的人太多。以秦一国，去应对大魏联盟，恐怕不行。请君上派我出使魏国，我必有败魏的妙招。”
商鞅见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国的力量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大王所联合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不过都是任凭大王驱使的小喽啰，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东伐齐，这样赵必然跟你们合伙；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然跟你们合伙。大王要是有伐齐、楚之心呢，则天下都跟你合伙，您的王者大业也就成了。您还不如先称王，然后图谋征伐齐、楚。”
这番话，魏惠王果然听了受用，于是不再图谋伐秦，而是立刻“去侯称王”，过起了天子的瘾。魏惠王称王后，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会盟，邀请宋、卫、邹、鲁等国，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前往，尔后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此事激怒了韩国，对魏惠王的会盟进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庞涓联合赵国伐韩，包围了韩都新郑。韩求救于齐，齐立刻派兵来救，军师就是着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设伏，死死困住了魏军，万箭齐发。魏将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遂使竖子成名”，之后拔剑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齐军生擒。魏惠王无奈，只能向齐国求和。
魏惠王上了商鞅的当，自食苦果。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的第二年，齐、赵又与魏国交兵。
天赐良机终于到了！
商鞅就在此时，奉奉孝公之命，要来取河西之地了。
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魏再次陷入腹背受敌之境。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5）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臣将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魏惠王就封公子卬为大将，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进屯吴城。吴城，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坚固可守。
秦军到了河西边境，就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
秦、魏两国的这一仗，大有可观——
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棋逢对手。
但是，魏国来的是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
秦国方面呢，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兵打仗，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究竟能行否？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商鞅自变法以来，行事似乎就有天助，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
他与公子卬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正如公子卬所说，商鞅的游魏岁月，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
既然是旧相识，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是要“杀熟”。
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自己，只按当初部署，先礼而后兵。
他正欲修书送往秦营，劝商鞅罢兵，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现在城外。”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启开书信细读。
那信的意思是说：“我与公子您相处甚好，情同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怎能忍心起兵，自相残杀？我意欲与公子您相约，各自抛弃兵车、卸下甲胄，相见于玉泉山，痛饮一番。公子如肯同意，就约个日子吧。”
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读罢竟大喜，拍案道：“吾意正欲如此。”于是厚待使者，写了一封回信。
公子卬说：“相国不忘往昔之谊，给秦、魏之民以安泰，这正合我意。三日之内，请相国定下日期，敢不听命？”
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一见回信，冷冷一笑：“吾计成矣。”
于是他又派人入城订日期。所派的使者对公子卬说：“我军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国，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全军便拔寨尽行撤走。”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麝香，传话说：“此二物为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旧情，永以为好。”
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平日感觉太好，见了商鞅这番表示，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于是不疑有诈，写了回信答谢，订下了相见的日子。
秦军大营立刻传出军令，由公子少官率领，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将士皆放假，打猎改善伙食。
秦军前营这一动，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吗？否。眼下就是一例！
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一大早上，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大声吆喝：“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
公子卬听了，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便也用车载了酒食，还有一个乐队，乘车赴会。他所带的随从护卫，人数上与商鞅相当。
魏军300人旗帜华丽，车马辚辚，迤逦往玉泉山行去。
那玉泉山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这是什么样的险地，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
看来，人如果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
春秋已是无义，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商鞅固然有“南门徙木”的优良诚信记录，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而对敌方主帅，诈还诈不过来呢，要诚信又有何用？
出发前，有一个名字叫“错”的裨将，苦苦谏道：“秦乃夷狄，素无信义，请不要去。”
公子卬说：“以往，我与商鞅二人，都在已故相国公叔痤手下做事，商鞅有大志，但大王不能用其材，我甚惜之。商鞅要走，我赠给百金，拿去贿赂秦臣景监，他才得见秦伯。商鞅既受我大恩，怎能欺于我？”
从这个道理上说，商鞅如要骗公子卬，确为不仁不义之至，但这只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那就大不同了。
裨将错见主帅迷糊，又再三劝谏，公子卬不听，坚持要去会盟。
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满脸是真诚笑容。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1）
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也无兵器，于是一百个放心，欣然拜会老友。落座之后，两人叙起昔日交情，都有不胜沧桑之感。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商鞅更是诚恳，魏国方面的随从听了，无不欢喜。
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主要的事谈罢，就宣布开宴。
公子卬是地主，先上魏国的酒席，并先敬商鞅酒。三敬三酬，乐队也演奏了三次。
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就命撤了魏国筵席，另用秦国酒菜。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叫乌获，能力举千钧；另一个叫任鄙，能手格虎豹。两人伺候着主宾，样子很怪异。因是军前宴席，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公子卬也不以为疑。
商鞅一边举爵劝酒，一边以目视左右。左右会意，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山下顿时杀声响应，声震峡谷。
公子卬饶是愚蠢，也被这喊杀声警醒，质问道：“杀声何来？相国莫非要欺我否？”
商鞅笑道：“暂欺一次，以后再告罪。”
公子卬心慌，便欲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抱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左右，将公子卬绑住。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将公子卬的车仗、随从全部俘获。
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并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魏国随从，而是因为他们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的裨将正是那位有先见之明的错。可是错将军这次也看走了眼，他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一见不好，有上前格斗的，但都被两位大力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就这样从从容容地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的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这一来，穆公的伟业虽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已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的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后来的纵横家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河西之地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有一个说法是：此后七年，有一位自称公子卬的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但此说不大可信。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由于此役而达于巅峰。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该地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由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2）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让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又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