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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荣格的文化阐释并不是那种很少怀疑和批判色彩的“浪漫”阐释。 正如巴纳比和达西尔诺所说的那样，这本论文集旨在“详问”荣格阐释学的“双重标记”
，它因而越出了对荣格作传统的“意义神话”式读解的范围。“显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荣格恰当地安放在荣格式阐释学很可能与之对抗的‘怀疑的’阐释学（这里我们想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以及利柯所谓‘怀疑派’大师们的阐释学，同时还包括后结构主义者们解构的、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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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的背景中，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指出：荣格的阐释学远比过去所认为的要更加‘怀疑’和‘批判’得多。“
显然，仅仅指出荣格的阐释活动具有冗长繁复、定义不确、具有明显的歧义性和多元性是不够的。 荣格的多元论倾向建立在对语言（或至少是那种定向性思维的语言，即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的语言）的深刻怀疑上。 荣格积极的、肯定性的阐释学中的这一否定性的方面，荣格对“与意象直接照面的语言的怀疑”
，从下面这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总是故意将一切旨在成为形而上性质的东西置于心理学理解的光照下，并总是尽最大努力防止人们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权力词汇（ｐｏｗｅｒｗｏｒｄｓ）。
巴纳比和达西尔诺根据这段话和《荣格文集》第五卷中的另外两段话指出：荣格旨在破除语言神话的这些说法，应该被视为他的阐释准则。 这也就是说：荣格的阐释方法始终与“沉默的边缘”
，与那些一直拒绝被阐释的精神“外围”相沟通。 这使荣格的阐释方法有别于另一些阐释方法，即那些曾被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希里斯。 米勒指斥为“绕过”
“内含于语言之语法功能和逻辑功能中的修辞作用的干扰”的阐释方法。 这些阐释方法以其意义的确定性和逻辑性体现了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倾向”
，它们因而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经过了过滤或不再与“外围”相沟通的阐释方法。 与这种阐释方法相比，荣格在语言上的“迂回”
却是一种蓄意的策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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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面对的是无意识的“前语言学的语言”。
正因为荣格在上述诸方面显示出他的“后现代”
意义，一些学者（例如社会学家Ｒ。 克文。 亨内利）
才认为：荣格的阐释方法应该从库恩的“范式转移”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的角度去看待。 对此，巴纳比和达西尔诺的看法是：“无论荣格的方法应该被视为‘硬’科学领域还是阐释科学、文化科学领域中的范式转移，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随着它最终被诸多学科内化和吸收，其全部复杂性将继续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应验了玛丽－路易丝。 冯。 弗兰茨１９７２年说过的一段话：
从现在起，三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讨论他的工作和著作。这就是说，荣格是如此地领先于他的时代，以至直到今天，人们也只能逐渐地追赶他的种种发现。（《荣格：他的神话于我们的时代》，纽约，１９７２年。）
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荣格的后现代意义是在其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件”和当代阐释学关于方法问题的论争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德里达、巴尔特、米勒和保罗。 德。 曼等解构主义大师在语言、文本、意义等问题上的激进而富于启迪的说法，无疑照亮和凸现出荣格思想中某些过去一直蔽而不显的侧面，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荣格的多方面的、荜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我们也不敢说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后现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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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西方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荣格的贡献，荣格对意义所具有的无意识侧面的认同和对集体无意识的“存在”的承认，既是激进的又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把意义从意识的樊篱（即从其逻各斯中心的认同和取向）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把价值和现实（无论是多么不同和多么混乱）与无意识意义协同起来。”
（《荣格与人文学科：走向文化阐释学》）
确实，正是在对已知意义的否弃和对未知意义的寻求中，我们发现了试图通过对象征进行比较和阐释来重建精神家园的荣格。荣格有一句名言：“阐释是那些感到不理解的人的事；只有那些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才具有意义。”这一悖谬的发现（即意义并不见于我们已知的事物中而是见于我们所不知的事物中）既具古代性又具当代性，它既使我们看到荣格对象征之古老价值的执著，又使我们联想到德里达在对意义的否认中寻求意义那种貌似与传统全然相悖的批判态度。巴纳比和达西尔诺说：对荣格的重估，需要把荣格的思想与当前在意义问题上的批判性倾向关联起来。 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可能会为问题的研究打开一个丰富的和相互有利的领域。 后结钩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解构主义的思想，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批判性视点，从这一视点可以形成对荣格的当代理解。 例如，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自由地从解构主义的视点去对荣格作一简略的分析，难道我们就不能将他的无意识心理学和非理性心理学安放在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外围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将他所做的大量工作，视为对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吗？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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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由于所有的人都相信（或至少是力图相信）理性意识的毋庸置疑的优越性，为了建立起一种平衡，我不得不强调无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要性。”
这难道不是明白地（虽然没有德里达那么激进地）表明了他的解构意向吗？的确，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自由地使用“解构”这个术语，我们难道不能说，荣格正是站在意识和理性的外围，从一个边缘的立场出发，着手对他那个时代的种种“最坚执不放的安全保障”
（其中首先是“理性意识的不容质疑的优越性”）进行解构的吗？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荣格对那些历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和外围状态的精神现象的所作广泛探索，与解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有某种平行的关系。 他对无意识的种种显现，对梦、幻想、幻觉、秘教、炼金术、星相学、心灵学、诺斯替主义、神秘主义、瑜珈、禅宗、佛教、道教、原始仪式等种种非理性、非逻辑、非科学的领域都进行了大胆的涉猎。 这些涉猎既使他招致种种非议，又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使他最终得以对心理现象的象征性质和超个人性质有更深入的洞察。 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比这一回报更重要的是，荣格在知识学领域中的这一大胆举动，动摇了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的稳固地位，从而极大地加速了西方文化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 如果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那么，在荣格的工作和德里达的工作之间，便确实存在着一种遥相呼应的“平行”关系。 荣格用这样一句话表明了他对意义问题的看法：“心理现象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仅仅从一面去看，而应该同时从两面去看。”此外，他也曾借用狄斯雷里（Ｄｉｓｒａｅｌｉ）的一句话说：“不要把太多的重要性赋予那些重要的事情，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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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性也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不重要。“
这两句不应忽视的话，难道不正可以理解为荣格式“解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吗？
确实，正如巴纳比和达西尔诺指出的那样，熟悉解构主义的理论，无疑能对处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荣格有更清楚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是也可以说：荣格的后现代意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当代思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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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世界性地位与影响ｒｏｎｇｅｄｅｓｈｉｊｉｅｘｉｎｇｄｉｗｅｉｙｕｙ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一、“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无意识心理学逐渐为世人瞩目时，在瑞士马乔列湖畔的阿斯科纳，居住着一位新近丧偶而过早孀居的奥尔加。 弗罗贝—卡斯泰因夫人。 这位夫人非常富有，并且喜好想象，因此希望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也许是出于天意，也许是出于巧合，她那时正在接受心理分析。 于是，在决定用自己的钱财作一些有益的事情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这一事业最好与心理分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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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她特别想到：她应该充分利用她的庄园和宅邸。于是，在自己的领域上，她修建起一个可以用来开会的大厅，打算把它用作名人学者们讨论问题的场所。１９３３年夏，她邀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去她家聚会。 首批接受邀请的有荣格、著名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 齐美尔、伦敦巴利语研究协会主席里斯。 达维兹夫人、瑟德布洛姆的信徒弗里德里希。 海勒。第二年，马丁。 布伯也加入了这个团体。此后，这个团体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名人被席卷进来。 这些人中有的当时就已经声名卓著，有的刚直到后来才崭露头角。 他们中包括：荣格、马丁。 布伯、鲁道夫。 奥托、约瑟夫。 坎培尔、让。 达尼埃卢、米尔恰。 伊利亚德、埃尔温。古迪那夫、弗里德里希。 海勒、海因里希。 齐美尔、格拉迪斯。 范。 德。 莱乌、埃里希。 诺伊曼、保罗。 蒂利希……
一开始，这个为讨论广泛的文化和思想问题而举行的聚会并没有特定的名称，后来，根据鲁道夫。 奥托的建议，它的名称被定为“埃拉诺斯”
（Ｅｒａｎｏｓ）。
“埃拉诺斯”源于希腊文，据说它的含义是能促进每个人食欲的一餐。 约瑟夫。 坎培尔后来曾提到：这个词最有助于激发在欢宴场合下，思想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流。讨论会的参加者很快便一致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东西方思想能够汇合在一起的共同场地；聚会的宗旨应该是最充分的拓宽眼界，以便探讨在思想上最具重要性的问题；讨论中不应存在任何专业上的隔阂或是私人间的隔阂。在荣格的发动下，学者们对无意识心理学进行了第一次有意义的探讨。１９３３年，荣格再次在埃拉诺斯会议上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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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
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这次发言同时涉及原型的象征。此后，他又专门讨论过炼金术的象征。 正如埃里克。 夏普指出的那样，虽然埃拉诺斯讨论会并没有故意打算要成为荣格派的聚会，但这些会议事实上的确被荣格的个性和理论所左右。关于这一点，普罗戈夫《在埃拉诺斯聚餐会中》的说法可供参考。普罗戈夫写到：“埃拉诺斯会议决不是用来探讨荣格的原型理论的，但一般说来，原型的观念在整个埃拉诺斯会议讨论的人类生活的概念中却占有中心地位。”
（转引自埃里克。夏普《比较宗教学史》第２７４页。）
夏普本人在谈到荣格对埃拉诺斯会议参加者的影响时说：“诚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对荣格的依赖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也已指出了其他一些人是荣格的合作者（基耶伦尼、齐美尔）。在剩下的人中，我们可以提到埃尔温。 诺伊曼（引者按：应为埃里希。 诺伊曼）
，他的专著《伟大的母亲》很有分量；可以提到南美小说家和探险家劳伦斯。 范。 德。 波斯特，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内地的历险》和名著《非洲的黑暗前夜》，都深刻地表现了‘荣格主义’的主题。“
（《比较宗教学史》，第２７６页。）
此外，夏普特别提到当代两位最著名的神话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学者——约瑟夫。 坎培尔和米尔恰。 伊利亚德。美国学者约瑟夫。 坎培尔多年来一直承继荣格的思想，在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内作了大量工作。 夏普对他的评价是：“他勤奋惊人，事实上试图对神话作完全荣格式的解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四卷本的《上帝的面具》（四卷的书名分别是：《原始神话》、《东方神话》、《西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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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荣格：神话人格
话》和《创造的神话》）。
《东方神话》中的一段话，充分表现出荣格的影响：
普罗米修斯、约伯、闭眼坐着的佛陀、睁眼四处走动的圣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人类理性和尽责的个人、超自然的启示和上帝统治下的一个真正的社会、瑜珈论者在内心的巨大虚空中的滞留、自发的与天地之道的一致——已从四个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了。 现在是十分冷静地既看到它们各自的幼稚，又看到它们各自的伟大，对它们既不要迷恋也不要鄙弃的时候了。（转引自《比较宗教学史》，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米尔恰。 伊利亚德（Ｍ。Ｅｌｉａｄｅ）也如约瑟夫。 坎培尔一样，在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他生于罗马尼亚，早年研究哲学，后来去了印度。 他精通多门外语，二战期间在葡萄牙和英国的外交机构中服过务，战后成为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１９５７年之后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功勋教授”。
伊利亚德著述惊人，可以提到的主要有：《永恒复归的神话》（后来以《宇宙与历史》为名重印）
、《比较宗教学的各种模式》、《瑜珈：不朽与自由》、《神话、梦和神秘教》、《神圣与渎神》、《象喻与象征》、《锻炉与熔炉》、《萨满教：古代的出神技术》、《靡菲斯特与两性人》等等。 伊利亚德二战前主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战后主要用法语写作，后来，他的著作基本上都被翻译成英文，因此，他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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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埃拉诺斯聚餐会的一名成员，伊利亚德十分赞赏地提到荣格对他（以及对整个“埃拉诺斯”）的影响：
由于荣格揭示了“集体无意识”
的存在，对于那些古老的宝贵财富如神话、象征、以及古代人性的形象的探究，开始类似于海洋学和洞穴学的技术一样（形成）
……同样，由于深层心理学家们发展起来的技术，古代的精神生活方式，埋葬在“无意识”中的“活化石”
，现在变得能够予以研究了。（《在埃拉诺斯聚餐会中》，转引自《比较宗教学史》，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由此而进行的研究确实可谓硕果累累。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荣格的思想并未对其他任何人发生作用而仅仅影响了坎培尔和伊利亚德，这一影响（通过坎培尔和伊利亚德的意义深远的著述）也是十分巨大的。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５１年，埃拉诺斯会议一共举行了十九届。在每一届会议上，荣格都提交了很有分量的论文。 这些论文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
，无论在给予灵感、提供启发还是在训练思想方法方面，均对一批未来的学者发生了重要影响，从这里也像从其它地方（苏黎世大学、布尔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库斯那赫特、在维也纳和纽伦堡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学术交流、在苏黎世心理俱乐部举办的分析心理学研讨班以及后来成立的荣格学院）一样，荣格的国际性声誉正在缓慢而稳固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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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荣格：神话人格
和扩散。
二、若干当事人的回忆
文森特。 布罗姆（ＶｉｎｃｅｎｔＢｒｏｍｅ）在《荣格：人与神话》一书中，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当事人的直接采访，展示了荣格生活中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细节。 这些细节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荣格性格的某些侧面以及他对他人发生影响的方式。据一位当事人回忆，一九一九年七月，应英国皇家医学会精神病分会的邀请，荣格赴伦敦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在这次访问英国期间，荣格作了《论精神病的心理发生学问题》的专题报告。 报告会由威廉。 麦克道高主持。 这位德高望重然而性格执拗的苏格兰人绝不打算轻易接受任何“异端”思想，然而在认真听了荣格的报告后，他觉得荣格的思想不仅在经验上是可信的，而且在科学论据上也是站得住脚的。 他因此说了这样一句话——“瑞上总算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另一位当事人回忆，另一次，荣格在伦敦塔维斯达克医学研究班上，用英语对许多“持不同观点”的医生连续作过五次报告。“一开始，荣格便吸引了所有的听众，仿佛他们全都着了迷似的。会场异常安静……他表情自然、举止洒脱，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知识渊博，能言善辩，而且很富于幽默感。”
还有一位当事人回忆：荣格在伦敦讲学期间，曾去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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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世界性地位与影响 ３０２
博物馆阅览室核实资料，但他没有查阅证，于是便去了馆长办公室。“你是谁？”馆长办公室一位职员问。“我是瑞士来的医生……名叫荣格。”
“是不是同弗洛伊德、阿德勒一样大名鼎鼎的那一位荣格？”
该职员立刻变得很有兴趣地问。“不，不是。”荣格回答说，“不过我的名字也叫荣格。”该职员虽然很失望，但还是允许了他入室查阅。在美国访问期间也发生过同样有趣的事。 那是在荣格应邀去耶鲁大学讲学之际。 此前，在英国，荣格已经习惯了在小礼堂那样的场合对听众演讲，这一次，他也向校方提出同样的要求。 但美国东道主的说法是：一开始，将安排他在一个大会堂作报告。 以后，如果听众减少，再改在小会堂。 东道主一再向荣格解释，不论访问者是谁，其地位和声望如何，都是这样安排的。 出乎东道主意料的是：第一次演讲时，大礼堂中的三千个座位，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空着的。 可以想象，荣格在空荡荡的礼堂中给大约七百名听众作报告时，其