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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岩前的秘密农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支援队，一个名叫蔺南璋的伤科神医，听说工农革命军许多战士受了伤，立即带着他的徒弟们，上山赶采草药，将药柜里的伤科沫药全数拿来，为战士们疗伤，忙得浑身是汗。在文家市附近的专事制作茴饼的作坊，将成箱成箱的茴饼送往部队……
毛泽东浮想联翩，他对何长工说：“十年前，我就吃过这种茴饼，没想到，十年后，又吃上了文家市的茴饼，这种饼，可不容易吃上啊！……”
不过，由于这里的老百姓参加农民运动后受过残酷镇压，不知道工农革命军能不能站住脚，也有不少农民害怕部队一走，土豪和挨户团再来报复，许多人白天都不敢接近那些起义官兵。只有到了晚上，才有一些人悄悄地找来，与革命军官兵们谈这谈那，他们关心的恰恰也是革命还有没有希望……
入夜后，疲劳过度的战士们都已进入梦乡，而地处文家市街后的里仁学校里，却灯火长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金黄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草丛里蟋蟀叫个不停，夜幕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瓜棚和草丛之间穿行。透过里面的灯光，空明月色之中，可见里仁学校门前，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大门旁，两名士兵持抢挺立。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5）
此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部就设在这所学校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这间教室里进行。
人们当时都不会想到，一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这所学校里召开。
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等前委委员和师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何长工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众人便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近10天来路线、军事等工作进行了总结。
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从成绩、失误两方面看待了暴动后的斗争，没有一味歌颂，也没有否定一切。
大家认为，湘赣边秋收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发动起广大农民进行斗争，在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造成了土地革命的声势。虽然打了一些败仗，牺牲了不少同志，但这主要是形势不利造成的；同时，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缺乏战斗经验，一些指挥员打了胜仗就骄傲自满，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指挥不力，也给了敌人以可趁之机。
随后，会议围绕“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四、
在昏暗的灯光下，前委委员们围绕着部队到底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各抒己见，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部队在文家市汇合，紧接着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部队该往哪里去？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呢，还是后退，向湘南进军？
当时与会者自然不会想到，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过却明白，这直接关系到目前部队的生死存亡。
身为师长的余洒度，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此时仍是力主进攻。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暴动以来，部队伤亡很大，但我们还有力量，还有一千五百余人。还没有输到不剩一兵一卒嘛！我看还要打，还要进攻。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一次不成，再打！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前委应该再组织力量，打下浏阳，再直捣长沙！”
副师长余贲民有些犹豫，态度也不很明确。不过从他的倾向看，还是主张继续在当地打下去，不大赞成退却。
三团团长苏先骏这时显得神情沮丧，他虽然在浏阳东门失利后提出要继续打长沙，可是此时见到一团、二团的情况，好像没有了主意，只是表示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实在难办……”此时在苏先骏的心中，涌出一股悲观丧气的情绪。
军事总指挥卢德铭，早已成竹在胸，他不急于反驳余洒度，只是明确表示：“我们先听听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就明确表示：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等到输尽一兵一卒时才肯罢手？”
余洒度这时又提出，“不打长沙，至少也要先打浏阳！”
毛泽东当即摆出不利情况说：“打狗还要靠面墙，现在，张国威的两个团正在浏阳屯兵守城，还有两个团驻守长寿街，而我们就剩这点血本，难道还要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客观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跟着变，不变就要吃亏。我们现在最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留下这点革命的种子，以图东山再起！”
听到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一些前委委员也有点感到费解，不正是这位前委书记在起义前传达的方针，要夺取长沙吗？如今怎么带头变了？
其实，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实际的优点。从9月9日到19日这不过10天的光景，毛泽东的头脑便转过了几道弯。
早在“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便提出过“上山”的意见，显然是不主张以弱小的力量去进攻大城市。但是当时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相关领导人却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1917年的时候了”，加上听到一些人激昂的表态，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于是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不仅提出要夺取湖南全省，还要“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6）
人的认识不可能始终都是正确的，然而深入实际的人最容易迅速察觉并纠正自己的误差，使主观与客观统一。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秋收起义虽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三个团刚刚举事就遭挫败，说明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而且自己的队伍正面临危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
考虑到以上情况，毛泽东于是在前几天的东门失利后，就提出要停止打长沙，要求部队南撤，避开眼前的强敌。至于撤到哪里，当时还无法确定，不过要向罗霄山脉方向走，总之是要“上山”找有利的地方。
为了使前委们达成共识，不致于在这关键时刻引起矛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很多……
但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的偏远山区”这一见解，顿时使前委委员们感到意外，也感到新鲜。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的则表示赞同。
五、
好在，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立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卢德铭说：“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则继续说，“我们在湘赣边界举行了秋收起义，就等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虽小，乃可燃烧万顷之田。我们这革命的火种，一定能够将旧社会烧个稀巴烂。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广大农村，敌弱我强。如果死抱昨天的决定不放，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承认暂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了解官兵的反战情绪，主张拿这点武装到大城市去与敌人硬拼，盲目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势必要葬送我们这支秋收起义部队，势必导致我们这次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彻底失败。”
一听到毛泽东主张到农村去，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马上又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打长沙，也不能到山里去。此时，有人又拿出了一条理由，提出：
“过去我们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有那么大的声势，好几百万农会会员。不能只看到我们革命军的人少，只要一打过去，就会有农民暴动响应。”
这一意见，一时倒是燃起了不少人的希望。
“过去总讲群众运动的力量如何伟大，农民革命性如何强，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不正好可以用他们吗？”
毛泽东最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就在这年的四月，他还写过一篇引起世界注目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马上用形象的比喻同大家说：“农民运动好比一把雨伞，打开很大，收起很小。过去能把它打开，靠的是伞骨，也就是农会骨干。‘马日事变’以后，农会骨干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没有剩下多少，怎么能把农民发动起来呢？”
许多到会者联想到前几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象，并没有预想的那种群众热烈响应的热潮，马上又感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空喊群众运动的人，这时也找不到买际的例子来反驳这番话。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7）
不过争到最后，有人又主张：“我们还是向南走，到广东去，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吧。”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最大的军队，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所以这番话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
而毛泽东对这一意见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秋收暴动前，他就反对把湖南的军队调到广东，认为湖南民众的条件比广东好。眼下，叶、贺部队的胜败不详，甚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去追呢？不过鉴于多数人的愿望，毛泽东没有激烈反驳这一意见，还是耐心讲解就地上山的意义，并解释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号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又用形象的比喻说：“打个比方说，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就是因为它的根扎土很深；水上浮草之所以随风飘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没有扎进土中。敌人在农村控制的力量薄弱，就有利于我们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显然，毛泽东有理有据，口才又好。余洒度虽然在黄埔军校就当过宣传科长，苏先骏也在河南省委工作过，也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一次，面对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他们却显得理屈词穷。
毛泽东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进一步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山大王’！”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又有人嘟囔着。
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解说道：“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那我们到哪里去当这个‘山大王’呢？”余洒度不无嘲讽地问道。
“就在这里。”毛泽东胸有成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道。
众人立即凑过身去，只见毛泽东指的是萍乡以南的罗霄山脉一段。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最适宜我们落脚。”
余洒度等人此时虽不再坚持打长沙，仍表示南下可以，却要去追赶叶、贺部队。
争吵了大半夜，卢德铭眼见得再争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统一，便主张举手表决一下。
大家一致同意举手表决。
六、
这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决议议案。
毛泽东话音未落，卢德铭带头举起手来。
卢德铭目光如炬，将胳膊高高地举起，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他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认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投了赞成票。他的这一票，可以说对决定部队的方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人一见总指挥卢德铭已经率先举手了，又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便大都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亲自点了一下人数，便道：“赞成的同志还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就请毛泽东同志宣布决定吧！”
毛泽东站起来，最后宣布道：“现在前敌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为保存实力，部队明天向湘南方向前进。”
散会以后夜已深了，毛泽东由师部副官杨立三陪着，穿过长廊，绕过香气浓郁的桂花树，到各个房间里看望了已经熟睡的战士们，随后回到分给他住的新斋第二间房子。
回到房间，毛泽东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天毛泽东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8）
杨立三此时对毛泽东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
“毛委员，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文章，对我们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怄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忙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
——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泽东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